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它讲述的是通过一双中国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从1945年春到1953年初的战后世界。同时，它也是在经过彻底研究之后，对于杜鲁门外交的一番呕心沥血的记述，极有教益。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举凡罗斯福外交的影响，冷战的起源、酝酿和爆发，原子弹及原子外交，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捷克二月事件，柏林危机，马歇尔计划，捷克二月事件，柏林危机，等等，均有详尽的叙述，结论部分对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种因素做了分析。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美国研究，特别是潜心研究美英两国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的力作，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它以杜鲁门总统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纬，起自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匆匆去世，终至朝鲜战争在板门店停战落幕。气势磅礴地叙述了二战后最初八年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全球大局；在结论中分析了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种因素。注解部分的厚实使读者眼睛一亮，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叙述和披露。本书既是关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和大国间关系的叙事史，也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规律性的总结。1992年先出了中文版。又由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丛书于1993年出了英文版，在中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推介。以迄于今；有的大学在有关课程教学大纲中将它列为必读参考书，有的评论者将它誉为本领域的“扛鼎之作”。在当年出版时，本书以三个“新”字为其特点：材料新一一所用材料很大部分是当时国内学者未曾涉及过的美英两国的政府和个人的原始档案，不少材料外国学者也没引用过。观点新一一作者对于书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几乎都有与中外其他学者有别的精辟独到的见解。写法新一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既坚持学术研究为本，又兼顾著作的可读性。因此，本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同时又是一本适合多种层次读者群的大众历史。从国内外十多年各方面的反响来看，本书的这三个鲜明特点迄今依然闪现着耀眼的光彩。

再版序

初版序

初版前言

第一章 罗斯福的遗产

第二章 第一个回合

第三章 走向内战之路

第四章 原子外交出笼

第五章 大转折的1946年

第六章 “西线无战事”

第七章 东方的战鼓

第八章 无声的较量

第九章 新形势的挑战

第十章 血染半岛

第十一章 板门店的回声

第十二章 结论：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因素

附 录主要参考资料

初版后记

1945年4月12日下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正在南岸黄山的别墅里吃早点。闻讯之后，他马上脸色转灰，再也吃不下去，起身走开了。蒋介石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无理由：罗斯福在美国参战之前便已成了蒋的靠山。这时蒋难免六神无主，他不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会怎么对待他。

蒋委员长是过虑了。在杜鲁门接任总统前，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早已勾画了战后世界格局的蓝图。故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并没给杜鲁门多少回旋余地。

当罗斯福在1933年上台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美国和英、法等国对于日本的扩张并不高兴，但它们也没去阻止它肆无忌惮的行径。美、英、法等国的绥靖和妥协，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了气。日军不断向长城以南蚕食，终于逼得中国在1937年7月7日奋起抗战。

最早援华抗日的是苏联。它以志愿人员的名义，向中国派出了空军。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交付了上千架飞机，并派了飞行员轮流到中国作战。

有一个美国人比苏联人来得更早，他是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1937年5月，他到中国空军任教官。抗战爆发后，当上了空军的顾问，既培训飞行员，又协助指挥战斗。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飞行员在1940年初全部回国。当时中国空军力量薄弱，虽然作战英勇，终究寡不敌众，日机得以对重庆、桂林等城市狂轰滥炸。1940年冬，蒋介石派陈纳德回美国去搞作战飞机和招募飞行员。

这时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已经较前明朗。1940年6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提出了援华五条：稳定金融贷款，从中国购买战略物资，增加进出口银行拨款，给善后建设贷款，冻结中国人在美存款。他认为，除了最后一条外，其余都是可行的。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一直在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援华，以避免迫使中国人“在日本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认为“用除了出兵以外的一切手段援华”这一口号太消极。蒋介石本人也不断向罗斯福呼救。他在1940年末曾要求中、美、英三国合作，遭到美国政府拒绝。但是美方还是同意向中国出口100架P一40战斗机，由美国志愿人员来飞。这些飞机本来是要给英国的。英国同意先把它们给中国，条件是美国在几个月后给它300架。蒋介石接着又建议，把由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命名为中国空军特别飞行队，装备200架轰炸机和300架驱逐机。白宫助理居里在1941年初到重庆考察，回来后建议总统把后备役人员借给中国。罗斯福同意了。同年7月，居里又要求给中国345架飞机。1941年夏，美国政府派了两名空军将官作为官方代表到中国，他们回国后建议在菲律宾训练中国飞行员，以便在今后驾驶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

在这一系列中美之间和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之后，陈纳德拿到了上述100架P一40战斗机，招募了一批飞行和地勤人员。这批飞机由美国海军护航运到缅甸，转飞中国。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由陈纳德担任队长。机首漆成鲨鱼头，两排白牙毕露。1941年秋，志愿队开始作战。它挡住了日机对城市的轰炸，并配合中国地面部队战斗，战果累累。中国报纸描述它有如飞虎一般，于是便得了个雅称“飞虎队”。多年之后，提起“飞虎队”许多人都知道，它的本名到没有多少人记得了。陈纳德建立“飞虎队”功不可没，但是若无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他也是什么都干不成。

