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就开始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序  /1

美国的教育新贵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  /3

硬起来的美国教育  /10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

 ——大学申请战与社会服务  /16

美国的大学改革  /23

大学战  /29

没完没了的青春期  /33

难以弥合的南北裂痕  /37

哈佛风暴  /40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  /49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  /59

美国的教父教母热  /68

运动员要读书  /72

奖杯文化的变革  /75

“硬美国”

美国的新贵族  /81

野蛮反叛文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91

美国是否会分裂?——白人种族主义的崛  /102

黑权  /109

美国人有病  /114

家庭主妇在美国回潮  /120

“去工业化”的波士顿  /123

超级秘书阶层的崛起  /126

《纽约人》社会  /130

美国的报业  /135

丹·拉瑟与自由派媒体的衰落  /139

科佩尔：严肃新闻的象  /142

美国媒体的高产  /150

历史著作何以成为畅销书  /153

美国的残疾人  /157

波士顿的马拉松传奇  /160

看美国的球迷  /163

假冒的美国男子汉  /167

保守主义时代

上帝呀，再给美国一个机会!——总统就职文化和政治秩序  /173

内阁换血与总统权力  /178

施瓦辛格能当总统吗?  /187

美国与伊朗对抗的实力  /190

欧洲宣言  /193

印度洋海啸挑战美国的领导力  /199

救人先救己  /202

救援政治  /205

民主党寻求草根  /208

布什渐脱痞腔  /211

克林顿与布什家族交情日深  /214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  /218

美国外交中的地方主义  /223

故人传

阿瑟·密勒：历史戏剧中的剧作家  /229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  /236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244

约翰尼·科克伦：黑人的代言人  /251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  /259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

科恩(Katherine Cohen)，耶鲁大学的博士，一个大学前录取办公室的官员。她开了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常青藤智慧(Ivywise)。该公司的业务，是给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咨询。虽然一个学生的咨询费就达29000美元之巨，该公司却照样生意兴隆。

美国的大学录取，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复杂得多。如果光看分数，光参加SAT补习班就够了。但是，SAT的分数只是录取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你还要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记录以及各种成就证明，许多人还要经过面试。因此，如何包装自己，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学问。对学生的专长就在于此。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简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特长，对学生进行模拟面试、对之进行全程录像并作细节分析，向学生介绍每一所大学的特征、课程，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的著作。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她再根据学生的实力，确定申请战略。 这一耗资甚巨的申请咨询，反映了美国式“高考”的激烈程度。这种“高考”竞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白热化。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人口的因素。“二战”结束后美军回国，夫妻团聚，拼命生孩子，生产了所谓“婴儿潮”一代。克林顿、布什、戈尔，都属于这代人。这代人在1960年代进大学，刺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自1990年代起，他们的孩子(即第二代“婴儿潮”)也渐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这代人不仅人口多，而且要上大学的意愿远比父辈强，特别是女性进大学的比率远远超出第一代“婴儿潮”，使得大学一下子应付不及，竞争加剧。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这几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现在美国的高中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他们的野心，提高了大学竞争的砝码。

先看几个数据就可以明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希望上大学，42％希望成为专业人员。到了1990年代，高中毕业班的学生90％想上大学，70％想成为专业人员。有学者还研究了这些学生的野心与其教育计划的吻合度。方法是先问学生长大想干什么，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读多少年书。被访问的学生说出了470种预期的职业。于是研究者再去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每种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实际受了多少年教育，以此比较现在的高中生的就业理想和教育计划。那些计划接受教育的年限正好符合所追求的专业要求的学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的群体。那些明显高估了自己理想的专业所需的教育时间的，属于“高估教育”的群体。那些准备接受教育的年限，达不到自己理想专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属于“低估教育”的群体。调查结果显示，有43.7％的高中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型。有40.1％的高中生高估了教育的价值。只有16.1％的高中生低估教育。

