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坚持以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以科学的现代数量逻辑和正确的传统逻辑为主要研究方法，时间跨度由先秦至20世纪末，填补了20世纪后50年该领域研究的历史空白。它是一本专门论述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史著，也是迄今为止包括年代最长的一本中国逻辑史著作。

一、我们三位作者虽然都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李匡武任主编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编写，但五卷本《中国逻辑史》是由当时全国20多个单位的20多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的，而且我们三人都只参加了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第五卷(即从1919年到1949年的《现代卷》)部分内容的撰写，并未参加自先秦至“五四”的前四卷内容的撰写。所以，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特别是前四卷的古代部分并不能直接、完全地反映我们对中国古代逻辑及唐代因明研究的全部观点，更不能充分反映我们今天对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水平。

现在的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才全部是由我们三人分工撰写的。特别是整个先秦部分、先秦以后及唐代因明等重点内容都是由我们三人自己撰写的。所以，现在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绝不是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重复或缩写，而是一本直接反映我们三个人二三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新作。

二、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逻辑史通史性著作一般都只写到1919年“五四”以前，只有李匡武主编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和杨芾荪主编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是从先秦一直写到1949年的。而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写成于20世纪末，所以我们第一次由先秦一直写到20世纪末，从而填补了20世纪后50年(下半叶)这一重要的历史空白。而这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正是中国逻辑史研究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专著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大多数学者都还健在。因此，要总结概括这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工作量很重、难度很大，也是最容易引起敏感反应。但补充这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是总结整个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成果和发展规律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推动、发展21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因此，补充这20世纪后5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历史空白，应当算是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著作最具有新意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坚持以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为主要对象和范围，坚持以科学的现代数理逻辑和正确的传统逻辑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鉴于目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对象、性质、方法等问题上的许多混淆和误解，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决定用比以往任何中国逻辑史著作更多的篇幅，努力站在现代逻辑科学的高度，详细论述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第一次讨论了中国逻辑史与哲学史、辩证逻辑史、语言学史、符号学史、语义学史、名辩学史等相关学科史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本书的“绪论”实际上具有为“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重新正名的意义和作用，以澄清对“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的种种混淆或误解。这也是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为了提高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的研究水平，我们除在古籍校诠、加强论证和正确运用传统逻辑知识方面继续努力以外，还特别注意努力用现代逻辑的方法直接研究、分析、表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特别在墨经逻辑部分，我们不仅较多地使用了命题逻辑的方法以分析、表述《墨经》中的“或”、“假”、“效”等命题与推理的形式性质及逻辑基本规律等，而且还在《墨经》、公孙龙和韩非等逻辑思想研究中，学习、运用谓词逻辑的方法分析、论证、表述了“侔”式推论、“白马非马”和“矛盾之说”中所包含的逻辑思想，这在中国逻辑史的通史性著作中还是第一次。这无疑也是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的特点和新意之一。

五、我们三个人分工负责了《中国逻辑史》全书的撰写工作，最后由周云之统审了全书。其分工情况如下：

周云之撰写了“前言”和“绪论”、第一章、第二辛、第三章、第四章前三节(荀子部分)、第八章、第十章、“展望”。

陈正英撰写了第四章第四节(韩非部分)、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

郑伟宏撰写了第七章。  鉴于我们三个人的知识有限，研究不深，加上新的领域与新的方法尚属探索阶段，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周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