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综合介绍了韩非思想的哲学基础、经济观和历史观，详尽分析了韩非综合运用法、术、势处理君、臣、民关系的思想体系，介绍了其在术的运用上的前无古人的种种具体措施，以及在刑赏以外还利用毁誉即造舆论的办法来加强其推行法、术、势的效果。

韩非作为先秦最后一个思想家，有机会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以往的历史和其先驱者的思想。本书从这一角度、着眼，探讨以往历史对韩非思想的影响，以及韩非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发展、变化，指出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主张极端的君主独裁制度并严厉禁止其他各家思想的存在。书中综合介绍了韩非思想的哲学基础、经济观和历史观，详尽分析了韩非综合运用法、术、势处理君、臣、民关系的思想体系，介绍了其在术的运用上前无古人的种种具体措施，以及在刑赏以外还利用毁誉即造舆论的办法来加强其推行法、术、势的效果。书中指出，韩非这一套理论因符合当时及后世君主的自身利益而容易被其接受，并在暗中实施，事实上对造成历代封建王朝公开宣扬孔孟仁义道德，同时又实行残酷的独裁剥削这种双重面貌，双重标准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自序

上篇 综论

第一章 韩非生活的时代

一 政治结构的变化

二 经济制度的变化

三 思想领域的繁荣

第二章 韩非的生平

一 概略

二 韩非在王室中的地位

三 韩非师事荀卿

四 韩国的政治氛围和韩非的处境

五 退而著书

六 韩非使秦及其结局

第三章 《韩非子》诸篇考证

一 《解老》、《喻老》二篇真伪辩析

二 被怀疑为黄老或道家言混人书中的其他篇章辨析

三 关于《初见秦》等篇的辨析

第四章 韩非哲学思想综述

一 韩非唯物主义思想的渊源

二 韩非的唯物主义

三 韩非的实践观点

四 韩非的辩证法

五 韩非的性恶论

第五章 韩非的经济观

一 经济发展现实对韩非的影响

二 各派经济理论对韩非的影响

三 关于私有财产的取得和保护

四 对资源和人口问题的看法

第六章 韩非的历史观

一 韩非对以前各家历史观的批判

二 韩非的三世论

下篇 分论

第七章 韩非论君道

一 明君贵独道之容

二 明君贵虚静自处

三 明主之道在用人之长

四 明主不道仁义，不务得民心

五 明主不求智，不信人

六 不可“释法而以臣备臣”