这样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高中生中，普遍的潮流不仅仅是重视教育，而且是“高估”教育。不过，这种调查的方法本身，恰恰说明孩子们对自己的前途设计比学者更有前瞻性。学者们自作聪明，觉得调查一下现在一个护士平均受了几年教育，就能判定未来一代的护士所需要的教育年限。孩子们则不同意。现在的警察大多没有上大学，以后的警察大学生越来越多。美国经济不断向高端的科技产业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多，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即使是同一行业，对教育的要求也不断看涨。所以，大家心里都没有安全感。不断“高估”教育，给自己多留一些保险系数。

知识的升值，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在1990年代，那些拥有法律、医学学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为440万美元；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人为340万美元，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50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10万美元，拥有高中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仅为120万美元。1999年，高中毕业生年收入平均为25900美元。大学生年平均收入则达45400美元。那些有高级职业学位者的平均年收入竟几乎到了10万美元。有人还对1972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在1986年的收入。调查样本显示，男生的大学入学智能测验SAT(大概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成绩吧)成绩每高10分，这些人在1986年的收入相应提高4％。

美国自19世纪南北战争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上，是地道的“世界工厂”。这一“世界工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货畅销世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同时由于“新政”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所以，那时候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这样的工作不仅稳定，而且薪水不薄，福利甚好，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一家。同时，工厂不会迁移，常常是一个地区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一个工厂做工。

1950年代的孩子毕业出去求职，人家问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高中毕业证书吗?”只要有，工作就稳了。这样的现实，形成了1950年代高中生的特点：高中是进入社会的准备。大家并不太注重读书，对体育和社会活动却很重视。同学之间彼此也很亲近。明摆着，再过一两年出了校门，大家都是一个工厂的同事，一个社区的居民，而且许多人马上就结婚。所以，高中时需要的，不是在功课上彼此竞争，而是创造一个社会大家庭的感觉，为以后一辈子和睦相处、确定自己在当地社会的位置打下基础。那时的男女生，许多基本上已经订了婚，一毕业就办喜事了。女孩子婚后回家当贤妻良母，上高中操心的自然是情郎，而不是功课。

但是自19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限制工厂运营的环境法越来越严，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企业纷纷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出美国，结果，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如麦当劳、沃尔玛中的售货员、清洁工、餐馆的跑堂，等等。而这些工作不用说养家，就是养活自己也很难。而且说没有就没有，像临时工一样朝不保夕。同时，如今男女平等，婚龄推迟。女孩子长大后要和男生一样在市场上竞争，高中不能忙着谈恋爱，而是要长本事。

现实已经给这些还在上高中的孩子们上了一课。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不想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一个个都野心勃勃。这就造成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中生的独特生存状态。首先，他们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为了功课拼命竞争，即使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申请大学积累资本。同时，他们在青春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高中情侣结婚的也越来越罕见。这一来是彼此竞争激烈，二来是功课太紧张、无暇顾及社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1950年代那样，一毕业就在本地工作、成家，一辈子不离开自己的家乡。现在的高中生，毕业后就出去读大学，和高中的同班断了来往，利用高中的时间交朋友、建立自己的本社区的人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越是有能力、野心大的学生，越要远走高飞，回来的机会就越少。青春期的野心，已经使优秀学生越来越集中在几所超一流大学，各州的顶尖高中毕业生，全向“常青藤”流动，因此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很少回来，造成各州的“脑力外流”。

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设立的“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旨在发现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国每年只有40人入选最后一轮。从1960年到1989年，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学读书。其中1／5到了哈佛，其次是MIT、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如同参议员的名额一样，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1989年的数据看，这些学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MIT、杜克、密歇根。

上名校立即会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等)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7所精英大学，依次为：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西北大学、康奈尔、哥伦比亚、斯坦福。

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你发奋我也发奋的时候，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一个19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长大成为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体育明星。但是，根据对2005年的就业预测，在1990年代希望成为律师、法官的高中生，到2005年他们真正成年、开始在这些行业就职时，实际的职务空缺只有这些学生人数的1／5；在作家、艺术家、娱乐圈和体育界中，竞争者比实际位置多出14倍。所以，有些人担心：这些孩子是否野心过度?

