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但又不为外地人所轻易理解的词语。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延续性。全书通俗风趣，贴近市井，文风率性闲适，是一本雅俗共享的好书。也能为方言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于《杭州话》的说明

“燥话”作序

局／008

兑／010

枭／012

虾／014

□／016

牙／018

挜／020

作／022

趁／026

缄／028

揎／030

□与搦／032

爪与花儿／034

□与气泡／036

按揭／038

撮空／040

倒灶／042

海马／044

调排／046

利其／048

勒克／052

众生／052

簏儿／054

刻板与推板／056

米会与拷瓦爿儿／058

三脚猫／060

外路绅士／062

稀调钵头／064

自说山话／066

舌羁与食饥／068

觅／072

趒／074

□／078

囥／080

谲／082

攉／084

幽／086

弶／088

戤与小落回／090

懈光与壳儿／094

件儿饭与门板饭与劳保饭／098

发大兴／100

活得要□／102

忒发忒发／104

胀／106

擂／108

榨／110

眊／112

耳／114

莽／118

搡／120

戳／122

挩／124

发靥／126

揸落／128

卤儿／130

着魇／132

滑二／134

打棚／136

扬盘与洋盘／138

失撇／142

梦人儿／144

□包儿／146

入魔窟／148

豁翎子／150

哑哑呜／152

掇结头／154

拉司客与吃电枪／158

在乎理当／162

没数没章／164

出骨全新／166

虾而无血／168

漠而阁之／170

大反山东／172

没有承目／174

刨黄瓜儿／176

多礼数吃遭数／178

大青娘，桂花香／180

螺蛳壳里做道场／182

眼花落花，猫拖酱瓜／184

长了人中，短了鼻头／186

一等那摩温与一只鼎／188

盘儿合着碗价钱／190

移／194

泰／196

麻袋／198

斗课／200

暗钩儿／202

黑漆皮灯笼／204

“食品专业”研究生托福试卷／206

“人类学”研究生托福试卷／208

杭州活拾苹／210

再说杭州话

某单位有一位老干部A，在处座的位子上坐了也有不少的年头。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年过半百的时候，却遭人算计，提前出局了。笑提此事，他倒是爽爽朗朗地说：天下人谁能个个识透。有人说老A是被人掘出来的，按他的年纪，位子越高，那退出权力宝座的年纪，折扣是打得越大。比如六十岁这一硬杠子，科长是八五折，处座起码是九折。到了局级，不说是一言九鼎的根基，再次的也能打到九八折。可是老A才五十出头。

老A不语，不语中多！多也包含着他常说的官场“原则”。他知道这不是铺满砻糠的竹园地里掘春笋，有些事三言两语和局外人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掘”就不叫“掘”了，叫“局”。此“局”也不是打牌常说的“出局”的“局”，它取的是《辞海》中“局”的释义之十：圈套。例词“局诈”、“局骗”，即是以圈套算计他人的专用词语。

《聊斋志异》有“局诈”故事三则，两则讲的是宦海蹇涩，想升官的人多数取了“附贵戚之门”一路。所以，有人单单为此设下了拍案惊奇的圈套，假做引荐，害得痴痴求官者血本无回。古今官场，此事不胜枚举。放长线的，对此戏称投资绩优股；做短线的，便是学那水泊梁山上燕青进京，找的是李师师一路。

不过，杭州人说的“局”和设局的“局”有所不同。虽有“设局”的影子，但一般总是当做动词来使用。这与作为名词的“一局”、“两局”中“局”的使用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种用法，可以看做“局”在《辞海》中的另一种释义“狭隘、拘泥”中引申出来的“逼迫”的意思。

把“局”当做动词直接进入杭州话的，要算是明朝隆庆年间的仁和人氏沈孟拌了。他所著的《钱塘渔隐济颠师语录》中，讲到道济出家灵隐寺，因疯癫出名，惹是生非，寺内众僧怒不堪言。某日，晨课后众僧一起计较，“怎生逐得他出去？”此时，监寺走来，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众人力推，要道济当个“盐莱化主”。因为此职任灵隐寺中最难担当，一般的和尚难免失职。能干的和尚，天长日久，也会生出万分的厌恶。于是众僧好酒迎合道济，灌得他稀早糊涂，席间大家连哄带骗外加央求，道济一时心软，便慷慨应了此事。待到酒醒，道济懊丧万分，他坐在灵隐的白乐桥头，面对着南高峰上满目的翠绿，高叫一声：“这伙秃驴合成圈套，明是局我出去。”罢了罢了，不做这盐莱化主了。

