编著的《人与事》是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作家鲍·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随笔，原收录于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在本书中，作者回顾了自童年起的个人生活和创作历程，以“白描式的描写人物性格”手法，记述了他接触过的文艺界人士，包括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人。本书还收录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家卓越的创作成绩，以及作者当时的心态，为了解诗人后期思想状态提供了一些补充材料。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不曾提及的亲友关系、爱情纠葛和他最后的遭遇。

本书是由鲍·帕斯捷尔纳克编著的自传体随笔《人与事》。《人与事》的内容提要如下：

如果从每一位作家身上采摘一种品质，比方说：莱蒙托夫的强烈的激情，丘特切夫的多层次的内涵，契诃夫的诗意，果戈理的光彩夺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那么关于托尔斯泰，只限于一个特点的话，应该选用什么定语呢？

这位大谈道德、主张平均、鼓吹法制的人的主要品质，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人、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而他所鼓吹的法制，是针对所有人，不纵容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破例。

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断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而我们只有少年时代，或复苏一切的幸福高潮时，或心灵获得巨大胜利的凯旋时分，才能偶然有此观察能力。

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书信一束

译后记

附录1 帕斯捷尔纳克生平及创作年表

附录2 1957年《新世界》杂志五名编委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

附录3 公告

一

我在二十年代试写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分析了构成我生活的种种情况。遗憾的是那本书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造作——给糟蹋了。本篇随笔难于回避某些赘述，但，我尽力不重复。

二

年俄历1月29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军械胡同雷仁的楼房里。楼的对面是个神学院。不知为什么我竟会记得秋天跟奶娘在神学院花园里散步的情景。堆积着落叶的泥泞小路，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土堆，刷了色的叉形路障，吵吵闹闹的学生们在课间大休息时的游戏与斗殴。

神学院大门面对着一栋二层的石头楼房和一个能给马车夫们准备的院落。我们家就住在大门洞的上边，也就是大门的拱顶上。

三

幼年的感受是由各种惊恐和赞叹的因素组成的。这种感受像童话般绚丽，它们集中在两个中心形象上。这两个形象主宰了一切，又把一切联成一体。一个形象是马车街上摆在各家车行里的标本熊；另一个是善良的巨人，此人后背微驼，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哑，他是出版商彼康恰洛夫斯基，还有他的家，还有挂在他家中的谢罗夫、弗鲁别利、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用铅笔、钢笔和水墨画的画。

特维尔斯卡亚—雅莫斯卡亚街、特鲁巴街、茨维特诺依林荫路旁的胡同——这是令人最不放心的地方。时不时就有人拉住你的手。有些事我不应当知道，有些话我不应当听见。不过保姆们和奶娘们都不甘寂寞，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来到这花花绿绿的人群中间。一到中午，骑马的宪兵们便在军旗兵营的露天操场上操练。

与叫花子、女香客来往，与社会渣滓及他们的遭遇为邻，还有附近的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胆战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对双亲的怜悯我更是无法忍受，因为他们要先我而死，并且为了使他们能摆脱地狱之苦，我必须完成某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事业。

四

我三岁时，全家搬到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公家宿舍里去了。宿舍位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面对邮政总局。我们家在院里的一栋厢房里，在主楼的外边。

主楼是一栋古老而又漂亮的建筑物，它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好。1812年的大火没有烧到它。一个世纪以前，这栋楼房，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做了共济会分会的秘密避难所。米亚斯尼茨卡业街与尤什科夫胡同里的侧角是圆形的，那儿有个带柱子的半圆形阳台。阳台容量很大，它像壁龛似的凹入墙里，联接绘画学校的大礼堂。从阳台可以看到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延续，它伸向远方，直通几个火车站。

年，住在这栋楼房里的人，站在这个阳台上观看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运灵仪式。两年以后，又观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庆典的个别场面。