野心过度也好，野心勃勃也好，199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中生，已经与上两代人大不相同。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他们将构成20—5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美国社会的景观。

首先，美国是一个注重平等的草根社会。而这一代人，从小就一心想往上爬，对自己生长的社区没有太大的承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脱离草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成功可能使一些基层社会失去大量人才。第二，这代人之间竞争惨烈，结果是贫富分化空前之大。如今美国的高考，特别是进入“常青藤”的竞争，已经成为未来成功的通天梯，家长常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家庭，就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一年支付两三万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支付两万多美元的大学申请咨询费用，以及各种各样昂贵的暑期班、家庭教师，等等。这使得穷家庭的孩子很难与之竞争。

这一代高中生无疑将是美国受的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时，他们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满足成人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六位数的工资。1986年，耶鲁毕业班竟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跑到大国际金融集团First Boston去面试。1969—1970年，美国通过资格考试的新律师有19000人，这个数字到1989一1990年就涨到47000人。但是，辛辛苦苦创造知识但工资菲薄的博士却没有人读。从1969—1970年到1989一1990年，美国的博士和本科学士的比例已经从0.064下降到0.04。结果，博士课程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

未来的美国，阶层可能不断分化，并且逐渐固定。这代人长大后，不仅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甚至有发展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社会的可能。到那个时候，美国也许又需要一场新的社会革命。P3-9

这是一场十几个孩子参加的钢琴演奏会，就在他们共同的老师家的客厅里举行。几十位家长和学生把小小的客厅挤得满满的。我不足六岁的女儿第一个出场。此时她学习钢琴不足三个月，已经弹了快十个曲子。这次要不看乐谱一口气弹三个。我心里七上八下。还好。她一个音符也没错，只是节奏失去了控制，越弹越快；显然是太紧张，着急想早点结束。虽然美中不足，但我心里还是庆幸：毕竟她是最小的一个孩子。音符不错就不容易了。

但是，十几分钟后，我的想法就变了。一个年龄相当的韩国裔男童，弹的曲子不仅复杂得多，而且一开始就全身心融入音乐中。音乐给他带来的喜悦充分地洋溢在脸上。接下来，一个矮半头的中国裔男童上场。那么小的个子简直让你担心他会从琴凳上翻下来。但他的水准显然更高，抑扬顿挫，甚至已经自然地有了钢琴家们那种肢体语言。可见他是多么陶醉。

实在是比不过人家呀!我心里暗叹。中场休息时二话不说找到两个孩子的家长。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女儿大几个月，另一个比她小一个多月。他们都学了一年左右。

2004年我刚刚在波士顿找到工作，家里经济情况还很紧张。第一次买车，只能花3000多美元买辆1999年的旧车，已经跑了快10万英里。原因之一，是孩子到了学琴的时候，要有一大笔开销。货比三家，最后决定买一架3000美元出头的新钢琴(这几乎是我们惟一能负担得起的新钢琴)。钢琴店在波士顿享有盛誉，有自己的钢琴学校；接待我们的销售员就是半个音乐家，不仅卖琴，也帮助介绍钢琴老师。我们明确要求他介绍一个最好的老师。结果找到了现在这位。半小时的课50美元，比一般老师贵一倍。我们刚一听价钱嘴差点儿张开，但咬咬牙还是决定上了。

参加这个演奏会，第一次见到其他家长，相谈甚欢。大家知道彼此的共同点：不惜工本地为孩子找最好的老师学琴。小的孩子如我女儿这样，在四五岁之间，还没有上一年级。大的孩子则准备上大学了。钢琴老师相当自豪地介绍，她的学生许多上了哈佛、MIT、布朗。其中有立志当医生的，有准备学科学的，真正要投身音乐专业的很少，包括两个她称为有“上帝赋予的天分”的孩子，也没有当钢琴家的计划。反而一个平平之辈，马上要进音乐学院。  

