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自传体的性质，用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男作家杨楠的内心感情世界。初恋、婚姻……风风雨雨过后，在奔放的感情与局促的责任之间，主人公杨楠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身为独子的杨楠，上有两个姐姐，初恋情人是比他大三岁的中学英语教师。或许是生活中较多的女性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压力下被逼分手的第一次恋爱，使得杨楠冷淡的表面下，有着一颗敏感的、经常因寂寞而抽紧的心。历经几次失败的爱情，好心人总以为新欢是治疗旧恨的良药，给他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友……

正文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这是在南方。

深圳。

独自打工漂流的一段时间，相对而言也是一段寂寞的时光。离开家孤身在外，给人跑业务，拉关系。其实我离开内地到东南城市去淘金的时候，经济过热已经过去，泡沫开始破灭，生意已经不好作了。在商言商，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每天风尘仆仆，除了得到可以估算到的薪金，现实中并没有什么成就感。每天早上我按时出门去上班，晚上却未必按时回公寓休息。

后来工作固定在深圳。在深圳我住着一间两人合租的简陋公寓。同居者是跟我情况一样的一位同乡，叫做陈骅，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才初次认识，想着都是本地人，就算社会再怎么样变化，作为同乡起码也能够照应一下，彼此虽不知根知底，住在一起到底也比其他人放心点。陈骅和我都不是精英人类，混得实在不怎么样。除了攒了一点钱可以对家里人有个交待，可以说两手空空，身无长物。这个房子里有一架在跳蚤市场买的二手CD机，是我惟一的恩物。偶尔两个人下班都有空的时候，我也跟陈骅一起聊聊，谈谈各自的小孩和老人，一起听听音乐，喝点啤酒作为私人的娱乐和交流。我们不谈自己的妻子。很少，几乎从不提起。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个野人的状态，跟文明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我跟陈骅几乎都不看书不看报不看电视不看电影，我还有一点少年时代的爱好，偶尔还听听音乐。他简直什么嗜好也没有，成天心慌慌地，光想泡马子。这大概也是因为在公司看多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闻，听多了七嘴八舌的现世报，腻歪了再看别人卖力表演。至于声光电影，跟客户一起娱乐的时候见多了，什么都不新鲜。这是个乱七八糟的花花世界，各色闻人嘴脸光鲜，却让我反胃。听音乐可以让我紧张疲倦的神经稍微松弛平静一下，虽然不能完全恢复。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给公司跑销售。拉客户，给各种潜在市场推销产品，基本上按定量定时拿报酬，看着成绩变成工资落袋，心里还是觉得很安乐的。有时候遇到好机会，增加了大客户，就不停地需要赶工赶工，想着存款增大增大。我这差事谈不上有交差的时间，忙起来是没个完的，有点儿漫漫追求没有尽头的感觉。在南方的工作状态比内地好太多，干了一份活就有一份报酬，不必考虑工作之外的人际内容。我和陈骅对这点深有同感，在工作上还经常互相帮帮忙，介绍个把客户，总想着要扩大战果。挺有意思。

偶尔得一空闲，独自坐在公寓里喝口啤酒，沉浸于寂静之中，cD机的音乐和电流声丝丝纠缠着，房间里阴凉沉默，有流水在暗处流淌的感觉。南方明朗的天空下，大城市分外显得空空荡荡，街道宽敞，车水马龙，行人稀少步履匆匆。站在窗前，感到面临着巨大的空虚，这空虚像口深渊探头看着我，又像一块尖利的巨石使劲地压在我胸口。走在街上，楼梯口，林阴道，恍恍惚惚地总觉得存在着什么，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在背后阴森森追赶着我，紧紧地跟着不曾放松。独处的时候这种感觉分外明显，总有东西沉默地站在背后等我回头。尤其在半夜回公寓的时候，感觉到后面紧迫的追踪，从阴暗的楼道走廊回头看看，只有黑影幢幢，在猛地一回头的刹那已经毛发倒竖，似乎听到稀薄的笑声从空气中荡漾开来并且迅速逃逸了。P.1-2

读黛琪《陌生人之天亮》(代序)

黛琪笔下的杨楠，这部“自传体”感情故事的男主角和叙述人，他的最大优点，是具有男人的所有劣根性却不具备男作家的劣根性——杨楠不卖弄色情文字，哪怕打着“劝善惩恶”的旗号。因为他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女作家所认认真真塑造的人物。

身为独子的杨楠，上有两个姐姐，初恋情人是比他大三岁的中学英语教师。或许是生活中较多的女性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压力下被逼分手的第一次恋爱，使得杨楠冷淡的表面下，有着一颗敏感的、经常因寂寞而抽紧的心。历经几次失败的爱情，好心人总以为新欢是治疗旧恨的良药，给他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友，尚在痛苦中的杨楠只能向读者倾诉：

“每个深夜我站在黑暗的房间里，外面泄漏进来的点点天光映照着模糊的阴影，眼泪悄悄从我的眼角渗出来。空中漂浮着往事的碎片，无可名状的悲哀就像蝙蝠在空中飞舞，然后冲进了胸膛，填塞者悲哀的空虚。我知道这悲哀是妥协的悲哀，是自己向命运低头的悲哀，是可怜的悲哀。可是，既然自己不曾试图为命运努力作点什么，也只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点着烟卷看着焦黄的手指，陷入无端的怜悯，怜悯自己，怜悯那些从眼前经过的等待爱情的普通生命，怜悯自己不能完整结束的爱情，不曾珍惜的获得，不曾深刻的给与，不曾完整投人的生活，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读着这样意象生动的优美文字，笔者不禁诧异：习惯以女性为主角的女作家们，是否错失了为文学画廊配装几个内涵丰富、外延多面的男性典型的机会?

杨楠最终选择了门当户对的木宁。一场庸庸碌碌的婚礼，和他那些单身汉的恼人习惯，把杨楠臆想的来自同为情场失意的妻子的救赎，化为惯见的家庭圈套——绳头布满磨损，直勒至内心死寂或重新爆发崩断绞索的救赎愿望。

不过，即使在那些值得怜悯的日子里，杨楠也决不是个可以过分同情的角色。他曾经年轻而粗鲁，热衷于呼朋引类，酗酒打架。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就是个“恶少”，出自西部小城市里有点权势的地方干部家门。仗着父荫进了国营银行，也是处处刁难求事之人。作者很聪明地把主要篇幅用于杨楠的青年生活，让他的性格得以肆意展开。

老套日子里的些须偶然，对“恶少”而言是太小的调戏，仅是在舞厅小姐的脖子上摸了一把，引来的生死复仇却迫得杨楠远走深圳，只能靠推销谋生。杨楠自然不愿回忆这些仰赖客户鼻息的打工时光。但在性格充分展开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回想，从刁难他人变为被他人刁难，这是多么有趣而又多么难堪的位置转换。新的契机，或许就在此处发生。

杨楠终于为自己的命运努力作了点什么，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他积攒了一笔钱，回到故乡。他和木宁，neither mend nor end(不修补也不结束)，也还是要一起生活下去。这样一个结局，使得杨楠成了当代文学里的稀有人物：他居然有了一种劝人向善的资格。不管我们认为在相当范围内劝人向善是自我的存在价值还是人类历史上行将消失的道德噪音，我们都不得不问问自己：在奔放的感情与局促的责任之间，最合适的“黄金分割”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