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为五辑，分别为词人新话、群体观照、定量分析、传播研究、词籍考订及学术史回顾。全书内容系统，既有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对作品真伪、成书过程、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过程的考订和考察，以期“还原”宋词传播的史实；也有对南渡词人的群体心态进行多层面的观照，对两宋词的作者队伍和作品量等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宋词研究“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

一 词人新话

走近南唐二主/3

冯延巳的人品与词品/15

北宋词坛“偶像”柳三变/24

二 群体观照

飘泊者之歌——宋南渡词心初探/33

英雄的苦闷——宋南渡词心续探/43

走向大自然——宋南渡词心三探/53

三 定量分析

宋词作品量的统计分析/77

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84

20世纪词学研究格局的定量分析/95

四 传播研究

歌妓唱词及其影响——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研究/107

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宋词的书面传播方式研究/139

五 词籍考订

《全唐五代词》三首无名氏词辨正/257

《古今词统》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267

晁无咎词话《□□说》与朱弁《续□□说》考/282

六 学术史回顾

20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的历程/301

20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况/319

李清照“内心隐秘”争鸣述评/330

后记/341

李煜的词，就像他的人生境遇一样，是由欢乐和痛苦的两极世界构成。

李煜亡国前的词世界是极乐世界，充分表现出他能感受到的欢娱。那里有“笙歌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醉拍栏干情昧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玉楼春》)的彻夜欢歌；又有“红日已高三丈透”，“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的白日舞会；更有“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菩萨蛮》)的动人爱情。

亡国后则是悲惨世界，只有“梦里”才能“一晌贪欢”。李煜享受过幸福，也体验到了深沉的人生痛苦。他忘不了故国，忘不了欢乐的往事。在《虞美人》里难忘“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浪淘沙》词里深情回忆：“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在《菩萨蛮》中也是歌唱：“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他后期的词作，总是把过去的欢乐和现在的痛苦作对比，构成过去和现在、欢乐和痛苦相互对比映衬的二重组合词境。《浪淘沙》里所说的“天上人间”，最典型地反映出他后期词作境界的构成方式。这种二重组合的词境，具体表现为：时间上是过去和现在的组合，空间上或者是梦境与现实的组合，或者是现实与醉乡的组合，或者是故国与现居环境的组合。时空的二重结构中渗透着两种情感：欢乐与痛苦——过去的欢乐和现在的痛苦，梦中的欢乐与梦后的痛苦。

李煜后期词在时间的构成方式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借用英语时态的说法，李煜后期词只有过去时和现在时，而没有将来时态。这是因为后主对人生未来已不抱希望，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活一天算一天。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不抱任何幻想，更不希求拯救。他不可能像北宋的苏轼那样力求超越痛苦，也无法摆脱痛苦。他的词是绝望者的哀鸣，是强权高压之下弱小者的痛苦呻吟。所以在他的词中找不到未来，找不到他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哀莫大于心死。亡国之后，后主的心已绝望，已死亡。他的词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表现出了弱势者、弱小者在痛苦绝望中的心理状态。所以读来令人心颤，催人泪下。

作为亡国之君，他失落的痛苦，原本是常人很难感受的。李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表现痛苦时，常常超越个人的痛苦，而表现出人类痛苦的普遍性。这就是《菩萨蛮》词里所说的“人生愁恨何能免”，《乌夜啼》里所唱的“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他由个人的痛苦而感悟到整个人类人生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其次，他在表现个人的痛苦时，常常略去痛苦的原因，而只表现欢乐美好失落后的痛苦、忧愁的体验。人生都会有忧愁，都会有理想、爱情、事业、地位等等失落的苦闷。当李煜用最简洁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对这类忧愁痛苦的体验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从词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李煜词具有较大的开创性。晚唐五代以来，词体进入发展定型阶段。其中创作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是晚唐的温庭筠。温庭筠的主要贡献，一是完善、统一了词体的艺术形式，每一词调有统一的固定的字数句式格律。不像敦煌民间词，同一词调的作品，字数句式时有不同，呈现出一种自由无序的状态。二是建立起“标准化”的审美规范，即抒情人物的类型化、情感的普泛化，语言的艳丽化。温词的主人公大多是相思苦闷的类型化的女性人物，词中的情感主要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等人类普泛化的情感，语言色彩浓烈艳丽，情调婉转妩媚。其他“花间词人”基本上沿着温庭筠建立的抒情范式进行创作，只有韦庄有些突破。韦词表现出他飘泊江南时的一些独特的人生感受，语言风格也比较清淡。