我粗粗算一下，这里的孩子，到了八九岁，就得每周上45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课。一年下来，一个孩子5000多美元。有的家长两个孩子都往这里送。这些家长，许多收入不错，但看不出哪个是大款。一个新加坡来的家长私下还向我们抱怨：“实在太贵了，付不起呀。可是我的孩子换了这么多老师，不找她还是不行。”可以想见，一些家长恐怕也像我们一样，把家底儿全翻出来，投到这个钢琴课上。 

表面上看，明知道孩子不搞专业也这样下血本学钢琴，似乎很不理性。但仔细分析，就能解读出这些家长在孩子身上希望着什么。一上课就知道，弹钢琴几乎是对孩子的智力和心灵最大的挑战。小小年纪，刚刚开始读书，就得认读五线谱，同时手要跟着谱子弹出音乐来，又要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一套不仅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智能和感性，而且需要高度的纪律和刻苦精神。孩子要是能对付这些，你就不觉得她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不能对付。所以老师十分得意地说：“我的学生长大后干什么的都有，都非常出色。因为学了这些以后，学什么都快。”

但是，简单的“智力开发”不能完全解释家长们的动机。大一些的孩子，学钢琴花钱不说，一天至少练二三个小时。一个准备当医生的高中毕业生，甚至为一场演奏会一天练六七个小时。美国的高中竞争越来越凶，家长让孩子在这个看似无用的事情上投入这么大，必有其他所求。以我观察，钢琴课实际上是塑造美国未来精英的文化品位的过程。家长希望孩子不仅有世俗的成功，而且有一个感性丰富的灵魂，既能创造生活，也能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小社会。未来美国的精英，也许就是这么形成的。  走出这个小圈子，你还会看到许多其他的美国孩子。一次在服装店，看两个当妈的在那里忘情地挑衣物，不足两岁的孩子被丢在一旁的购物车上没人管。孩子自然哭起来。当妈的听到哭声怒不可遏，厉声喝道：“闭嘴!”孩子继续哭。当妈的冲到孩子跟前，瞪着眼睛对孩子严厉地小声说了几句，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孩子吓得再不敢出声，当妈的继续回去挑自己的衣服，谈笑如常。再到一些游乐场看，许多家长把孩子往那里一丢，给他们几个钱去尽情玩电子游戏，自己和朋友在那里聊大天。

其实，钢琴课的那些家长，受的教育良好，有自己的事业，时间非常紧张。但是孩子上课、练琴，她们都必须全程陪伴，就和自己学差不多。后一种家长，则文化程度不高，闲功夫有的是，却不愿意给孩子一点时间。这两种家长生活在一个社会，创造着两种文明。

以上的观察，实际上就是我在这本书中讲的核心内容。我已经出版了两本对美国的观察：《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前者是走马观花式的随感，后者是对2004年总统大选的纵深分析。写完这两本书后，我一直希望能把观感和分析结合，写一本既对变幻不定的现实有亲身体会、又能脱离时事新闻、梳理出美国社会长时段的变化的“耐看”的书。本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

本书所描述的，是美国新精英集团的崛起和社会的贫富分化：中高产阶级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由于他们为自己的子女从小奠定了教育上的绝对优势，在日后的竞争中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别的阶层很难对之挑战。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被固定下来、继承下去。结果，美国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小。  

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但在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变得日益明显，如今依然有增无已。最近美国的变化极有戏剧性和突发性，从2000年到2004年的总统大选，从“9·11”到伊战。世界好像翻了个个儿。但是，别管世界怎么翻转，我所谈的这一深层的社会变化几乎丝毫不受影响，足觅其内在的动力之强，绝非转眼即过的新闻。  

要理解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必须回顾整个美国的历史。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开篇就说，美国给他的震撼，是其社会的平等和均富。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被贵族阶层所垄断，不仅贫富分化严重，而且小民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在美国，一个一文不名的人，竞也可以白手起家，很快进入上流社会。没有任何等级秩序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甚均，没有像欧洲的王室和贵族那样住在城堡里、使唤着上百奴仆的巨富，也不见欧洲大都市中那些沿街流浪、随时可能饿死的平民。