七 人主守法术，虽有驳行无害于治

第八章 韩非论臣道

一 理想的臣下

二 应清除的臣下：重臣 奸臣 幸臣 后宫嬖倖

三 不服从的和无益的臣下

第九章 韩非论民众

一 对民众的认识

二 对民众的要求

三 韩非所需要的民众

四 韩非认为应当反对的民众

第十章 君臣民关系综论

一 君臣关系

二 君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截然对立

第十一章 韩非的法论

一 苟 韩法治观的异同

二 韩非提出法治的依据

三 韩非对于“任法”的思考

四 《韩非子》中法的含义

五 立法

六 明法

七 守法

八 执法

九 禁奸与告奸法

第十二章 韩非的术论

一 术的含义及其特点

二 无为术

三 自神术

四 听言术

五 用人术

六 制驭术

第十三章 韩非的势论

一 韩非以前诸子对势的看法

二 势的概念和作用

三 任贤不如任势

四 势为君所独擅

五 势论推到极端的后果

第十四章 韩非的法术势体系综论

一 法 术 势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二 法与术的关系

三 法与术的内在矛盾

四 法 术 势的综合关系

第十五章 韩非论刑赏

一 设刑赏的依据——韩非的人性论

二 在批判前人治国方案中发展的刑赏论．

三 坚持刑赏论的论据和目的

四 执行赏罚时的具体原则

第十六章 韩非论毁誉

一 对毁誉的认识和深化过程

二 赏罚必须与毁誉相结合

三 对毁誉的分析和运用

四 韩非对毁誉问题的总结

第十七章 韩非论外交与内政

一 从客观环境中得出的痛苦体验

二 弱国无外交

三 联盟不可靠

四 防止臣下与外国建立私交

五 依靠加强自身力量

结语

附录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后记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有过两个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代，一个是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一个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现代。在春秋以前，自夏、商至西周三代的一千多年中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较缓慢。夏王朝第一次建立了父子相传的家天下制度后，私有观念大大地发展了，但生产力发展不快，因此社会发展也不快。从中央政权(天子)与地方政权(诸侯)的关系来说，其集权程度是不强的，当时无论是物质生产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包括道路和交通工具)，还是社会生产关系，都限制了其树立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从诸侯各自统治力所能及的地区到逐步向中央集权过渡，经历了相当长一个时期。

实际上夏王朝并不具有统治整个中原地区的力量，尽管夏禹在形式上建立一个中央政权，但他本人只是因治水有功而被各部落拥戴为领袖的，还没有后世天子那样的绝对权威。“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说明当时部落众多，而禹自己也颇想树立作为各部落共同领袖的威风：“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饰邪》，又见《国语·鲁语》)；部落领袖仅为迟到而被杀，在禹之前还没有发生过。但直到商取代夏，中原地区仍然是部落众多。

禹老年时曾将王位传给益，但后来禹的儿子启又取代了益，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国。从禹传启开始的传子制，在当时就引起了其他部落的不满，有扈氏第一个起来反对，因力量不敌而被启打败。启一死，他的儿子太康继位，腐败现象伴随着传子而马上发生，结果被后羿打败。后羿夺取了太康的地位后也同样腐败，又被寒浞杀掉，连妻子也被寒浞夺去。但寒浞和他的儿子们又被太康的孙子少康打败。夏禹的后裔暂时夺回了统治权，只是这个统治权仍然没有能贯彻到一切部落中去。直到夏桀时，商汤又取代了夏的’统治。历史记载中未提到商汤分封诸侯事，只提到汤曾联合伊尹一同伐桀，取代夏朝。但伊尹与商汤之孙大甲之间的关系又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大甲暴虐，伊尹放逐大甲。三年后大甲悔过，伊尹又迎回大甲；也有的说，大甲自己逃回来杀了伊尹。

周朝取代商纣，是联络了许多部落组成联军后打败了纣。《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这个数字也许有夸张，但可说明当时仍然是许多小部落。周朝与夏、商不同之处是，在建立周朝后，周天子对自己本族的人、有功的同盟者以及过去部落首领的后裔，甚至殷商的后裔都进行了册封，指望他们“屏藩周室”。由此看来，秦始皇统一以前的中国始终是诸侯割据的状态。

从传说中夏禹时“执玉帛者万国”到周武王伐纣时“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数目已大为减少，说明各部落在逐渐兼并。但夏、商二朝诸侯并未经过夏、商二朝名义上的天子加封，处于完全的分散状态。到周朝建立时，周武王才有意识地以中央政权名义分封诸侯，表明中央政权与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一些。但这时的天子仍然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治理各国的实际权力依然掌握在各诸侯手里。

自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段时间，社会的发展加速了。在这段时期中，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领域中的繁荣为韩非学说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下文从各个领域分别论述其概况。P3-5

我在少年时代，由于家庭环境，有机会诵读四书、五经及史记等，培养了对祖国古典文化的兴趣。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后，自然对中国法家的典型著作《商君书》和《韩非子》作进一步研究。文革期间，不少文章将中国思想史归结为儒法斗争史，有的文章甚至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附会为儒法两家思想斗争的过程，这些提法显然是不妥的。社会的发展毕竟立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些提法也启发了我再次对儒法两家的思想进行对比，并结合有关历史进行探索思考。