如果说温庭筠在词史上有“定型”之功，那么，李煜就有“转型”之功。李煜的词，特别是后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了亡国的愁恨，生命不能自我主宰的悲哀，命运的虚无幻灭和人生的悲观绝望。相对而言，温庭筠词的情感世界比较单一，而李煜的情感世界则比较丰富深刻。李煜词表现出了词史上从来没有表现过的崭新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王国维曾经在《清真先生遗事》里说，词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常人之境界，是大众共有的情感；诗人之境界，是诗人独有的情感。按照王国维的这种区分，温词属于常人之境界，而李煜词则属于诗人之境界。从虚实的角度来看，温词的艺术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词中所写，并不是词人真实的见闻感受。而李煜的词世界，则是“实在的世界”，无论是前期词还是后期词，都是写他自己的见闻和真实的感受。从功能上看，虽然温词和李词都能歌唱，而温词是地道的歌化的词，李词则是诗化的词。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歌曲适宜于表现大众化的情感，而诗则适宜于表现诗人个人独有的情感。李煜词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即词也可以像诗歌那样来表现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这对后来宋词的发展影响很大。

             P12-P14

收在这本集子的文章，除了第二辑的三篇外，都是2000年以来写的。原本没有统一的规划，只是随兴趣而为之。因为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不出唐宋词的范围，而研究的理路不外乎是还原性和建构性的研究，所以定名为《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

所谓“还原”，其实就是事实判断，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对词史上有关史料和问题进行还原性的考察，以弄清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难还原的，但我们总是企图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只有在弄清了词史的真相之后，才可能进行有效的理论阐释。进行价值判断，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前提。占本书篇幅最多的第四和第五辑的两组文章，都是还原性的研究，无论是对作品真伪、成书过程的考订，还是对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过程的考察，都是想弄清词史上有关问题的真实情形。就词的传播研究而言，只有先弄清了宋词传播的史实，才能进一步去探讨宋词传播的功能、作用及其影响。本书两篇传播研究方面的论文对宋词的传播还只是做了初步的探索，远远没有将宋词的传播历史完整系统地还原出来，这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所谓“建构”，是企图运用新的理论观念、方法策略提出和发现词史的一些新问题，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对南渡词人的群体心态进行多层面的观照，对两宋词的作者队伍和作品量等进行统计分析，对宋词的传播环节进行还原性的考察，都是这种建构性的尝试和努力。由于是随机抽样性地考察，而不是系统性地研究，因而本书还不可能建构出完整系统的研究框架或研究范式来，最多只是为相关领域或课题的研究提供几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而已。

