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擅长说谎话，它可以让“我”左右逢源。

说谎话可以帮“我”避免麻烦，说真话反而让“我”深陷泥淖。

为了找到好工作，“我”夸大了自己的个人简历……

我们都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习惯自欺欺人。

孩子为了逃避惩罚、迎合父母的期望而说谎。

性格外向的人害怕孤独，为了融入圈子而说谎。

布莱尔与小布什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制造谎言发动战争。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用数字欺骗投资者，导致金融危机。

壳牌公司为了巨额利润戴上“漂绿族”的面具，加剧全球变暖。

人们为何说谎？如何说谎？怎样分辨谎言？

《我们为什么说谎》作者多萝西凭借自身25年心理咨询的临床经验，对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加以分析，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漂绿族”、作品抄袭、虚报学历、毒奶粉、虚假报道、财务丑闻、票房作假……当这些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闹得沸沸扬扬时，当发现身边的谎言形形色色时，每个人心中都会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疑问：人们为何说谎？如何说谎？怎样分辨谎言？

《我们为什么说谎》作者多萝西凭借自身25年心理咨询的临床经验，对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加以分析，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在《我们为什么说谎》中她认为，从小商小贩到跨国公司，从市井百姓到政坛领袖，从咿呀学语的孩子到情报局特工，从海明威到格林斯潘，说谎成为人们的保护色，诚实反倒成了稀缺品。

说谎比说真话更容易，它出自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谎的动机有很多。为了虚荣心，为了掩饰错误，我们说谎；害怕被批评、被忽视、被拒绝，害怕失去地位权势和巨额利益，我们说谎。谎言的种类也很多，白色的、灰色的、黑色的，恶意的、善意的，大的、小的。

蝴蝶扇动翅膀，得克萨斯州可能会刮起飓风。全球变暖、2008金融危机、安然公司破产都源自一个最初的谎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谎言被戳穿时，你选择坦然承认，还是找借口推托？是终止谎言的继续扩大，还是继续编织新的谎言？

前言

第一章 我们如何辨别所见所闻是真是假

第二章 不确定的世界与虚荣的谎言

第三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第四章 我们都有说谎的理由

第五章 我们是如何学会说谎的

第六章 第一个说谎言与第一千个谎言

第七章 用专业术语编织的谎言

第八章 性格决定撒谎的动机

第九章 生活需要故事和幻想

第十章 幻想会影响人的一生

第十一章 从真相到谎言只有一步之遥

第十二章 形形色色的谎言

第十三章 婚姻的谎言与金融中的道德风险

第十四章 全球变暧是事实还是谎言

第十五章 “漂绿族”的假面具

第十六章 别被数字骗了

第十七章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谁而说谎

第十八章 “我很抱歉”只是一句公关谎言

第十九章 选择诚实，拒绝一切借口

自从我们诞生之初，我们就开始学习如何描绘有关周围环境的图画，然后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把这些图画当做真相对待。我们每天不得不相信我们那些所谓的感觉、认识是正确的，每天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我们开始怀疑这些观点，我们将无法正常生活。我小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出生在一个很奇特的家庭。我的家庭造就了我成为心理学家的潜质，但是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非常困难。我的奶奶和姑姑们都非常聪明、强势，她们让我可爱、帅气的父亲在小时候就习惯了表现得很软弱，需要被一个强壮的好女人保护。当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归来，他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正是他需要的、可以信任的、强势的好女人。但是他错了。她是一个好女人，这点他没错。父亲经常跟我说：“你母亲是个好女人。”但他的意思是她在判断力方面，即使缺乏道德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对于我母亲来说，她的信念就是绝对的真理，她从来不会承认她自己在判断力上或行为上是错的。她是固执的长老教会(长老会)的教徒，却从来不去教会。如果问她为何不去教会，她会说牧师没有批准。她永远不会承认事实，实际上她害怕同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接触。她希望自己受到反驳，这样她就能立刻反驳别人。

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她把家里和花园弄得像森林一样，以便她控制家人和任何想进来的人。如果她的命令被忽视或受到挑战，她会通过发怒、生气或者犯哮喘病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我母亲相比，加尔文和路德都是自由思想家。如果我母亲在场，任何与她意见不同的想法都不能出现。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这点。能把想到的、遇到的事情说出来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如果我说的观点或者看世界的方式与我母亲的不同，她就会对我说“你骗人”，或者“这不是真的”，并用这种方式让我闭嘴。

她一旦开口，讨论便结束了。如果可能，我宁愿走开，去查资料、看书或者回想在学校上课所学到的内容。如果查到的资料证明我是对的，我会十分欣慰。但是我跟我母亲谈的更多的是我自己。我能信任自己、正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吗？事情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

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涉及道德。我没问自己：“我是否有意或恶意地跟我母亲撒谎？”这种事对我母亲来说也与道德无关。她不会因为撒谎而斥责我、惩罚我。她绝对坚定地向我表示过我根本没有获知什么是真相的能力。她在攻击我存在的根本意义。我被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弄糊涂了，这等于否定了我所有可以感知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她和我姐姐无休止的攻击下，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能将真实感受与梦想或幻觉区分开来。我们并不是生来就能区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梦想、幻想这三者的。孩子从蹒跚学步起才开始艰难地学习如何区分这两样东西。成年之后，我们只有偶尔才会思索“这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当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些东西，但是继续观察，却发现我们认为自己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当我们犯这类错误的时候，我们会自己低声嘟囔：“我肯定疯了。”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就可以消除这些无足轻重的错误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这类错误就会进一步打击我们的自信心，困扰着我们。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我没人可以倾诉。有时，我的怀疑强烈到我几乎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所有自信心。即便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边，也成了我质疑自己的行为。那时我感觉我会轻易失去对现实的掌控能力，跌入未知的世界。

