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甘阳、刘小枫主编的“政治哲学文库”第一批之一种。本书作者选择了文学和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向，以求更加全面地构建柏拉图思想的本来面目，虽然文学和古典政治哲学的维度不是唯一可能的解读方式，但它无疑却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至少是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重要面相。

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它的论题范围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致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这套“政治哲学文库”将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前言

上编 柏拉图思想的门径

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与理解

  ——柏拉图思想的门径

柏拉图《礼法》第一卷译注

下编 柏拉图政治哲学管窥

朝圣路上的歌舞

  ——柏拉图《礼法》入门研究

政治的创世记与法律的必然性

  ——《政治家)在柏拉图思想脉络中的位置

古典政治哲学的“范式”

  ——《理想国》有多“理想”？

外编 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

荷马史诗臆解

  ——从柏拉图读荷马

西方思想史图景中的“新天方夜谭”

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

  ——阿尔法拉比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

附录

伯纳德特：施特劳斯论柏拉图(郑兴凤译)

朝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就是柏拉图为什么要把故事情节中的“时间”安排在“神从夏季转向冬季的日子”的原因：这一天是夏至，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非常“闷热”的一天——穿越“法律”达到“神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据伯纳德特推算，这三位老人连续不断地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其辛苦可想而知。

当然，柏拉图在时间上的这种设定，用意绝不会那么简单。《礼法》开门见山谈道，在火炉般闷热的日子中，需要寻找荫凉的地方来休息。而□有两重含义，一是荫蔽处，二是魂灵，因此在朝圣途中寻找阴凉，就意味着政治的职分在于人的安身立命(此外，提供阴凉的“柏树”在古代与死亡和坟墓相关，可见政治应是生死攸关的神圣事业)。“阴凉”的隐含意义在于：立法的旅途中需要缓解法这个“太阳”所带来的可能伤害。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法不是万能的，法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也不是万能的，在诸多政体中，柏拉图对理智政体的热情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柏拉图“四主德”中，“理智”虽排在第一位，也不过是操作手段而已。柏拉图关于太阳与阴凉的辩证法，虽然堪为批判现代性的指针，但并不与后现代同路，阴凉既不是“非理性”，也不是太阳的对拓和解构，它是日正中天时的心旷神怡、沁人心脾和美不胜收。在《礼法》中，三位老人从黎明一直走到中午，才在树阴下停顿休息。这唯一的一次休息让他们兴高采烈，不是因为“太阳”的热烈，而是因为来到了美不胜收的休憩之地，更因为与此同时，他们在神的帮助下，为法律制定了“序曲”，它的功用主要在于与人为善的“教化”。联系到《礼法》整个前三卷整个总的“序曲”以及后面每一种法规前的“序曲”来看，“阴凉”的含意就更清楚了。

加上柏拉图把立法看成以言辞互相“鼓励”——这个词还有另一层意思，“慰藉”，那么，这种鼓励乃至谈论的全部话语，都不过是朝圣途中的慰藉，因此法律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给人以生存的“慰藉”。

阴凉和慰藉都是为了朝圣路上的“轻松愉快”，可说是为了生命“诗意的栖居”。《礼法》满篇都是“劝化”，对那种中了邪的人(也就是犯了法的人)要用对话和劝谕(即“密托思”，也就是富含教益的“神话”)的方式来对他实施教化。联系到后面提到的“节日”和“游戏”，柏拉图的《礼法》显示出“礼”的温情和“神”的慈悲，远远不是为了应付“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设置的“法律”可比，毋宁是劝化的箴言、救人的海豚和渡人的方舟。

如前所述，政治的意义在于为社会生活中的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庇荫)，而政治是旅途中的事情，本身还不是目的，政治的目的在于走向神圣。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故事最后并没有交待那三个老人是否到达了宙斯的洞府和神庙，如果这不是由于文本残缺或《礼法》本身就是未完稿的话，那么这个开放的结尾就预示着，即便法律健全、政治清明甚至搭建起了最理想的国度，离神圣之域都还前路遥遥。从积极的方面看(柏拉图思想中似乎谈不上消极—积极的问题)，跨越政法的朝圣之旅本该是永无止境的：这不是朝圣者的宿命，而是朝圣者的正确方向，因而是朝圣者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谈话应该走的道路，直到接近神明”，这也是逻格斯的宿命。

           P73-P76

大凡以西学为业的人，很早就会接触到“柏拉图”这个名字，但如果不以古典学问为职志，对柏拉图思想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了解。即便有一星半点的道听途说，也离柏拉图思想的“真相”相去遥遥，甚或南辕北辙——我自己的走向柏拉图之路就是如此。

好在近年来重新摸索门径，除了学习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大量地阅读西人的精妙经解，洗掉了一些也许并不合法的偏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到后来慢慢意识到，这个“新”境界其实就是尽可能忠实地面向柏拉图思想的“旧”貌。于是，怎样才能接近柏拉图的“真相”——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本相”，就成了一个经典解释学的大问题。

