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收录的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以文学手法阐述了党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杨黎光的《生死一线》关注嫩江洪水中万名囚犯的千里大迁移；《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将2003年席卷半个中国的非典这一灾难个案，放到人类与瘟疫抗争史的大背景上来考量和思索，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思想。《护士长日记》，记述了一位参与救护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对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战胜非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梅洁《西部的倾诉》描写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本书由李朝全选编。

纪实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强调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生活的干预，是经世致用的活文学。《21世纪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收录的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以文学手法阐述了党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杨黎光的《生死一线》关注嫩江洪水中万名囚犯的千里大迁移；《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将2003年席卷半个中国的非典这一灾难个案，放到人类与瘟疫抗争史的大背景上来考量和思索，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思想。《护士长日记》，记述了一位参与救护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对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战胜非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梅洁《西部的倾诉》描写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情真意切。梁鸿《梁庄》以自己家乡为描述对象，反映当下农村某些真实，赢得普遍好评。12年间大陆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篇目数以万计。选编一部名为“最佳”的作品选，实在是一桩高风险的事情。《21世纪中国最佳纪实文学(2000-2011)》编者李朝全力求从史志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方面综合权衡，作出艰难取舍。

导论：作为时代先声和百姓心声的文学——2000～2011年中国纪实文学概观/李朝全

西部的倾诉——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梅洁

根本利益(节选)/何建明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节选)/杨黎光

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节选)/魏荣汉董江爱

天使在作战/朱晓军

木棉花开/李春雷

震中在人心/李呜生

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党益民

一种精神/李青松

胡风案中人与事/李洁非

寻找巴金的黛莉(节选)/赵瑜

梁庄(节选)/梁鸿9

新加坡、香港还是别的一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一间铺满花布的灿烂的房间里，年轻的妇幼中心的阿姨正在向幼稚园的孩子们讲述“妈妈的子宫”。孩子们席地而坐。坐在花布上的孩子和他们倾听的神情组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妈妈的子宫”被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还同时画有卵巢)，呈粉红色，白纸用支架撑展着，挂在孩子们的正前方。

阿姨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孩子们回答：“是喇叭花！”孩子们嬉笑着，东倒西歪，奶声拖得很长。阿姨纠正：“这是妈妈的子宫。你们回答得很好，它长得像一朵喇叭花。你们知道子宫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它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睡觉的地方，你们温暖的睡床，你们知道它长在妈妈身体的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它长在妈妈的肚子里。”漂亮的阿姨说着就拍自己的肚皮。接着阿姨又说：“你们看，它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你们待在里面怎么和妈说话呢？你们恐怖吗？”这时，孩子们瞪大惊恐的眼睛回答：“恐怖——！”他们又一次把声音拖得很长。亲爱的阿姨笑了：“不要怕，宝宝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根脐带和妈妈的子宫连着，妈妈通过脐带和你们说话，供你们呼吸和营养，你们的肚脐眼就是长脐带的地方。摸摸你们谁没有肚脐眼！”孩子们又一次笑了，笑得东倒西歪。然后纷纷举起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我有肚脐眼！”“我也有肚脐眼！”……

我不知中央二台在播放什么国家什么地域的什么节目，打开电视时我就看到了上面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令我惊愕而感动。我感动女性身体内如此隐秘的一个部分竟被如此温暖洁净地传达到如此幼小的孩子们的心里，我惊愕在中国成年人的社会心理中也讳忌、也躲闪谈论的女性生殖器官，竟被几个年轻的阿姨如此真切地在说给五六岁的孩子们听。

此刻，我无法阻拦我已脱缰的思绪，它已飘飞万里到达了西部高原——1998年7月至9月我一直在那片沉寂辽阔的高原上行走。我行走的理由不是为了满足文人想象中的浪漫，我是在探寻贫困地区与母亲、与“生命之初的睡床”有关的命题。