还原与建构本应有机结合、紧密联系，考据应尽可能为理论分析服务，而我这本书结合得并不好。只有《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是自觉而明确地为宋词传播的理论分析做前期准备，尝试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结合起来，让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研究为文学传播研究服务，使传统的文献学发挥新的功能。只是这篇《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虽然出发点是在宋词的传播，但还没有上升到传播研究的理论层面，这将留在另外一本书中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的缺失，除了考与论的分离，还有文风语感的不统一。第一辑的三篇文章，是为三种词选写的前言，当时因受篇幅限制，出版时有删节，这里收录的是原稿全文。因为词选是通俗普及读物(所以前言都没有用脚注注明材料出处)，强调可读性，于是想尽可能写得活泼一点，俏皮一点。然而在同一篇文章内，前后又不一致，谈人说事的时候，还能故作轻松，可一谈词论艺，又一本正经起来。这主要是自己对原词没有吃透，对理论的东西理解不透，所以难以深入浅出，文笔也生动不了。其他考证性的文章，更是古板得很，光是摆事实，而没有讲道理，有考无论不说，语言也是老气横秋，一点生气也没有。一位以前不认识我的先生，读了我的这类文章，还以为我七老八十了呢。我非常欣赏闻一多、李长之先生写的考据文章，是那样的流畅生动，有可读性。我想学，却没学到手。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受相关刊物文风的限制，也有主观上的因素，文笔还不老到。做了一二十年的学问，连怎么写文章还没学到家，文笔还不听自个儿使唤，真是惭愧得很！

做过自我批评后，再来交代相关文章的来龙去脉。第二辑的文章，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修订后曾在有关期刊上发表过。博士论文199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在大陆已寻觅不易，所以也将这几篇收拾进本书，供读者批评。第三辑定量分析的论文，前两篇是我与门下博士研究生刘学女史合写的，在报刊发表时也是联合署名。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四辑谈歌妓演唱的文章，是为2003年11月应邀参加台湾东华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写的专题论文，并收人大会论文集《文学研究的新进路——传播与接受》(东华大学中文系编，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7月版)。此文后来又以《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为题，在《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刊出。《文学遗产》发表时，因篇幅所限，删节了一万余字。这里收录的是未经删节的“全文”本。而《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是2003年我与台湾成功大学王伟勇教授合作的一项课题，曾得到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在台南研究期间，与伟勇兄合作非常愉快，又得到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高评教授的鼎力襄助，所以写作非常顺利。只是在台仅有两个月，而且有一半的时间是外出参访和讲学，因而无法完成全部宋词别集版本考的写作任务，回内地后又有他事未及续完。收在本书的这篇文章，只能算是未完稿。本书最后一篇综述文章，原是与门下研究生郭明玉合作完成的，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他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本书所收文章，都曾在相关期刊上正式发表过。这次收入，文字上作了一些修订。而能够收集出版，则要感谢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领导，不是他们的果断决策和大力支持，我一时不可能将这些文章收拾成书。文章的编排，也听取过院长尚永亮教授的意见。近几年我与尚兄比邻而居，平时每写完一文，彼此都要交换修改，往往是直言不讳，故深得切磋之乐之益。与尚兄的这份文字交，实在是我人生中的一种福份。本书责任编辑王粤汉先生、门下博士生叶烨和刘学伉俪为本书的校对付出了许多心血，使本书减少了不少错误，谨在此一并致谢。

我近几年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思考定量分析的一些问题；二是探索文学传播方面的问题，另外写有几篇文章，因内容不属词史的范围，所以没有收进本书；三是做一些文献研究和考据工作。而在文献研究方面花的功夫最多。新世纪以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完《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5月已正式出版；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与友人合作编撰了一本《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2004年年初浙江教育出版社也已推出。其他的时问，就是写了本书所收的这几篇考据文章。还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正在进行之中。

这几年我之所以将科研的重点转向文献考订方面，主要是有感于词学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已越来越少。我常常想探索一些新路子，做别人没有做或做得少的工作。范式批评、群体研究、定量分析和文学传播等理论研究，都玩过几把，现在既然实证工作别人做得少，我就来补缺。把文献弄熟了，做起考据来也得心应手，再说现在各种电子文本又多，检索资料也容易，比起前辈做考据，我们这代人要幸运得多，便捷得多，省力得多。既有如此的条件，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还是忘怀不了做理论的诠释与建构，等待手边的考据课题做完后，再转向做理论的诠释，立此存照，以作自我鞭策。是为后记。

            王兆鹏

        2004年12月8日于珞珈山麓

        2005年1月19日改定于咸宁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