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国际友人是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林迈可就是其中一位。林迈可原是燕京大学英籍教师，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珍珠港事件后，他携夫人逃离北平。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和生活，直至抗战胜利。他与中国抗日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根据地的电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本《抗战中的中共(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讲述了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

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部队是由游击区老百姓的青年子弟兵顶大梁，青年妇女也投入了各种合适的工作，有的参加妇女救国会工作，有的在家担负起生产粮食的重任，年老的在家看孩子、给部队做布鞋、护理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真是军民一条心。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

在林迈可这本《抗战中的中共(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以照片主为来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的图文集中，《抗战中的中共(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也记述了林迈可、林迈可的妻子及孩子们和八路军一起生活的情况。

日军建立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战略。开始仅仅是为了保护铁路线，由此扩展到逐步蚕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们不再去包围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而是向根据地发动攻势，集中兵力摧毁那些还没有利用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手段控制的根据地。他们在所到之处，实行把房屋烧光、家畜杀光、粮食抢光或毁掉的“三光”政策，还把抓到的村民送到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去当劳工。

初期，在华北的八路军，除平型关大战外，还没有与日军有过其他更大的交锋。1940年8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大的攻势，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占领了许多日军的阵地。捣毁了部分铁路。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胜利，不出几个月，日军就恢复了失去的地盘，并把碉堡修得更牢固。共产党某些官员在几年以后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错误的战役，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遭受了很大的军事伤亡，还耗费了很大一部分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1961年我碰到一位曾在华北日军司令部参谋机关负责的军官，他告诉我，他认为“百团大战”是彭德怀将军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当时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赞成进行这次战役，是出于政治动机，就是为了使中国的舆论注意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可能同1940年3月建立的汪精卫亲日傀儡政权之间达成妥协。还有，当时国民党攻击中共不同日军打仗，“百团大战”则又可用来回击这种指责。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常有许多争执。1938年抗日统一战线还能顺利的工作，那时鹿钟麟将军的部队曾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接管河北南部，而那里的农村已早在这年春天就由共产党控制了。

共产党对鹿将军是怀有敬意的，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他有抗日的诚意，只是作战的组织方法太陈旧，抵挡不住1939年日军对他的猛烈进攻。而对鹿的部下张荫梧，共产党就很不满意，指责他是“曲线救国”论的最早鼓吹者。这个口号意味着与日本人合作去反对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相当利害的冲突早开始于1939年。在华北。同一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只有凭着相互间的高度信任，才可能避免摩擦。一旦日军增加压力，其攻势迫使某地的任何中国军队移动，就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大不相同，不能互相兼容。而且，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了地方上的相互信任。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的背叛，使共产党疑心国民党可能和日本人达成妥协。同时共产党完全赞同德苏协议也增加了国民党的猜疑，以为共产党会受苏联操纵。

国民党部队到1943年底没有大规模地在黄河以北出现过。国民党中央政府试图推行的军事组织和地方组织的标准形式，不适于抵抗日军猛烈的、接连不断的攻势。从1940年至1943年。华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都投降了日军。后来被编人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在山东，也有一些残存的国民党部队，直到1945年才被共产党解决。这些部队一些实际组织特征上，同共产党部队极为接近。因为这些特征是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在反对拥有极为优越的武器的敌人时所必不可少的。

从1940年底至1943年底，日军逐步占领了华北，八路军大约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并失去了一些很富庶的地方。日军在这些地区推行“囚笼政策”，八路军被迫在根据地采取紧急经济措施和增加税收，以应付这一情况。

日军的碉堡制和封锁线战略的弱点是需要大量兵力。到1943年，日军在中国约有3000个碉堡，每个碉堡需配备约30人。那时日军一方面不得不将部队广泛分布，以备增援任何受到袭击的碉堡；另一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部队去扫荡根据地。许多碉堡由于是由伪军把守的，因此也就远远没有起到作用。八路军能够同许多伪军部队达成彼此“互不侵犯”的协议。晋察冀的冀晋第三军分区黄永胜将军告诉我。他的部队需要袭击某个伪军据点时，要经司令部批准。

穿越冀中去铁路西面的根据地，要赶一夜的路，约有30英里。其中要通过一段封锁线，过路的人总是报告平安无事：有一次，一个八路军小队报告说有人开了枪。第二天。一个农民捎来了伪军的信息，说因为日本人在身边，他们不得不打枪，但愿没伤着八路军。

一位我的无线电班的学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在冀中八路军小分队的时候，一次他们队的机枪坏了，于是就派一位农民捎信给当地的伪军据点，要求在修理机枪期间借一挺机枪。伪军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同意借给一挺机枪，只是要保证在10天之内归还。因为日军可能10天以后来检查。

如果日军的堡垒封锁政策能多持续几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队来镇守所有碉堡，他们或许会迫使华北的八路军转入地下，让那些数量很少的游击队上山打游击。日军在东北能够肃清公开的反抗者，就在于实行了把老百姓都集中在日本人驻军把守和设防的村子里。事实上，自从1943年以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时起，其整个战略就趋于崩溃了。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1967年我在日本时，访问了一位日军军官。他曾在太原的日军中负责情报工作。他记得的中文，足以使我们能完全自由地交谈。他分辩说，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仗比美国在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打仗更有战斗力。我回答说，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南共产党得到的那种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我的话使他很震惊。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成果时，有一点要考虑进去，即1940年后，甚至还包括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共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援，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在山西的阎锡山方面也没有给他们以帮助。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欧洲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到战争后期，日本人的物资，也愈来愈缺乏。

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当中有特别神枪手时，才允许这些神枪手战士在100码以外射击。P19-21

为迎接2005年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2006年)，我们把英国友人林迈可先生1975年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共》中文版以《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为名出版，作为纪念。此书出版后，得到各界一致好评。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前夕，我们恢复此著的直译名重版。

林迈可先生是英国人，一个无线电专家，他当年被聘为燕京大学教师时，对中国还知之甚少。到燕京大学任教后，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1941年6月25日，林迈可与燕京大学爱国学生李效黎结婚，之后夫妇俩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做过一些事。珍珠港事件后双双逃离北平，由八路军帮助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到抗战胜利。林迈可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始终与抗日军民共患难、同甘苦，为共同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37年来中国到1945年返回英国，林迈可先生在中国工作生活了整整8年。本书是林迈可先生对其不平凡的经历的记述，连同他拍摄的许多珍贵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拍照已很不易，而在战争环境下能长期保存下来更为难得，这是林迈可先生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巨大财富。

20多年前，本书曾有过一个中译本，是以画册的形式出版的，林迈可先生还专门写了中文序言。这次重新出版这部非常重要的书，我们仍然采用了杨重光先生和郝平先生的译文，并把林迈可先生当年的序言稍作删节作为“作者感言”奉献给读者。经著作权人同意，除了勘校补遗外，我们还对一些明显差错做了必要的修正。遗憾的是，林迈可先生没能见到这个版本，他于1994年2月13日在美国华盛顿病逝，享年85岁。

本书能够重新出版，缘起于2003年10月，我们有幸在北京拜会了回国探亲的李效黎女士和她的外孙女李淑姗小姐(英籍)。近90高龄的老人，思维清晰，精神矍铄。遗憾的是，著名爱国人士李效黎不幸于2010年4月25日病逝在美国华盛顿，也未能见到这个版本。感谢两位译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重光先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郝平先生，感谢他们对本社的支持。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