中国贫困的西部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在失学、辍学，他们中十有六七是女童。我知道西部女孩不知道那个美丽如喇叭花的器官的功能，她们来月经时都吓得发晕；她们甚至不能也没有条件以洁净的方式来保护那个维系人类的温床——她们用破布袋装草木灰来对付每月来临的青春之潮；她们和她们的父母绝对把这不期而遇的生命破碎视为“脏水”，来潮时她们被禁止去寺院斋堂祭拜，甚至不能去祖坟上祭拜亡祖。她们九岁就要订婚，十五六岁要出嫁，出嫁后她们恐惧做爱，然而不久，她们又听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性。她们几乎一年生一个孩子，她们不到30岁就有五六个儿女，她们说起生孩子如同儿戏：“像下耗子一样！”但她们若生不了男孩还得继续受男人蹂躏，继续像生小老鼠一样生儿育女……她们的女儿长大，像母亲的童年一样去放羊、去捡发菜、去挖甘草根，再长大像母亲少女时一样用破布袋装草木灰侍弄月经。她们经历着“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而西部低素质人口却在翻番地剧增。

孕育在这里成为威胁生存的恐惧。

于是，西部万丈厚土却寸草不生，西部辽阔千里却没有了森林。可人类的至珍至爱没有了草芥森林还能有什么呢？除了沙漠戈壁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饮用的净水，除了愚钝没有启蒙，除了贫困没有智性。瘦骨嶙峋的西部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和孕育的美丽，人类丧失着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西部的农村走了数月之后，我终于听懂了那位宽厚冷静、目光忧伤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发出的声音：人类进入21世纪的通行证上首先承诺的应是为每个人提供受教育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西部的孩子们不再大批地失学，西部的大人们不去封杀悬挂在教室里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师悬挂的话)，西部的儿童们也能倾听有关“妈妈的子宫”的温暖的声音……那时，西部将告别贫困告别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会慢慢长起来，而西部的孕育就将交融着温暖的理性与激情。

人类教育的滞后、同步或超前难道不该是现代人关心的主题？

人类造人时，赋予人生育的能力，这使人类得以繁衍并获得幸福，然而，也因此使人类遭际报应和灾难。

地球诞生已有47亿年，地球上出现生物已有20亿年，人类的诞生迄今只有300万年。起初的200多万年人类数量一直很少，大约1.2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栽培农作物时地球上人口约500万。从有公元纪年开始，即差不多2000年前，地球上的人口约2.5亿。从公元1年到工业革命即1750年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7.28亿，又过了200年，即1950年，地球上的人口净增了17亿。然后又过了个瞬间，即不足50年，世界人口又净增了35亿！这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超过了60亿！仅在300年前，世界人口翻一番需要35000年，大约要经历1400代！而现在，不足50年，没用一代人的时间，世界人口就翻了1.5倍还多。

孕育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恐怖。

有人看到了这个恐怖，比如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1789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时，他看到的世界不过只有7亿多人。但马尔萨斯恐怖了。他提醒人类：在食物供给满足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1、2、3、4、5、6……增长。马尔萨斯担忧人类会因食物供给不足而发生战争、贫困，他当时没有想出别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办法，他提倡晚结婚或终身不婚不育。

然而，马尔萨斯的声音被人类孕育的幸福抑或是蒙昧的黑暗吞没了。

现代人称马尔萨斯为庸俗经济学家，但210年过去了，当人类如洪水般一天天淹没吞噬地球时，人类也没有想出比马尔萨斯更好的办法。

中国人浩浩荡荡。P1-3

“纪实文学”这种文体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司马迁便写出了纪传体文学史学巨著《史记》，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纪实文学的雏形。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出现于1920年代，以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代表，1936年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作品的涌现，标志着中国现代纪实文学已经步人第一个成熟期。1949年以后，纪实文学在文学领域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1950年代“干预生活”创作潮中，纪实文学都有突出的表现。1960年代初则以一批颇具特色的通讯特写引起社会一次次的热烈关注。1977年以后，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引起社会轰动的短篇纪实文学，引领了文学变革和时代变革的先声，也为纪实文学这一文体的自足与自立奠定了难以撼摇的坚实基础。到了1980年代，纪实文学茁壮成长“蔚为大国”，迎来了一次猛烈的“井喷”，大批优秀作品接连涌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逐步发展，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往上上溯至1990年代末)，随着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地位和文学自身的格局、面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纪实文学这种特别重视时效性、新闻性和信息性的文体，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并在阵痛中发生着如蝉蜕翼般的嬗变与新变。但是，其作为时代忠实记录者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却从未改变，其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对于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于百姓心声的抒发，从未松懈，更未停住脚步。