同学，老师，都站在这儿。母亲抱着我，挤在挨着栏杆看热闹的人群中间。她脚下是个裂洞。裂洞底层铺着细砂，空旷的街在等待中鸦雀无声。军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高声喊着命令，为的是让在场的人都能听见，然而站在楼上的观众都听不见他们的喊声。士兵们排着队把市民从马路上推到人行道边，市民们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静，似乎把所有的声音都给吞掉了，如同沙滩吞掉潮水一般。钟声响了，凄凉而又悠长。人们把手伸向头去的动作，像海浪一般从远处滚来，又向远方滚去。莫斯科在脱帽，在画十字祈祷。安葬的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一条一望无际的队伍的队首出现了，那是军队，宗教界，披着黑纱和系着饰缨的马匹，华丽得不可思议的柩车，身穿另一世纪的从未见过的服装的承宣官。送灵队伍浩浩荡荡，楼房的正面挂着—幅幅缀着黑边的长条布。致哀的旗帜低垂着。

绘画学校有摆排场的风气。它归御事部掌管。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绘画学校的保护人。绘画学校每次举行庆典和举办展览时，亲王都要亲临现场。亲王瘦而高。他有时参加戈里岑和亚孔奇科夫家庭晚会，那时我父亲和谢罗夫二人一边用帽子遮着画本，一边偷偷给他画漫画像。

五

院里，在各种建筑物、公务房和柴棚之间，有一栋厢房，它像鹤立鸡群。它对面是通向小花园的篱笆门。花园里长着一些年龄很老的古树。厢房地下室里给同学供应热的早点。楼梯上总是弥漫着油煎包和炸肉饼的烟雾。另一个平台上有扇门，通往我们家。再上一层，住着绘画学校的文书。

五十年之后，也就是前不久，在苏维埃时代的近期，我在尼谢罗季昂诺夫著的《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中的第125页，在1894年的标题下，读到这么一段话：

“11月23日托尔斯泰携女儿们前去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看望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该校校长，并出席了演奏会，参加演奏的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和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尔日马里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这段文字写得对，唯一一处有个小错误。绘画学校校长是里沃夫亲王，并非家父。

罗季昂诺夫记述的那个夜晚，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夜晚，我被一种甜蜜的、骚人的痛苦弄醒。在这之前，我从未尝过这种滋味。我在苦恼和恐惧中叫了起来，哭了。可是我的泪水被音乐给淹没。当把我惊醒的那段三重奏演奏完了时，我的哭声才被人听见。把房间隔成两半的帷幔拉开了，我躺在帷幔的后边，妈妈来了，她俯身在我的头上，很快就把我哄好。大概是把我抱到外边去见客人，也许是我隔着开着的门看见了客厅。客厅里烟雾缥缈，蜡烛闪动着睫毛，好像是烟雾刺痛了它们的眼睛。烛光把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红的木板照得通亮。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们的常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如同命名日时赠送的花篮里探出头来的花朵。有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团团的烟雾混搅在一起。其中一位，我后来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见面。他是画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我一生，如同伴随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是因为我父亲为他的作品绘过插图，到他家去做过客，衷心景仰他。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为什么我会那么痛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记得当时的痛苦？那时我在家中已经习惯于大钢琴的声音了，我妈妈弹得一手好钢琴。我觉得大钢琴的声音是音乐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弦乐的声音，特别是室内演奏时的组合，对我来说十分刺耳，弄得我心神不宁，仿佛真的从通风窗口传来了呼救的声音和送来的噩耗一般。

那年冬天，大概有两个人离世——安东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他们演奏的好像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著名的三重奏。

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从那时起，我能记忆了，我的意识也像成年人的意识一样，起作用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长久的间隔或失误。

P3-9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学界的一个特殊现象。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气氛很浓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杰出的钢琴家。帕斯捷尔纳克自幼便接受各种艺术的熏陶，本人在艺术与学术方面又具有多方面的爱好。他早年专门学习过美术与音乐，考入莫斯科大学后，便一心攻读历史与哲学，毕业后去德国深造。德国新康德主义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帕斯捷尔纳克掌握英、德、法等语言，除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之外，他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与戏剧创作。