美国历史的发展，似乎不断证明了托克维尔的观察。像卡耐基这样十三四岁的穷孩子，因为父母在苏格兰实在混不下去，举家迁到美国。上岸后身无分文，立即给人家当童工。几十年后，他成为世界的钢铁大王。他厂里的钢铁产量，比整个英国的钢铁产量都高。这样的例证，向人们展示美国是个公平、人人有机会的社会。也正是这样的信念，驱使着几千万欧洲移民跨过大西洋来寻求美国梦。

但是，美国和欧洲的位置如今正好调过来。最近各种的统计和研究表明，美国贫富分化过大，欧洲则相对是个均富的社会。同时，美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人人都有机会，以及这种机会所创造的任何一个社会也不能比拟的社会流动性)正在急剧丧失。欧洲人跨代之间的阶层变化，已经明显比美国快。如果你是富人，最好留在美国，因为你的子孙在美国更可能维持原来的地位。如果你是穷人，最好去欧洲。因为在那里穷孩子变成富人的机会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种贫富日益分化、社会流动日益减弱的趋势，不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本质i而且很难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对之进行逆转，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变。

美国贫富分化的加剧，并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比如19世纪末的所谓“镀金时代”，贫富悬殊达到了惊人程度。卡耐基、摩根、洛克菲勒等等一代工业和金融巨子，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此同时，大都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到了难以令人忍受的地步。乃至许多人称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工还不如昔日南方的黑奴。当时美国人的婚龄比1950年代要高得多。这不是因为那时候人的文化程度高、喜欢晚婚，而是一般的单身汉很难挣得出能够养一个家的钱来。

不过，这种恶性的贫富分化，是能够通过政策措施加以扭转的。当时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后，就立即向大企业、大财阀开战，要求“公平交易”，通过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打破垄断，保护劳工的基本权利。后来经过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时期，联邦政府通过税收、福利等一系列政策，劫富济贫，使得财富有了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弱势阶层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证。  

1990年代的经济高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泡沫、贫富分化，常常被人拿来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相比。但是，这里有个本质的不同。在19世纪末，一个工人要是出了工伤，老板第二天就可以将之解雇，一分钱也不给。换到现今，老板往往得管人家一辈子。现在美国的一个正式工人，有医疗保险，有社会安全基金(从中提取自己的退休金)，子女上大学有政府贷款或各种奖学金，失业还有救济。如今的贫富分化，是在“新政”以来的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框架之中发生的，甚至是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上加剧的。再通过制度对之进行修正的空间已经很小。

所以，本书讨论的，主要是这种贫富分化背后的文化动力。过去的财富和权力，通过继承而来的成分甚大。如今的财富和权力，则是通过教育而来。富裕阶层之所以能逐渐稳固他们后代的社会地位，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留下了多少遗产，而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对孩子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等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作为个体具有超人一头的才能，靠自己就能在竞争中获胜。

为什么会如此?首先，如今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不断创造出新的财富。而且新财富总是比旧财富大得多。要守成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了。关键是要有创新的能力。下一代重要的不是有钱而是有本事。第二，如今的全球化突飞猛进，竞争的规模一下子大了许多，奖赏也大得多。有能力的人，一赢就是全球的赢家。同时，全球化促使美国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型，制造业已经成为“濒临绝种的物种”，纷纷移往第三世界。过去美国的工人，是世界的贵族工人，即使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干的是一样的活，但就凭自己是美国人这一条，别人做梦也别想达到他的生活水平。但全球化把大家竞争的起点越拉越平，贵族工人的位置坐不稳了。许多美国人丢失了过去稳定的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低工资。

美国的富裕阶层，很快看明白了这一点：将来一切竞争都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孩子必须有全球的竞争力。他们不仅相信制造业正在本土消失，当工人已经没有任何前途，甚至觉得一些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如数据处理、会计分析、制图等等，也早晚要外包出去。因此，他们的下一代，必须占据最高端的、非工具性的工作，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优异的。于是，创造力、想像力、领导才能、人文价值、艺术品位等等综合性素质，成为他们从小训练孩子的根本。我们已经不能再说美国的家长不重视教育了。从暑期班、周末课程，到我女儿上的这种私人钢琴课，许多美国的家长，从三四岁就督促孩子一个班一个班地上。甚至不惜一个家长辞职，专门在家监督孩子的功课。耶鲁的一个社会学教授私下对我说，这种现象，十足地体现了美国人对全球化的焦虑。