一、文学生态环境对纪实文学创作的影响

1990年代末以来，文学生态环境剧烈变动，对纪实文学产生了严重冲击。从此，纪实文学失去了经常性的轰动效应，丧失了以往的作品容易畅销的模式，好景不再。随着以网络、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推进，现代传媒迅速延伸，物质精神消费模式日趋多样化、多元化和分层化，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开始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走向常态位置，——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基础，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惊呼文学边缘化，甚至高喊“文学死了”、纪实文学已死。这些看法和论断均失之偏颇，不能客观正确地判断文学地位的变迁。

遵循市场经济的全新法则，伴随着读者阅读期待的转移和改变，纪实文学的读者开始不断分流。这种文体真正遭遇了一个“读者选择”与“选择读者”的新课题。如果说，在此之前，纪实文学是不愁没有读者或读者太少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它已不能不考虑寻找读者、定位自己的阅读对象，不能不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期待，亦即高度重视读者选择。读者的阅读选择对纪实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催使其在题材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较大调整，要求作品的内容主题新鲜有趣，具备史传性、思想性及社会效应。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描写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的深度报告，那些干预现实的社会问题报告，那些关注现实生活中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重大题材报告，那些重在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史实内幕的历史纪实，那些有较大影响人物的传记，等等。读者的阅读热点同时也演变成了纪实文学作家创作的热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推动着创作，读者改变着作者。

网络普及，文学网站遍地开花，影视、多媒体娱乐、电子数字化消费等日渐占据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主流，浅阅读、图像阅读、轻松阅读、消遣娱乐化阅读，逐渐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主流。现代传播媒介的兴盛，从根本上改变了纪实文学的采访创作方式、发表出版形式、传播消费模式，为其创作、发表、传播等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迫使其必须积极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主动借助和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介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升自身的价值。从而推动纪实文学主动寻求被改编成影视、视频、广播节目，借助电台连播、荧屏银幕放映，利用网络平台推广，转化为电子书、网络书等，实现自身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创作主体兴趣的转移和选择的演变

因为文学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人们阅读兴趣的转移，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兴趣和创作选择也在逐渐发生位移，从而给纪实文学的整体面貌带来了很大改变。部分有高远文学理想和追求的作家，注重纪实文学的社会担当、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创作堪以留世、能够传世的精品杰作意识更为鲜明强烈，坚守创作底线，写己所欲，重视跟踪历史性重大事件和题材，重视作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史志史传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是著作化、长篇风盛行。像1980年代那样精短强悍有力的短篇纪实文学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长篇纪实文学，是一部部可以藏之馆阁的图书著作。多数纪实文学作家更倾向于写在他们看来或许可以更好地赢取读者、更多地赚取稿费、更有可能流传下去的书，由此造成了纪实文学长风不止，乃至作品越写越长出现“注水作品”的情况。有些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的作品的确需要较长篇幅，但多数长篇纪实文学的篇幅都可以大大压缩，文字都有进一步精简提炼的较大空间。纪实文学的著作化和长篇风，反映出创作主体对于作品阅读价值、经济价值和传世价值的巨大忧虑。

其次是史传著作成风。一方面，读者对阅读历史著作、人物传记确实怀有较大兴趣，另一方面，史传著作通常具有多方面的较高价值，特别是那些披露历史细节情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有着独到思考见解的作品，更是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因此，2000年以来，“长篇历史纪实热”、“名人伟人传记热”等，层出不穷，大行其道，风靡一时，既受读者欢迎，亦受创作者热捧。