本书是他的散文、书信的译文集，重点在于翻译。翻译文学作品是“戴着镣铐跳舞”，既不能摆脱桎梏，又必须动作优美。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相当艰涩，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有时弄通他的原文内涵就很吃力，似乎读懂了又无法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有时感觉词义对了，语义又失偏颇；语意对了，感觉色彩却表达不出；感情色彩终于符合了，读起来又觉得总不是原著的味道。吃透原文很难，准确地用汉语再创作更难。

帕斯捷尔纳克命运多舛，他曾是俄罗斯诗歌界的顶峰，受到极高的赞扬，战后竟因一部小说在国际上获诺贝尔文学奖，又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他在郁闷中去世，未及完成他的剧作《盲美人》。

苏联解体前，他的名誉即得到恢复。当年被禁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在祖国重见天日。他百年诞辰时，国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如今他的作品传遍全世界。

2011年春节

帕斯捷尔纳克在文艺的崎岖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一生。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引起国际性的政治风波，他本人在国内遭到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加剧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

《日瓦戈医生》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当政十年，1964年被自己的“亲密的战友们”赶下了台。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他口述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谈及当时的苏联文艺政策时，也提到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处理经过。

他说：他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听信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汇报：“缺乏苏维埃精神”。赫鲁晓夫同意采取行政办法，禁止该书出版。

“小说的原稿流传到国外，在国外出版了，这很自然地引起一片可怕的叫嚣和吵闹。我不知道那部作品在什么程度上适合于诺贝尔奖金的标准，但他们把奖发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吵吵闹闹愈演愈烈：苏联政府不准作家接受奖金。”赫鲁晓夫说：“我向同行们建议：‘咱们当众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如果愿意，可以让他出国去接受他的奖金。’但是由于某种情况，他在报纸上做了回答，说他没有为此目的提出出国的要求。我至今后悔当时没有把那部小说印出来。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手段来下结论。如果当时把《日瓦戈医生》印成书，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我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有人会反驳我：‘为时太晚了。’不错，是太晚了，但晚些总比永远不表态好得多。对这类问题，我不应当支持苏斯洛夫。应当让读者对作者作出评价。结果恰恰相反，作者花费了精力写了书，全世界都承认了它，而在苏联却用行政手段禁止了它……”

赫鲁晓夫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了苏斯洛夫。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是被迫发表声明的，并不像赫鲁晓夫讲得那么轻松。

当年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大骂帕斯捷尔纳克的谢米恰斯内，过了三十年，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我记得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赫鲁晓夫把我们请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其中有我，有阿朱别依。苏斯洛夫已在那里。他说：‘我把速记员叫来，你们不反对吧？’把速记员叫来了。他说：‘你明天做报告？’我说：‘是的。’‘你在报告里应当整整帕斯捷尔纳克，你不会反对。我们现在议论一番，然后你们对文字加加工。最后有苏斯洛夫审阅一遍——明天就讲……’他讲了有两页。当然，从他的激烈的立场，说什么‘连猪也不会在自己的圈里拉屎……’……那里还有这么一句话：‘我想，帕斯捷尔纳克如果那么想呼吸自由空气，他若想离开我们祖国，苏联政府不会反对。’当他讲的时候，我说：‘尼吉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代表政府讲话！’他对我说：‘你讲，我们鼓掌。大家就明白了。’结果就是如此。”

处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是西蒙诺夫。他当时是《新世界》杂志主编。他读了《日瓦戈医生》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相当于三万汉字)。他请副主编克里维茨基及三位年龄最高的编委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约夫和费定提出意见。最后以五个人的名义给帕斯捷尔纳克退了稿。西蒙诺夫是为那部小说的性质定调的人。

二十年后，西蒙诺夫在回答一位德国作家的信中，讲了他当时的想法与做法。他写道：“我不想因固执而断言，当时我们的每一个论断或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对的，自然，我认为，在这些或那些细节上我们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对长篇小说作者所持的立场的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我至今也不否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政治形势、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8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誉得到平反，苏联作协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决定出版他的五卷集，将他的故居改为故居纪念馆等等。

198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第一次在苏联用俄文发表，比国外出版该书晚了三十一年，而且发表在当年拒绝发表该作的、西蒙诺夫任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