看到匡老提出的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计划，其气魄之宏伟与要求之严谨令人感奋。他在总序中提出：“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同时，匡老又提出有独创意义的“三分法”。使我决心按此原则对韩非作评传。

韩非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对秦王朝最后统一中国曾有过积极的影响，但也对中国后来思想发展起了扼杀作用。思想要通过物质力量才能发挥其影响，夸大韩非思想的单独作用是不必要的。但纵观中国历史，韩非思想体系确是通过历代君主的采纳而化为物质力量，在总体上对禁锢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也值得对韩非思想加以研究，故我不揣浅陋，将多年来对《韩非子》的认识加以整理分析，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对韩非思想进行“三分”。

在总体上，我不得不否定韩非思想，因为它不仅是“明显地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伦理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代序》)，还为极端的独裁和暴政提供一整套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阻滞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须继续肃清其在人们思想中的流毒。

韩非思想中也有不少应予肯定的、独到的观点，如对历史进化的认识，对空谈的否定，对治国有一套原则，如主张“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诚有功则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等。

他的有些提法也确有独到之处。如：“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等。还留下不少流传至今的机智深刻的寓言，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负薪救火”、“远水不救近火”等，以及著名的关于“矛盾”的提法。

韩非思想中另一独特之处，就是对《老子》哲学的吸收和运用。道家主张“无为”，韩非实行“有为”，但《韩非子》中却专门写了《解老》，《喻老》。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韩非子》中涉及道家思想的篇章并非步趋道家，而是使道家哲学为其所用，这正体现了韩非思想的逐步发展和其复杂性所在。如《安危》中称：“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这意思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叫做“顺应客观规律”。又说：“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这些话与道家的“圣人为法与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亦有相通之处。

我写《韩非评传》一书还归纳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说明儒法两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重要地位，但不是全部地位，老庄思想中有诅咒统治者和消极反抗统治者的一面，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说明法家不等于法治。

三是儒家有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面，但也有考虑到人民的一面，如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而韩非则只剩下绝对维护君主利益的一面，主张对暴君也必须承认和拥护其权威。

四是不能说儒法两家在不断斗争。恰恰相反，秦以后统治者根据其需要，将两家中有利于自己的思想用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其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总体上看，到了后代，二者是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因而它在人们思想上投下的阴影并不容易消除。

五是韩非理论中很特殊的一点：韩非指出一个王朝的是否覆灭取决于它是否有控制力，如果失控，即使“仁义”也要覆灭；如果能控制局面，即使“侈逾桀纣”，也照样能统治下去。这是韩非对以前历史的总结，却也昭示了这以后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封建王朝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是对民众的剥削和镇压，但多数王朝总能维持几百年之久。王朝的覆灭．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于遇到更强大的对手；如果仅仅是残暴和剥削、奢侈是不会覆灭的。另一方面，凡是残暴者也都倾向于不断加强控制而绝不会改弦易辙。后代的许多史实，如两晋、晚唐、元之代宋，明之东西厂，清之屠明，等等，都可以说明韩非的理论在实际上影响了统治者的决策。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奢侈所造成的阶级矛盾是封建王朝覆灭的根奄原因，但它的直接覆灭，却表现为他们对社会的失控。一代君主的残暴和奢侈，如果当时没有出现更强的对手，往往仍可以由下一代的变更而延续王朝的统治。

我不赞成韩非的理论，但不能不承认其理论的深刻和独到之处，通过这些感受，更体会到中国古代思想的内涵无比丰富，感到匡老倡议和主持的这套丛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施觉怀

在《韩非评传》即将出版时，突然听到匡老的噩耗，犹如一声惊雷，然后是极度悲痛，与匡老交往的种种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初次认识匡校长(那时他还显得很年青)是在1952年夏。那时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我还是20岁出头冒冒失失的青年人，在听了匡校长的报告后就去校长办公室请教，正好在路上遇到。当时讲了些什么已被岁月冲淡了，但匡校长笑咪咪的随和的神情却一直留在记忆中。