柏拉图思想的确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为了不空手而归，并且还可以利用他山之玉而“有以教我”，首先需要做的当然就是直接面对柏拉图本人，此外还要尽可能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等人的引导下，悉心聆听柏拉图的教诲。但思想史上的这些大家各自都有一个“柏拉图思想肖像”，究竟从哪个门派进入柏拉图，可就大有讲究了。无论如何，“柏拉图式的”(Platonic)进路与“柏拉图主义的”(Platonist)路数，有天壤之别，前者可能比“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或任何“主义”更贴近柏拉图的思想。在学科建制方面，我们也面临着许多选择，可以从文学(戏剧)、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史学、神学和政治哲学进入柏拉图思想世界。我选择了文学和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向，以求更加全面地构建柏拉图思想的本来面目，我虽然并不认为文学的和古典政治哲学的维度是唯一可能的解读方式，但它无疑却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至少是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重要面相。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近年里的学习心得。上编的标题“柏拉图思想的门径”表达了我自己欲得其门而入的渴望。我简单地认为，翻译是汉语思想界进入柏拉图的第一道门槛。如何翻译决定着如何理解，反过来说也一样，以什么样的方式翻译柏拉图，就已传达了我们对他的理解。这看起来是一个翻译问题，实际上是柏拉图思想的定位问题。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礼法》(Laws)是柏拉图唯一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著作，而该书第一卷中和盘托出的人物、地点、时间和故事情节等要素，则无疑又是整个《礼法》的入口处，因此我把这一卷翻译出来，放在“门径”里，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注意，同时也表明这一卷的译注，实际上就是我研究柏拉图政治哲学所走的“门径”。从国学传统的著作方式来看，《礼法》第一卷的译注就是我大段大段乃至逐字逐句地引用柏拉图的话语，我且先学会“文抄”，也就是先真正面对柏拉图思想本身，才谈得上所谓的“研究”。

大致说来，柏拉图《理想国》讲的是“下降”，《礼法》讲的是“上升”，而《政治家》则为这两者的桥梁。但本书下编的编排顺序与柏拉图这三部主要政治哲学著作的编年顺序刚好相反，这样安排的原因有二(严格说来只有一个原因，第二条则不成其为理由)：其一，我是想先找到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方向”或“目标”，再由此进行研究，或者能收到奇功。这种解读方法在学界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解读主张中，也能找到同盟军，尽管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三部曲与“三大批判”大异其趣。其二，我写这本书时，最先写的就是对《礼法》的解读，然后是对《政治家》的解读，最后再回过头来谈《理想国》。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序”，也许对我们理解柏拉图稍有帮助。其实，我最先阅读柏拉图著作的顺序还是“正序”：三年前给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上“专业外语”课时，就听从刘小枫教授的建议，选用了柏拉图《理想国》的英文版，和大家一起读了一个学期，虽然还是读得懵懵懂懂，也算认真了一回。本来，正序也好，反序也好，恐怕都需要把这三部著作联系起来，综观统览，方能有所得。如果可能，还要把柏拉图其他著作拿来对勘，至于柏拉图经学史上的其他大家，则需要尽可能熟悉一一这对我来说，还谈不上是一种要求(因为没有这种能力，要求也是白搭)，毋宁说是一个目标。

“外编”的文章就是我近期的目标。要理解柏拉图思想，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解读当然是首选，但我更看重荷马和阿尔法拉比，由于他们长期为柏拉图经学史研究界遗忘，所以我把荷马和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的思想因缘叫做“残篇”。有时候，残篇的作用也许不亚于高头讲章，说不定还会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奇效。自从哲学变成一种专业甚至职业以来，柏拉图思想就长期受到哲学职业病的困扰，其间虽不乏才智超迈之士，但许多人都把满腹才华献给了柏拉图的“哲学”。因此，那些不完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柏拉图思想的人，就成了西方哲学主流的有益补充(且不说纠偏扶本)。“柏拉图经学史”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本意虽然指柏拉图著作的解释传统，但更多地指那些按照柏拉图著作的风格、体裁以及精神气质本身来解读柏拉图思想的“学统”。这个“学统”对我们理解柏拉图来说，可谓“大道通衢”，也许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更清晰地听到柏拉图的声音，而不是仅仅听到各种所谓时代精神的聒噪以及难以遏制的自说白话(而我本人在这本书中所干的事情也许就是这种“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的行当)。这就是我把荷马和阿尔法拉比同时供奉在柏拉图思想殿堂的原因，他们的作品虽然形式上可能外在于柏拉图，但精神气质上却一脉相通。对于我们理解柏拉图思想而言，荷马和阿尔法拉比当然不是“外人”。

这些看法若稍有可取之处，首先应感谢刘小枫教授，他在中国大力推行西方古典学，让我受益非浅。其次要感谢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哲学系靳希平教授，他在中山大学讲学时，对我这项研究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并对刚刚摸到一点古典学门径的后生给予了慷慨的鼓励。

最后我还要感谢内子郑兴凤女士，她在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在生活上悉心照料我和女儿，给我腾出了大量的时间，让我专心读书写字。而且，她对这本书的写作还付出了直接的辛劳，除了帮我查找资料、文献定位(柏拉图著作的几个中译本都没有边码)外，还帮我解决了好些古希腊文方面的问题——她的希腊文比我学得好一点。我把这本书献给她，献给我们一起走过的十五年。

        2004年8月30日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2005年7月30日于四川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