其三是创作艺术上不断砥砺、精进。在泛阅读时代，纪实文学要想赢得读者、还能赢得读者，基本上不能依靠新闻性，而主要地需要仰赖艺术性(文学性)和思辨性。纪实文学作者对此大都意识清醒，都能自觉地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努力提升，强化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人深度，密集作品的思想力度，提高作品的艺术浓度。多数纪实文学具备政论性、思辨性，把写作重心放在记事写人、作史立传上，注重综合运用人物刻画、情节细节、小说化叙事、诗意或散文化笔法等，增强作品的艺术性。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环境逐步完善，社会法制意识普遍提高，纪实文学的采访成本提高，难度加大，创作风险增加，作家自主选择题材和采访对象的自由受到很大抑制。不少作家作出了避重就轻的选择，即选择那些较易采写的内容，乃至钻进故纸堆里，主要依靠书面材料，从文字到文字，从史料到文学进行再加工再创作。纪实文学是行走文学，是“用脚走出来”的文学，需要靠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写出好作品。为了降低采访成本及难度，更多的作家接受了“要约写作”，要约写作之风盛行。要约写作就是应某些部门、机构、组织或企业、个人的约请，专门撰写指定题材、内容或对象的作品。通常由约请者支付采访费用，负责出版推广并付给作者较丰厚的报酬。这种利益驱动机制驱使下写出来的作品，有时容易演变成纯粹的“记功簿”、“表扬稿”，乃至沦为“有偿报告”、“广告文学”。要约写作对于纪实文学而言，不啻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多数纪实文学作家遭遇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创作基本问题的困扰。作家选择，往往降到次要地位；“选择作家”——题材、对象选择作家的主动性反而常常上升到主导位置。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被选择”，是由题材或约请者决定的。作家主体能动性和选择空间受限，“选择作家”成为一种常态。“题材决定创作成败论”盛行，作家常常都在追着题材跑，一窝蜂地“抢题材”，“捡到篮里都是菜”，出现了不少追风、跟风之作。

而在“怎么采”、“怎么写”问题上，除了有些作家一味地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翻找资料、翻炒旧饭外，还有些作者不再通过实地采访，而是通过网络、电话、视频等途径和方式来搜集素材。出于抢抓题材、增加报酬和经济收益等方面的考虑，作者需要快出多出作品，下大力气采写和打磨的作品越来越少，速成、“速食化”作品日渐增多。

三、纪实文学的生存困境与变局

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每个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发布者的“自媒体”时代，新闻资讯相当便捷，信息传播异常迅速，纪实文学的新闻性优势几已荡然无存。同时，人们的娱乐方式、精神文化消费方式严重分化，轻松快阅读、浅阅读和图像阅读的冲击，对纪实文学的生存空间构成巨大挤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寻求突围与突破，只有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只有比新闻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透，更具思想穿透力和厚重感，充分调动并运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细节情节、优美文字等文学元素，才可能超越新闻、超越浅阅读。

纪实文学的发表空间压缩，并不断变局。专门的纪实文学刊物数量及规模远不及小说，亦不及散文和诗歌；综合性文学期刊上的纪实文学栏目日渐减少乃至被取消。纪实文学在期刊上的生存空间总体趋势是受排挤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2009年底《纪实文学》杂志因生存困难被迫停刊。但是，近年来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是非虚构创作和纪实作品的崛起。《人民文学》自2010年起开辟非虚构专栏，倡举“非虚构”大旗；《天涯》等杂志设有“叙事”“非虚构”“个人史”等纪实栏目。一些创作基金如千禾社区基金、人民文学“大地行动计划”等同步跟进。二是纪实传记类刊物陆续出现。《名人传记》《中国传记文学》等杂志创立。传记文学热读、热销局面形成。一些专攻纪实文学优长的刊物和中国纪实文学学会会刊出现。2000年起《北京文学》设立“现实中国”专栏，几乎每期头条均以一篇中短篇纪实文学作为主打，切中社会热点焦点，大受读者喜爱，业已成长为纪实文学的一座重镇。《中国作家》创办纪实版，每期刊发约80万字的纪实文学新作，大篇幅大容量，几乎可将年度内优秀纪实文学特别是长篇纪实文学一网打尽。《当代》《收获》《十月》《钟山》《时代文学》等大型期刊，也在刊发纪实作品方面投入较大版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少纪实佳作均曾在《当代》首发。中国纪实文学学会则在办刊道路上摸索前行。先后与《文学界》和《时代报告》杂志合作，以出版其中旬刊或下半月刊等形式，推出《中国纪实文学》杂志，笼络了一些纪实文学作者，发表了一些聚焦热点的作品，如反映南方冰雪灾害、药家鑫杀人案、洞庭湖旱灾等主题的作品。

