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对于抗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毛泽东抗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两方面，从史与论的结合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深邃的军事思想和超群的军事谋略、战争指挥艺术。

毛泽东是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的战争实践活动是他不平凡的一生中最光辉、最成功的部分之一；他的军事著述，在他的恢弘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军事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点之一，也可以说是精髓部分。因此，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绝对离不开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理论。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理论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和系统总结的时期。这时毛泽东军事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关于战争的个别问题和个别论点，而是形成了具有科学形态的军事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用于对人民军队作战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对战争理论的深入研究上，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脱离了经验的蝉壳，上升为科学理论，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军事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抗日民族战争的实践，逐步发展确立起来的。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军事理论，也可以说就是毛泽东抗战理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反而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红军发动多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先后取得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的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并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使全党全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真正成为全党军事工作的指导原则，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推行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继而进行了抗旧反蒋的东征战役。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它阐述的虽然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但是它创造性地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对于战争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却有一般的指导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基础，无疑地它也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前后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包含着丰富军事内容的重要哲学著作。在此基础上，为贯彻党的洛川会议的决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实现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游击军和游击战的转变，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名著，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作战原则，规定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持久战及进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渡过敌后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大力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充分发挥军队是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职能，广泛开展大生产和精兵简政等运动，创造了一整套人民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总结抗日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问题，全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概括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个基本内容。这一系列军事著述，不仅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问题，而且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以及关于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理论原则。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在延安时期已经完全形成和建立起来了。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经过毛泽东的抗战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抗战理论。军事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它来自战争实践，离开战争实践就不可能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军事理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1962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就表明，延安时期毛泽东抗战理论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实践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有如下特点：

其一，这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是在总结以往革命战争的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说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是指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土地革命战争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教训。经过比较，全党克服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因为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有可能在纠正错误，发扬成绩的基础上，总结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形成科学的军事理论体系。

其二，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民族战争同国内战争比较，敌我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大大拓展了战争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开阔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创造的视野。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为毛泽东抗战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实践土壤，从而使毛泽东抗战理论，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军队及全体抗战国民，成为抗击日寇的科学理论指南，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三，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军队领导机关有了比较相对稳定的环境，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部队有了比较多的作战空隙，这就为全党全军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党独立自主地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就包括毛泽东抗战军事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总结。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抗战理论与实践，不仅是就理论学理论，就战争学战争，更是为了学习和掌握其中的科学的方法论和辩证法，这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经说：“在20世纪30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所制定的这套战略。”这就是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不仅指导抗日战争赢得了胜利，而且指导以后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也取得了胜利。由此说明，毛泽东抗战理论所包含的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和辩证法，不仅对我们在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在高科技条件下建军和作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马列主义学说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优势和成功的钥匙，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本书想从毛泽东抗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两方面，从史与论的结合上，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深邃的军事思想和超群的军事谋略、战争指挥艺术。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的，但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能够符合上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