现在我知道了，我所经历的事情并不反常。很多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类似的经验，几乎没有人活在完全没有灾难的生活里。灾难是任何人都会承认的事情，或者关于灾难的观点也可能是个人极为隐私的事情，会令人失去希望或者严重失望。不管灾难是什么，在灾难的混沌中，我们都会失去掌控现实的自信心。我们会发现世界不再真实，或者说“自我”消失了，体内出现宇宙空洞。如果我们能克服这种彻底的不确定状态，我们的世界迟早会再度变得真实，我们的自我会重新归位。

两件事拯救了我。我母亲很懒惰，她从来不带我去树林或海边远足，她也从来不到学校见我的老师或者参加活动。在远离她的地方，我的自信会重生。书拓展了我的自信，向我展示了不同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世界。我不按照我母亲的方式看问题，是很正常的。文献资料表明，我们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看所有的事情。比如，两个人看同一棵树。他们会有共识，认为他们是在看同一棵树。但是，一个人看到的是一棵漂亮的、可以给人带来温暖的、友好的树，另一个人看到的是一棵恶心的、奇怪的且可能是危险的树。因此，“这是一棵树”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真相，但是两个人不同的看法就只是他们的个人感觉了。世界上存在我们共享的真相和我们个人认为的真相。共享的真相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联系，个人认为的真相是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体现。

每当我母亲指责我在说谎，她既打击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的自信心，也打击了我的自我存在感。我们不会生来就知道如何认识环境和自己。我们用整个童年来学习这一点。母亲说我是个骗子，这样说等同于谋杀我。在童年，我就意识到了母亲对我所采用的两种做法的负面影响。她不仅会打我，偶尔还会完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极为愤怒地恐吓我，要先杀了我，再自杀。当我长成一个结实、强壮的孩子以后，我在生理上对我母亲的恐惧便消失了。但是，她对我的存在的打击仍在继续，直到我三十五六岁，离开了澳大利亚，在她和我之间隔了半个世界，我才重拾对自我存在感的自信心。我毫不怀疑兢兢业业地探求真相的重要性，这既包括我们共享的真相，也包括个人认为的真相。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追求普遍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在探讨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如果我们缺乏艺术细胞，我们会在生活中探索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在适当的时候适应社会期望或通过对我们的经历的解释来寻求我们个人认为的真相。当我们践行自己的解释时，又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我存在感本身奇妙而非凡的不确定性。他们不会去寻找活着的感觉，而是代之以产出一些世俗的、重复性的。没有活力的东西。这些人畏惧不确定性，并用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这种现象表现在个体上，如我母亲；表现在机构上，如国家和教会。P4-6

有时谎言会出现在新闻里，其实新闻一直在传播谎言。在写作本书之前，我们已经对银行家常说的谎言耳熟能详：“这不是我的错。”很多人都曾经这样对自己说过：“像我这样卓越的人士是不能受到任何责备的。”这个谎言基于另一个十分流行但却愚蠢至极的谎言：“我能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好像事实可以完全屈从于个人意志！如我所写，银行家和政客想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这些人会编出妄想的谎言：“我们还是会像从前一样的。”但问题是，我们从来都不能回到从前。多疑的右翼美国人忙着散布“奥巴马在肯尼亚而非夏威夷出生”的谎言。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所有人都被一则不可思议的谎言迷惑了。这则谎言说，一个法官拒绝缴付77澳元(约39英镑)的超速罚款，并且拒绝在驾照上扣掉3分的过失分。也许你在看到这些谎言之前，已经看到了许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

互联网带来了人们沟通方式的革命。政客、媒介名流以及警察都被迫让自己适应世界上各色人等的抱怨和控诉。现在的伦敦，警察们已经不会再用武力对待人们举行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温和”运动了。至于警察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和接受这些人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

不幸的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组织在一起的人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事实和他人的劝告都没有改变人们的想法。要改变人们的想法，就必须了解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你绝对不能假设自己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觉。要了解他人，唯一的方法是去问他，如果他信任你，他就会告诉你。

我发现的最大变化是父母如何看待他们的孩子。这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大多数孩子仍受到父母的管制，被父母掌控，并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但是很多父母已经转变了这种养育观念，进而改变了其他父母的观念。

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质疑父母的权利。在那个时候，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提出了警告：父母不应该因为3岁以下的孩子做不到他们生理上还做不了的事情就惩罚这些孩子，即不能因为孩子不能控制大小便就惩罚孩子。孩子需要在状态好的时候学习这些事情。在斯波克医生之后，又出现了“训练孩子小组”、“意识指导小组”，和许多“恢复性治疗小组”。所有这些活动都允许参与者打破《摩西十诫》第五条的戒律。“孝敬父母，将使你的日子在神赐予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质疑你的父母，你就死定了。这让那些曾经遭受父母折磨的人们反思自己应该如何好好养育孩子。现在，某个小孩子的所作所为在我小时候也许会挨母亲一巴掌或者更糟，但是这个小孩的母亲却通过和孩子谈话，让他分心，从而停止做他正在做的事情。我真想告诉孩子的母亲她是多么棒，但我怕那位母亲不好意思，就没有这么做。毕竟，她的妈妈当初也是这么对她的。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来解决正在面对的公共或私人问题。但是，正如伊丽莎白·皮萨尼所说的：“我们无法解决一个我们未真实描述的问题。”你准备好不再说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