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大概很少听过《中庸》这个名称了，如果是在中年以上，五六十岁的人，有些一提到《中庸》，还会拿它来当笑料，甚之，还很感慨地说：中国人就是被《中庸》所误，所以弄得国家民族百年来吃尽了苦头。但你如向他请教什么是“中庸”他又说不出具体的道理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读过《中庸》，更谈不上彻底研究《中庸》了。
一般人们所谓的中庸，大概就是马马虎虎，糊涂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现代人用湖南话来说，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捣浆糊。万事得过且过，不必太认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比较好一点来说，只要不左不右，应付得过去，自己不做任何确定的主张，做个随波逐流的滥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这样地理解《中庸》，这样地用《中庸》，当然就会使人个个成为庸庸碌碌之辈，所谓国将不国，的确是误国之学，实是不值一谈。
其实，《中庸》是一本书，它是传统五经《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在宋代的时候，被当时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叫作“四书”，从此影响左右了中国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这个历史的故事，我在讲《大学》的时候，已经有比较简略的交代，不必再说了。
《中庸》一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继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学》，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传承孔子一系儒家学问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当中国春秋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开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间，比西方文化希腊上古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时期，孔子还在世，他是曾经亲自受到孔子的教养，但他却从曾子那里接受学问教育。所以说，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后来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为什么要著《中庸》呢？我们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一书的记载资料，子思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后世疑为六十岁之误，考证难详），到了宋国，宋国的大夫乐朔和他谈论学问之道，话不投机，乐朔对他表示不高兴，就叫人去围攻他。事情被宋国的君侯知道了，亲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说：“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乐朔和子思的对话
乐朔和子思讨论学术，他们是怎样地发生歧见呢？《孔丛子》的记载：
“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尚书》——《书经》所收集的，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章是好的）。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其他的那些《秦誓》、《费誓》啊，都是模仿尧、舜的话，实在不够格）。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那是时代社会有所改变，所以有些文章，也是正对当时的习惯而作）。假令周公尧舜，更时异处，其书周矣（假使周公和尧、舜，彼此颠倒上下换个时代，那么尧、舜的文告，也便会和周代的文句一样了）。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乐朔说写文告，本来是要一般人们都看得懂，知道了事情，所以愈简单明白愈好。但读那些古书的文章，有些故意作出读不懂的字句，这不是有意找麻烦吗？）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昔鲁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非其人，道不贵矣。今君何似之甚也！（子思说：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时觉得很深奥，其实，只要对文字学的训诂下点工夫就懂了。古人把口说的话变成文字，就要求典雅一些，才使文学有艺术感。从前鲁国也有乡下的里巷之人，像你一样提出这个问题问我，我（子思）对他说：学问之道，是传给真有慧智的人，如果不是智者，那对学问之道，有什么可贵之处呢？现在你怎么也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一样见解呢？）”
子思这样说了，乐朔当然是“不悦而退”。便回来对他自己的党徒们说：“孺子辱吾（孔伋这个小子，当面侮辱了我）。”“其徒曰：此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驾而救子思。”（乐朔的党徒们听了便说：孔家的祖先，虽然也是宋国的人，但隔了很多世代了，而且和我们有旧仇，我们正要找他出气、修理他。因此，就来围攻子思。幸而被宋国的君侯听到了，才亲自带人来解救了子思的危难。）
但《孔丛子》又记载“子思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这正如子思所说，读古书要知道训诂之学了。古文所说的“篇”字，是从竹从扁。换言之，在子思的时代，作书写文章，是把字刻在竹简上面。所以说《中庸》共有四十九篇。后来宋儒朱熹把它割裂分编成三十三章，这便变成了《大学》、《中庸》朱注章句之学的起源，并非是子思的原著。但要真正对《中庸》原著考证起来，实在也并非容易的事，我们也只好各说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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