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展览会。在开幕式上，瑞典驻苏大使馆贝尔纳给展览会送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书，并决定在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为1989年获奖者举办的招待会上向帕斯捷尔纳克颁发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应得到的奖章。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和儿媳乘机前往斯德哥尔摩。12月9日，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雷·阿连教授在众多宾客面前将诺贝尔奖章交给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阿连教授还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发的两封电报，说瑞典科学院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贝尔奖是被迫的，经过三十一年后，令人遗憾的是，获奖人已经不在人世，现在将他应得的奖章交给他的儿子。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阿连最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30周年时，国际天文学家组织还宣布将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颗星辰命名为“帕斯捷尔纳克星”。

在这里，再向读者交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家中各位成员的情况。

帕斯捷尔纳克父母于1921年离开苏联，旅居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193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及两个妹妹移居英国。

1939年母亲去世，享年71岁。

1945年春，父亲住院动手术治疗白内障。视力好转，他出了院，回家不久，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位妻子卢里耶离婚后，二人并没有反目，一直互相关心。帕斯捷尔纳克定期给卢里耶母子送去抚养费，时常去看望他们，在她家里给儿子弹奏钢琴。战争年代，卢里耶母子疏散到大后方，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那里供应较好，她几次托人往莫斯科给帕斯捷尔纳克捎些食物。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使她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病倒了。1965年7月10日在孤独中悄然逝世，享年65岁。

她一生梦想成为专业画家，热心于先锋派艺术，可惜她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1996年，帕斯捷尔纳克第二个妻子季娜伊达·奈高兹离开了人世。苏联出版社长期拒不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她没有收入，本人又没有养老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难。在不得已时，她只好出售家中的遗物，最后连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一批最珍贵的书信也卖了，但她为俄罗斯保存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彼列捷尔金诺村的故居，使它没有遭到破坏。

晚年，她口述了一篇回忆录，由女雕刻家马斯连尼科娃代书，成为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容忽视的第一手资料。

帕斯捷尔纳克与情人伊温斯卡娅相处14年。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没有想到他死后伊温斯卡娅会遭到新的灾难。1960年8月16日，她再次被捕，罪名是“走私犯”，判处八年徒刑。半个多月以后(9月5日)，她的女儿、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三年级的伊琳娜，也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接受外国人的钱款，判处三年徒刑。他们的家产被没收。

1988年，伊温斯卡娅恢复了名誉，1995年逝世，女儿移居国外。

伊温斯卡娅生前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时代的囚徒》，详细地记录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女儿也写了一本书，名为《波塔波夫胡同的传说》。

伊温斯卡娅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生活对我一点也不慈悲。可是我不抱怨，因为生活给了我爱。”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弟亚历山大从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毕业后，成为建筑工程师。莫斯科留下了他设计的一些建筑物。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父母兄妹的生活经历。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妹约瑟菲娜，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生于莫斯科，死于牛津，享年93岁。

约瑟菲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她看到父亲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曾钻研托尔斯泰思想。她认为人类凭借爱心和基督教义可以使世界变善。

约瑟菲娜在国外与远房亲戚，比她年长二十岁的表兄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80—1976)结了婚。1938年约瑟菲娜在柏林以安娜·奈的笔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座标》。后来她在巴黎又出了一本诗集《怀念佩德罗》。

约瑟菲娜她在家中讲的是俄语，用的是俄文。她无时无刻不怀念故乡莫斯科。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妹利季娅出国后成为生物化学家，教授，与英国人斯莱特结婚。她同时又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英文译者，她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于1958，1959，1963，1972，1973，1980年多次重版。

利季娅得知大哥病危后，立刻在英国办理手续，以便回莫斯科探望临终的大哥。可是她久久等不到苏联发给她的入境签证。最后，她拿到了入境签证。当她赶到彼列捷尔金诺时，大哥已经下葬数日。她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悲痛，满眼泪水洒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

帕斯捷尔纳克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年了。时间没有磨灭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日益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所热爱。

200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