与刊物版面萎缩相对的，是“报章纪实文学”盛行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发挥了倡导、引领短篇创作潮流之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报纸，或以举办节庆征文形式，或开辟作品专版，定期发表一些简短生动的纪实文学，其中如李春雷《夜宿棚花村》、张胜友《让汶川告诉世界》、蒋巍《闪着泪光的事业》、贾宏图《仰视你，北大荒》等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报章纪实文学对于提倡纪实文学精练写短、长篇短写，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促进作用，对于真正发挥纪实文学参与现实的“尖兵”、“轻骑兵”作用无疑大有助益。

集体和个人的写史、立传、修志热导致纪传作品大量涌现，这是新世纪纪实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多历史档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解密，于是出现了一批披露历史实情内幕或记述名人轶事秘闻的作品。一些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开始撰写回忆录，有些关注历史的作者开始“抢救历史”，展开访谈录、口述实录、田野调查工作，由此出现了“访谈风”、“口述实录潮”、“传记文学热”等现象。这些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关于历史名人(如孙中山、蒋介石)、文化名人、时代名流、、英模先进的生平事迹及人生传奇。同时，出现了不少记录城市发展史、企业成长史、个人心灵史的著作。一些民营出版商以商业运作模式，助推个人家族史、家谱、传记的修撰出版。国家方志部门进行各级地方志的修撰，这是国家行为的修志举措。如全国方志办主持修撰的上千万字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各省、市、县近年陆续组织修撰的新省志、市志、县志，打破了“活人不入志”的传统，把许多当地的当代各界名人收人志书。“传记热”是因为读者希望“以人为鉴”，吸收人格滋养，培育个人情操，同时也含有了解历史往事和内幕隐情的阅读动机。“方志热”、“回忆录热”、“解密潮”等，则是企望“以史为鉴，以见未来”，希望保存历史档案资料，同时用以资政、资治，皆着眼于现实生活，具有深远意义。

纪实文学是最能敏锐感应时代脉搏、发出时代最强音的文体，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组织行为对其的重视与推动，对新世纪纪实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每逢国有大事要事，都组织作家采访采风，集中创作相关主题作品，举办相关主题征文活动，进行评奖表彰，并对相应主题的创作给予扶持和资助。如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组织一批作家深入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现场采访，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在庆祝建党90周年时组织作家“走进红色岁月”，在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难中，组织作家深入一线采访。自2004年起，中国作协开始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扶持资助了一二百个纪实文学创作选题。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激发了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徐剑描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杨黎光写抗击非典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反映汶川震灾的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何建明的《生命第一》等。

四、题材热点及创作现象

新世纪纪实文学在面临困境的同时积极寻求变局，寻求突围和突破，取得了丰实的成果，呈现出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风格特征。

从创作题材、领域上考察，集中表现出这样四个特点。

首先是“时政报告”一枝独秀。追新闻、跟时政、写大事是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的主动选择。这其'中当然不乏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的推动之功。其一是书写重大工程建设、重要事件。描写载人航天工程最早的有舒云《中国宇航员准备出征》，记述神五飞天的有朱增泉《飞天梦圆》，写嫦娥工程的有胡平《心月何处》。李鸣生《千古一梦》则以广阔的视角讲述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堪称其“航天报告”系列之集大成。反映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以优美动人的文字梳理青藏高原天堑变通途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和辛酸往事。反映三峡工程建设的，有何建明《国家行动》和黄济人《命运的迁徙》，着重反映百万移民迁移的艰巨任务，书写三峡移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巨大变迁。描写南水北调工程的有梅洁《大江北去》。还有一批反映近年来铁路建设特别是动车、高铁发展，中国申奥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题材的作品，如《闪着泪光的事业》、孙晶岩《五环旗下的中国》。

在纪念长征、建军、建国、香港澳门回归、建党、辛亥革命等逢十周年节庆，迎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召开，响应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决策等重大事件，作家们也相继创作了一批相关题材的纪实作品。何建明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他的《根本利益》以文学手法阐述了党要执政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呼应了科学发展理念，《为了弱者的尊严》提出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发挥什么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由他执笔、和厉华合撰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则峻切地阐明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信仰的观点。王树增则在重大革命历史纪实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战争三部曲”——《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1901》《一九一一》等长篇作品，几乎贯穿了中国现代革命整个历程，内容翔实丰富，具有较高史志价值和文学价值，出版后大为热销，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张正隆《枪杆子1949》、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金一南《苦难辉煌》等以新视角审视历史的作品亦引起了较大关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吕雷、赵洪推出《国运——南方记事》，张胜友写下《珠江，东方的觉醒》，李春雷则以任仲夷为主人公写出广受褒扬的《木棉花开》，反映广东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