这样的竞争，当然不能全被富人垄断。毕竟读书还要靠孩子自己。孩子不争气，你投下几百万还是白烧钱；孩子争气，家里穷照样出头。比如像我自己的家庭，夫妇两人都是耶鲁的博士，如今一个人刚刚工作，收入绝对在当地的平均水平以下。但和大款的孩子竞争，我们并不觉得有多大劣势，因为我们家庭中有自己的文化资源、价值观念。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对人的理解比一个大款低。

但是，如我书中所言，富人的优势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明显的。首先，当今的富人，大多数是1960年代以来崛起的教育精英，本身受的训练甚好，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第二，美国的普通教育是学区制，经费由本学区的纳税人提供。富人区钱多，学校就好。学校一好，更多的富人会为了孩子的教育搬进来，结果进一步抬高当地房价，穷人就更别想住了。相反，穷人的区没有钱，学校勉强维持，质量越来越差，最后有点经济能力的人为了孩子都搬走，使这个地方越来越穷。所以有人说，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种族隔离，但却有贫富隔离。穷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个地方，生活在两个世界。第三，富人有钱，给自己的孩子在课外创造了各种机会。从这个班、那个班，到高级夏令营、海外学术旅行、SAT考试准备、申请大学咨询等等，动辄几万美元就花下去。那些每年花两三万送孩子进私立贵族学校的就更不佣说了。可以说，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课外教育，富人处处占先。个别不肖之子可能荒废大好的条件和机会，但从整体而言，富人子弟肯定领先他人一头。

一般劳动阶层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比如他们大多知道应该去上大学。但是，挡住他们的不仅是经济障碍，还有文化障碍。如前所述，经济障碍不可怕，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加以消除，就像当年的“新政”一样。文化障碍最难办。比如在1960年代施行种族平权政策以来，美国从上大学到就业，给黑人的优惠越来越多。但黑人的教育成就和经济地位仍然非常低。这里当然有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起作用，但黑人社区内的文化力量，恐怕是他们成功的主要阻力。比如，有的黑人社区，竟没有一个父亲，全是拖着一大群孩子的单身母亲。当妈的要打工养家，只好听任孩子在街上学坏。黑孩子读书一好，同伴就笑话，说他在模仿白人。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怎么能够成功?如今美国的劳动阶层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中许多人是非常肯干、能吃苦的工人，在过去没有必要读书。但如今，当工人的机会正在消失，不读书没有出路。这些劳动家庭，差的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根本不管孩子。好一些的，管也不知道怎么管，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甚至不认识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们的孩子，只有自己摸索。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奇才，以后像克林顿那样当总统。但作为一个阶层而言，他们在教育上和中高产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很快就会换算成经济地位。

在过去，不读书并非不能赚钱。美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电影。比如一个女孩子，从小站柜台，后来省吃俭用存了点钱，开一家小店，起早贪黑地拼命，最后发展成一个连锁店王国。要知道，19世纪末是镀金时代，也是个“读书无用论”的时代。大学生、知识分子被讥为“鸡蛋脑袋”，常常受到嘲笑。卡耐基这样的穷孩子，什么大学也不用上，就跳到企业界的峰顶上。其实，一直到1950年代，美国的大款们常常还看不起读书人。怪不得霍夫斯塔特1960年代初要写《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但是，1960年代以后，世道渐变。“常青藤”收学生越来越看重分数，淡化家庭背景。那一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统治着当今的美国。你有盖茨那样的技能，当然能够出人头地，甚至用不着上完大学。但是，这样的技能还是需要训练的，是超常的知识的结果。你如果想从摆摊起步，最后造就一个沃尔玛式的销售帝国，已经完全是白日做梦。我相信卡耐基如果活在今天，还从当童工起家，他绝对不会获得当年那样的成功。因为教育关过不了，他根本进不了高层次的竞争。人家一看履历就不要他。