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在抗战开始后停了下来，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罗斯福是个经验丰富的政客，他自然不会不从各种渠道了解共产党。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便是罗斯福派到八路军的眼线。卡尔逊原是罗斯福白宫警卫队的副指挥，后来两次以情报官身份驻在中国。他在抗战爆发后到达边区，在八路军中不断给罗斯福发去报告。他曾跟部队行军数千里，深为他们爱国爱民的精神所感动。他公开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因而遭忌，被迫于1939年辞职。后来，卡尔逊和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以八路军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官兵平等为榜样组建了一营海军陆战突击队，在太平洋跳岛战役中建了奇功；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罗斯福本人对于中共和八路军的重视。1946年，卡尔逊以准将衔退役。

关于中国在二战中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白宫助理埃尔西在1944年11月做过一次小结，题为“总统与援华一1944年”。这份小结提出：美国政府旨在使中国起到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日本发动有限进攻的基地”的作用。因此，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让中国打下去。通过训练它的士兵，补给它的部队，对它的陆军进行空中支援和促进不同政治集团之团结，使中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军事上的盟友”。罗斯福阅后，批准了这个小结。

战时美国在华活动可分为三个方面：补给和经援；作战行动；参与中国内政——主要是涉及国共关系。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政府任命老中国通史迪威将军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都认为，装备和物资对于打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美国答应提供30个中国师的装备。由于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中国的南方出路因日军占领缅甸而被切断，战争物资只能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运来。美军开始在印度雷多训练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在云南靠近中缅边境地区也集中了一批军队，即所谓“Y部队”。美国军方要求美、英、中三国军队一齐参加来收复缅北地区，以打开进入中国的陆路通道。蒋介石要求英国同时从印度洋发起两栖进攻，以配合中国军队在缅甸的作战行动。但是英国坚持说两栖作战并无必要，蒋介石也就不肯打缅甸。这是1943年开罗会议和会前会后中美两国商讨的一大问题。虽然蒋介石后来由于美国压力，同意已在印度接受史迪威指挥的3师中国军队到缅甸作战，但是他从未同意派“Y部队”出征。几乎一直到日本投降前，驼峰空运是中国和西方盟国间的惟一通道。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由美国在租借法案项下向中国提供90个师的装备。对于中国和美国说来都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美国军事装备和补给都是用在对日作战上的。蒋介石手下的大将陈诚说：“中国军队收到的每一颗子弹过去和今后都将只分配给那些受命在反攻中对日作战的部队。但是，如果任何不友好的部队袭击中央政府军，中央军便不得不以所拥有的任何武器来保护自己。”

P1-4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它讲述的是通过一双中国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从1945年春到1953年初的战后世界。同时，它也是在经过彻底研究之后，对于杜鲁门外交的一番呕心沥血的记述，极有教益。就我所知，还没有一部历史包含着这么丰富的以大量文件和事实为根据的新信息。

华庆昭教授不仅仅提供了中国的看法。他经过在美国和欧洲做了长期研究之后，也介绍了西方的看法。他仅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就先后研究了一年多的时间，这足以证明他富有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的精神。  

然而，《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之高于其他著作的地方，并不仅限在学术研究方面。在处理有争议的题目时，华教授能够保持难能可贵的客观性。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加上在外国学者往往不易得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坦率地说明了中国方面的行动和动机，使得本书成为每一个认真的外交史学者的必读著作。同时，也值得作者的同胞和外国人当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感兴趣的读者一看。

约翰·托兰

1991年9月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丹伯里

为了写这本书，我从1986年春到1987春在美国做了一年研究。1986年夏，经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介绍，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对我盛情款待，表示有意出版它的英文原版，并已指定了一位高级编辑。我答应在1988年秋交初稿。1987年秋，我去英国一个半月查阅英国政府档案。1988年2月，我再去美国，动手写这本书，到9月底写出初稿。说来也巧，就在这时，纽约这家美国出版公司卖给了外国人，所有跟我打过交道的负责人和高级编辑全都被解雇，公司的出版方向也变了；我的书这家公司当然也就不出了。约翰·托兰又替我找到纽约一位有名的文学经纪人，这位先生答应为我找地方出版。我在1989年2月把修改稿交到经纪人手中。他还没来得及找到出版社，中美关系便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不可能在美国出版了；但是要说没有影响倒也并非事实。后来我和经纪人在如何处理这本书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就谢谢他的帮忙，把书稿拿回来了。有一个大学出版社对书稿表示有兴趣，但要求我把它改成专讲中美关系的。这样，在1l章正文中就得砍掉4章，最后那章结论也得重写。不过我为了出版也只好忍痛割爱。书稿改完后编辑不满意，他要求在叙述每一件事情之后，都要总结一下，把要点讲明白。当然，这样写我是办不到的，原因在前言里已经讲过。于是，这个出版社也不行了。

这时已是1990年底。我当然不肯就此罢休。别的且不论，单是拿了外国人资助写书的钱而拿不出书来，我自己的心理负担就受不了。我想来想去，琢磨还是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外国有祖国。这样，就联系在国内出英文原版，同时由自己着手搞一个中文稿，争取先在国内出中文版。1991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年轻编辑王昊听说有这样一部书稿，便主动跟我联系，催促我早日完成中文稿。这当然对我是很大的鼓励。9月里，我把中文书稿交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审读，很快就拍板定局。感谢王昊和出版社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使我这本在1991年10月才交定稿的书，这样快就出版了。

作者谨记

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