其次是“灾难报告”非常活跃。在抗洪、抗非典、抗冰雪、抗震救灾过程中，大批纪实文学作家冲向灾难现场和救灾第一线，采访、搜集素材，并在最短时间内推出作品，从而造就了诸如“抗击非典纪实文学创作潮”、“地震纪实文学潮”等文坛热点。众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家都主动参与，积极投入，并且写出了好作品。杨黎光特别善于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从灾难现场捕捉、思考常人尚未想到的重要话题。他的《生死一线》关注嫩江洪水中万名囚犯的千里大迁移；《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将2003年席卷半个中国的非典这一灾难个案，放到人类与瘟疫抗争史的大背景上来考量和思索，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思想。“非典报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积慧这位广东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抗击非典前线创作并发表的只有区区5万言的《护士长日记》，记述了一位参与救护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对于帮助人们树立信心战胜非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何建明《北京保卫战》、徐刚《国难》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关2008年初南方冰雪冷冻灾害主题的作品，最成功的当数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它以一位行走着的思考者的视角深人探究灾害根源，别具一格。5·12汶川特大地震激起了纪实文学作家极大的悲痛和创作热忱。川籍作家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提出地震对人性人心的摧残以及灾后心灵关怀和心理重建的迫切课题；《生命第一》以人为本，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和作为，凸显了“人民最大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李春雷《夜宿棚花村》以散文笔法，呈现灾民在震后平静如初、有滋有味的生活，在举国共恸时带给人们些微的慰藉；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写下大地震中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感人至深，她随后推出的《巨灾对阵中国》对灾害频发现象展开理性追问和探究，颇具现实针对性。这些作品都是地震后涌现出的优秀之作，应该被纪实文学史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其三是“社会问题报告”大受好评。那些带有鲜明批判意识和战斗精神的作品备受推崇。朱晓军记述打假女医生陈晓兰以个人的力量与医疗腐败进行了长达十年不屈不挠的抗争，事迹感人，批判色彩、干预现实的品格鲜明，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以全票摘取桂冠；他2011年发表的《让百姓做主》描写浙江琴坛村通过村民投票民主程序罢免不称职的村主任的事件，反映中国基层政权建设进程的艰难。魏荣汉、董江爱《昂贵的选票》则对山西河津“230万元选村官事件”进行再考，情节跌宕起伏，揭示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课题。

“三农”问题是纪实文学作家着力最大、着墨最多的主题。被誉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始终目光向下，关注农民工生存境遇，推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前者聚焦进城农民工的2000万子女令人担忧的教育状况，后者则对70后、80后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指出这些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命运。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则毫不隐讳地揭示安徽局部地区现实存在着的诸多严重伤害农民利益和尊严的事情，笔触尖锐，当年曾产生轰动效应，但因将局部问题普遍化而引起很大争议。阮梅《世纪之痛》关注亿万农村留守儿童，指出问题的严峻性，提出一些应对之道。梅洁《西部的倾诉》描写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发出自己深沉的忧思，情真意切。梁鸿《梁庄》以自己家乡为描述对象，反映当下农村某些真实，赢得普遍好评。

教育、生态环保、反腐败、医疗卫生、住房、就业等都是社会大众关心的热门话题。纪实文学作家也自觉予以关注。何建明“教育三部曲”中的《中国高考报告》发行量大，在海内外均引发关注。(另两部是《恐惧无爱》和2000前发表的《落泪是金》。)李林樱《生存与毁灭》《啊，黄河……》关注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提出生态安危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毁灭的根本问题，可谓盛世危言。徐刚《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李青松《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等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呼吁保护我们共有的地球家园。沉钟(邢军纪)《第一种危险》对河南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真相展开调查，提出无序状态所导致的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是文明社会的最大危险。一合《红与黑》、蒋巍《你代表谁？》等尖锐反腐题材作品反响良好。周勃《民以何食为天》对食品安全现状进行调查，曾获得国际尤利西斯纪实文学奖。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则聚焦粮食安全，提出“谁在养活中国”的社会课题。长江《矿难如麻》、赵瑜等《王家岭的诉说》聚焦矿难，如血泣诉，发人深省。杨晓升《只有一个孩子》讲述那些独生子女早夭家庭的不幸与悲哀，曲兰《老年悲歌》关注空巢老人的生存困境。胡平则自甘寂寞，独辟蹊径，深人研究信息资讯对日本发展的重要作用，出版了《情报日本》一书；探析阶级斗争对一个时代从社会生态到心理生态的巨大影响，创作了《战争状态》等奇书。