劳动阶层面前的这一教育坎怎么过?还没有人想出什么办法。目前的贫富分化，不完全是制度不公平，而是劳动阶层缺乏一种教育的文化。而中高产阶级恰恰发展出了这种文化。可以说，美国的上流社会，实际上非常开放。只要你认同其文化，懂得游戏规则，只要从小悉心培养，你的孩子就可能一下子跳上这个世界的顶峰。这让我想起美国的建国之父亚当斯和杰弗逊关于社会理想的讨论。继承了大庄园和大批奴隶的杰弗逊，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却把人人平等奉为社会理想。鞋匠之子亚当斯，当了总统后一辈子还是紧巴巴，却相信任何社会都有一种天然的等级秩序，因为人的能力和德行是不同的。只是欧洲的等级秩序是世袭的产物，美国的等级秩序则将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以后美国的历史，似乎是沿着杰弗逊的思想走。但最近的趋势，则显示了亚当斯的预见。说不定美国社会今后会从杰弗逊主义转向亚当斯主义。看眼下的趋势，说美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社会等级最为分明的社会，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虽然，这是一个开放的等级社会。

如果让我预测未来的话，我会用精英社会而非贵族社会来描绘美国。道理和亚当斯的论述相类，精英是开放社会竞争产生的，贵族是世袭的。看看美国的教育热就知道，美国的精英，将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精英。这一精英集团的兴起，像是一场文艺复兴，以塑造完整的个人为宗旨，并不仅仅是传授手艺。所以，家长会不惜工本送孩子学钢琴，不是去学电脑。美国大学的专业选择更说明问题。越是精英的大学，越务虚不务实。全美大学生，有20％以上选择商学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学历史文学的寥寥无几，凑不出个百分点来(学表演的为5％左右，其他的文科，除了教育和心理学外，全在此之下，图表上因比例太低显示不出具体数据)。但是耶鲁的学生，选历史专业的竞达15％左右，高居第一。政治学和经济学(这是纯理论性的经济学，并非教你怎么做生意)紧随其后。接下来的热门专业则是英语。商学这个专业在本科教育中根本不存在。明摆着，这些精英将来是要统治世界的。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

这一套教育的价值，劳动阶层很难理解。我教书的大学就充满了这样的子弟。一上课就说：“我就对钱感兴趣。请告诉我怎么赚钱。为什么要学历史这些没用的东西?”他们还是在工厂里干活、在麦当劳收银台点钱的那种心态，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还想凭自己的美国国籍在世界上当劳动贵族。但是，全球化将会逐渐消除“国籍贵族”：你在美国缝袜子，不再可能靠自己的美国国籍来拒绝第三世界国家缝袜子的人的挑战。谁做的袜子好，价钱便宜，谁就赢得了竞争。美国的工人不可能再当国内的平民、世界的贵族了。所以，全球化在美国是个塑造精英的时代，在世界又是个去贵族化的时代。去贵族化的结果，是美国的平民也成了世界的平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美国的精英越来越远，和世界的平民越来越近。这就会在美国造成巨大的贫富分化。这一格局，和美国的草根民主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一旦美国的平民把自己看成是这场社会变革的输家，他们的政治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近期的表现，就是贸易保护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中国的老百姓和刚刚沦落为世界平民的美国老百姓成为对头。因为人家觉得你抢了他们的饭碗。但另一方面，人家的精英要赢，也会赢到我们头上来。从这个角度讲，我相信本书对中国读者多少有些意义。

读者在读本书时，可能会有杂乱之感。我为此向读者致歉。如今讲美国的书很多。最风行的品种大概就是启蒙式的：教中国人怎么学习美国。本书不属于这类读物。我相信，读者的理解力不会比我差，不需要我的启蒙。大家看法不同，大概是生活经验和环境所塑造的。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宁愿通过一个真正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的眼睛，把所看到的矛盾写出来。所以，我对这个社会的不解、困惑，也都会流诸笔端，带来“混乱”。最后还是请读者自己形成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