时光流逝，一晃就是30多年。八十年代中，我从联合国回来，应邀在江苏省法学会做报告后去拜见匡老。他那时住在高云岭，依旧神采奕奕，只是头顶全秃了。讲到北大营的事(当年华东革大在苏州北大营)，匡老不记得我(那是很自然的)，但对革大一些情况却仍然记忆清晰。讲到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事，匡老眼光亮了起来，流露出那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神态，笑呵呵地说：“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确应当这样做。”我从小对祖国文化有深厚感情并致力于此，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此宏伟的计划。匡老以耋耋之年，有这样的精神和气魄，深深地感动了我，从这天起，我就作为一个小零件，参加了这个宏伟的计划。

以后几次到高云岭拜见匡老，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丛书》，并知道匡老为此每天要工作十小时以上，这个和蔼的老前辈竞比年青人工作的时间还要长，令人崇敬之余感到不安。匡老还对我谈起他要看到这套丛书出全，并将它推向世界的愿望。记得我当时向匡老提过两点。一是匡老已近九十高龄，似乎不必每本书都亲自审阅以保养身体。匡老表示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规划，也是他晚年最关心的事业，对每本书必须亲自审阅。第二点是我提出自己的学养和愿望在中国文史哲研究方面，但长期因工作需要，从事国际经贸工作，现在看到《丛书》这个伟大事业，想辞去原有工作来加入这项事业，匡老对此倒是赞成的。我曾想过，经贸所涉及的是一时一事，而文化则有千年影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但接下来我又奉派至美国，迟迟未能摆脱原来的工作，为匡老所主持的事业分担一分力量，至今留下深深的遗憾。

最后一次见到匡老是在他迁居江苏路后，看到匡老清癯多了，问候后知他因胃出血，开过刀。但他依然是那么热情，这样全心全意地投人“丛书”的编撰出版，简直把“丛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我很想再劝老人几句，但知道匡老对事业的执著和负责的精神，只能欲言又止，只能想以后有机会带些营养品给他，希望他能成为一位世纪老人，到21世纪亲眼看到他所主编的全套《丛书》出版问世。

不幸的是，天不假年，匡老猝然离我们而去。悲痛之余，得知本书是他生前终审(未及审完)的最后几部书稿之一，不禁感慨万分；又听说他在发病前一天还约了一位作者第二天去讨论书稿，未料夜里突然发病——是由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为此拚命地工作所引发的脑溢血。“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匡老是以身殉职的。我不禁想起了法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巴斯德比拿破仑更伟大”。我认为，匡老的伟大之处是巴斯德式的，为国家做了“不朽的盛事”；同时，也为自己能有机会参与这一盛事而深感庆幸。

从接受任务算起到拿出初稿交卷，这部《韩非评传》断断续续地写了六、七年，其间不止一次得到匡老的鼓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们也始终给予热情关心，使我能在从事繁忙的国际经贸工作(本职岗位)之余，坚持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评传》书稿——那些时断时续写成的文字包含了作者对传主和《韩非子》一书多年研究的主要心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个最初的稿子，尽管自己还算满意，但毕竟是历年撰成的稿子，思路亦时有中断，最后又因赶交稿时间而匆匆收笔，有些地方未及细细推敲，因此，初稿的不成熟和其中的粗糙之处是可以想见的。承蒙“中心”约请的审稿人不辞辛劳认真审阅，提出意见，“中心”的同志也多次专程登门讨论修改事宜；在几经修改，反复琢磨后，《韩非评传》终于得以现在这样的面貌问世。对匡老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我从内心表示敬意；我还要特别感谢在修改书稿过程中给我以具体帮助的蒋广学(《丛书》常务副主编)和陈效鸿(《韩非评传》责任编辑)二位先生。没有他们大家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就不会有《韩非评传》。

谨以此书告慰匡老的在天之灵。

施觉怀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