其四是历史题材占据市场。历史纪实包括人物传记，具备实录、史志、史传以及史鉴价值，在阅读市场上大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带有披露历史细节和内幕隐情性质的作品，那些富于个性色彩、感人泪下、曝光私密的自传或名人传记，更是在市场上大出风头，吸引住众多读者的眼球。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作品篇幅长达数十乃至一百三十万字，提供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很好地满足了读者对于知识性、趣味性的需求。金一南重写中共早期历史的《苦难辉煌》也大为畅销。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探析荒唐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的关联，启人深思。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披露第一手史料，揭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遭际和秉持操守，触及灵魂。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和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描写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曲折遭遇，对历史进行反思。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书写一个社会小人物艰辛的奋斗历程，具有很强的励志作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一批政治人物传记，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党益民《守望天山》记述了一位为亡故战友守墓二十几年的老兵的故事，蒋巍、徐华《丛飞震撼》讲述深圳歌手丛飞乐于助人的故事，催人泪下。刘元举、康锦达《人民代表冯有为》记录了一位勇于为民代言的人物，徐风《花非花》叙述紫砂艺人蒋蓉动人的一生，张培忠《文妖与先知》挖掘“性学博士”张竞生鲜为人知的生平，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小说笔法从讲述小人物的生平往事管窥时代风云，探寻巴金的心灵世界，皆注重情节细节的运用，文学性强。

五、主题选择：注重现实针对性和长远价值

2000年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继续将现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描写和表现对象，勇敢承担“时代书记员”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记录时代，为时代写史，描绘人们的精神图谱，为人民立传，传达百姓心声，反映民族心史，承担社会责任，体现文学秉持，是新世纪纪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选择和价值追求。

“民生报告”无疑是近12年创作的一大焦点。梅洁的“西部女性生存状况忧思录”、陈桂棣的“农民调查”、黄传会的“农民工系列”、阮梅的“留守儿童调查”，以至朱晓军的“反腐战斗作品系列”(包括《天使在作战》《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陈启文的“粮食报告”，表现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建设、食品安全的作品等，描写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

记事写人是纪实文学的基本功能。如果从大的主题上分类，几乎所有的纪实文学作品皆可归人于此。《天使在作战》《丛飞震撼》《守望天山》《一种精神》《花非花》《生命的呐喊》《人民代表冯有为》《聂绀弩刑事档案》《木棉花开》《摇着轮椅上北大》《部长与国家》《文妖与先知》等，都是将人物作为描述的核心，注重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通过丰富的情节细节、对话心理描写等，表现人物最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展现人物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激励人。而《国运一南方记事》《震中在人心》《生命第一》《天堂上的云朵》等，重心则在记事上，这些作品中人物众多、个性各异，作者所要凸显的是纪实文学作为史志记载的功能，重在记录那些感天动地、感人至深的情节、事件，为历史“立此存照”，留下备忘录和珍贵档案。

阐述新思想、新见解，是新世纪纪实文学在主题选择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王宏甲擅长勇立时代潮头，高瞻远瞩，发出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的《智慧风暴》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眺望一个正在迅速到来的数字信息时代，较早认识到，这场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智慧风暴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他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则从王能智等的教改创新中预见到新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曙光，指出一场“新教育”风暴必将到来，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魏荣汉、董江爱和朱晓军则分别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个案观照及思索。何建明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对党如何执政为民、中国如何科学发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党员应如何坚定信仰等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反思。张胜友的《东莞：城市传奇》《珠江，东方的觉醒》等一系列政论体电视报告(电视政论片)，更是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对中国的命运抉择转变及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究，阐发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政治观点。

六、纪实文学的优长与缺陷

纪实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强调对现实的参与和对生活的干预，是经世致用的活文学。政论性、思辨性、理性批判与反思，是纪实文学的重要品格。新世纪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反思意识增强，理性视角得到强化，思想的深度和力度都有明显拓展。

一是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创作主体意识鲜明，特别是作为思想主体和现实沉思者身份，重视直面现实、着眼未来，总结经验教训，以鉴长远。如《巨灾对阵中国》对巨灾与中国发展的辩证关系的考量，《共和国粮食报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探析，《中国高考报告》、《中国新教育风暴》、曲兰的《十八岁的数据库专家》等对现存教育制度弊端及其出路的思索，梅洁、黄传会对农民生存的忧思，《情报日本》对日本“情报立国”理念的推介，《第一种危险》对社会危机深沉的追问，都发人深省。二是对历史的反思。作家们注重从历史往事中推论出对今日以至未来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如《聂绀弩刑事档案》《胡风案中人与事》《昨夜西风凋碧树》等对“文革”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奴役伤”、心灵内伤和人格扭曲进行反思，《国殇》对国民党抗战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及评价，……这些重审历史之作，运用全新视角，尽量逼近真实，将曾经被扭曲的历史和被妖魔化、异样化的人物扭转过来，恢复其常态及正态，力求客观、全面、科学，旨在还历史本来面目，告诉读者历史真相。

新世纪纪实文学，备受诟病的缺陷，除了出现了一些有偿版面、有偿报告、有广告嫌疑的作品之外，更在于其批判现实、干预生活品格的沉陷与缺失。社会问题报告锐减，纪实文学介入生活的能力明显削弱，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纪实文学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对问题的大胆揭露、对现实的勇敢担当与批判，是1980年代创作屡屡引起社会轰动的重要因素。新世纪纪实文学引起法律纠纷、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加大，写作的潜在危险增加，创作的禁区和雷区增多，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逐渐丧失。更多的作家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选择主动避开或避免那些高风险的题材与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纪实文学大胆参与生活尤其是现实问题的能力缺失。所以，当“文坛黑马”朱晓军批判性战斗性都很强、题材主题都相当尖锐的《天使在作战》甫一发表，即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并屡获大奖。

纪实文学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受限文体。这种受限性主要源自其必须保证内容的绝对真实，不能有丝毫的虚构或杜撰。新世纪以来，少数作家的纪实文学作品存在着超出合理范围的过度想象、凭空想象的缺陷，如大量运用人物的直接对白、心理描写，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已故人物在缺乏第一手资料佐证的前提下进行心理描写更是纪实文学之大忌。这些明显的主观臆造或虚构成分的存在，说明作者对纪实文学文体的特殊品格和属性把握不准、不严，因而存在着作品失真的危险。

新世纪纪实文学有时还存在着纯粹从资料到文本的缺陷。纪实文学是贴着大地和民众行走的文学，强调实地采访和现场搜集素材，重视材料来源的第一手性、可靠性和准确性。一些作者足不出户闭门造车，单单从文献记载或网络搜索中积累素材，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这样的创作无疑会带来鲜活性、新颖性的欠缺，对纪实文学文体品格造成损害。

纪实文学作品艺术性不强，是造成读者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少作品文字干巴、无文采，叙事铺陈，情节、故事平淡乏味，甚至沦为流水账、记事本，篇幅冗长拖沓，思想平庸，很难带给读者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这是当下纪实文学亟须改进和提高的重要方面。

回顾最近12年来的中国纪实文学，成就无疑是突出的，影响亦是深远的，众多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史学价值、社会学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或审美价值，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有些作品堪称纪实文学新经典。我们有理由坚信，随着时代的进步，纪实文学这种诞生至今不足百年的年轻文体定会与时俱进，更加成长壮大，继续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忧乐，勇立时代潮头，自觉关注生活、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眺望未来、描绘人们精神世界、抒发百姓心声。

12年间大陆发表的纪实文学作品篇目数以万计。选编一部名为“最佳”的作品选，实在是一桩高风险的事情。编者力求从史志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等方面综合权衡，作出艰难取舍。为了弥补选本篇幅有限的缺陷，编者特在书前作此导论、在书后附有作品存目，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新世纪纪实文学发展的脉络及全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2011年11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