于是，本可做得灵隐寺第二梯队的道济，便向主持要回了良牒，直奔南辟山净慈寺，投奔明德长老去了。道济踉踉跄跄奔了九里松，走曲院，过苏堤，一路上有人问起，他必说，弟子被人局出来了。这位道济，便是后来名声湿赫的济公活佛。

再回过头来说老A，这仁兄官场半生，万事较真，原本事事也可以做到明暂保身，但求无过。他却事无巨细好劳心．害得想“上进”的人原地踏步。于是“群众”拥护的，老A有时也要反对，他说他是出于公心。大家却说这种鬼话如今只能哄哄幼稚园的伢儿。后来老A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毛病，杆儿细了，有点儿像没人看好的垃圾股。觊觎他的人便团结了要紧关头的几个“群众”，巧借了一场东风，局得老A坐了“白乐桥的栏杆”。

看来能形成局势的，不只是庙里的长老，有时还有身边耐不住寂寞的众僧。做人要是做到了这么一种地步，太累，还是学学济公，退出算了。

          P8-9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一能够显示她底蕴的东西，大概就是地方的语言。写“杭州话”这一系列短文的目的，最初也是为了让读者看到这点。所以，每一篇“话题”中不同语境的举例，力求通俗，风趣，贴近坊井。在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基础上，也力求文字的文化内涵。这种雅俗共赏中的“雅”，也许能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

收入本集的文字，有一小部分，曾经见诸于杭城的几家报纸的副刊。收入本集，又经过一定的增删。前28篇，是以宋明以来的话本丛书及稗官野史为引证，对一些方言的历史由来，以及它们在坊间市井中的使用语境，以率性闲适的随笔形式，作一述说。譬如以“牙”代“钱”的这一种说法，不少方言研究者认为，是宋明时期的“牙行”、“牙侩”一词衍生过来的。但从明朝晚期的《金瓶梅》一书中可以看出，以“牙”作“钱”的杭州方言，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于坊巷的口语之中了。作为南宋以后的半官方语言的杭州话，一直以来，在口语中保留了这么一种历史的延续。

第二类杭州话是指以古汉语的书面词进入口语的，这也是南宋时期官方语言对杭州本著人“自说山话”的一种矫枉过正。譬如“幽”、“谲”、“觅”等，以及它们在方言中的几种使用和市井中不同语境的含义变化。为了说明方言在这一面的“有根有据”，举例力求贴近生活，有趣有噱。

第三类的杭州话，是地方性很强的俚语，譬如“打棚”、“大反山东”，在写出它们市井一面的同时，也写出它们文化的一面。不少的词，也有它们一定的文化渊源，譬如“擂”、“滑二”、“豁翎子”等。

第四类是场景式的，以杭州话说故事的形式表达，以求说出“话”题本身所具有的或者所引申的含义。这一类故事的语言和情节都具有一定的漫画式的夸张，和普通话也有相对的可比性。在这一类里，收入了两篇曾在“杭报”上刊用过的“杭州话托福考试”的“卷子”，读者在一笑之间，多少也能对方言有一些理解。

《拾萃》收集的是杭州话中比较有特色的，但又不为外地人轻易所理解的词语。这中间有不少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市井语言的历史的延续性。为此，尽量从明清话本中提供一些实例，佐以认识。

后记“再说杭州话”，力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杭州话作一探讨，给全篇的率性闲适的随笔风格，再增添一些自以为是“学术性”的东西。

本书若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给予指正。

          曹晓波

       2004年3月5日

汉语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楚大夫想让儿子学齐人的方言，不知道应该是先跟齐人学呢？还是应该先跟懂得齐语的楚人学。（“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可见当时学方言，也不比现在学外语容易。

早先浙江的语言，来自一个叫百越的民族，繁衍生息在今天的宁绍平原。后来由于海侵的发生，宁绍平原成为了浅海。一部分越族渡过杭州湾，散居在今天的浙北、苏南一带，成为后来的句吴族。一部分迁入浙东山区，成为《越绝书》记载的内越。还有一部分留居沿海岛屿，成为《越绝书》记载的外越。

《吕氏春秋·知化篇》在谈到这些早期的浙江先民时说：“接土邻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后人称这一地区相类似的先民的方言为吴越方言。秦汉以来，更不断有汉人南迁，越人北徙。再加上长期的交战，靠近平原地带的语言，交流的可能就较山地的多了。所以，最初的吴越方言，越往南，仍是以越语为主，从现在不少的浙江地名上，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这么一些越语的遗留。

譬如《越绝书》对“余姚”与“余杭”的“余”的解释，说；“朱（通‘诸’）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这就是说，当时的越人把“盐”这个字，读成“余。余姚、余杭的位置濒临大海，所以它们的地名，都与产盐有关。直到如今，我们也还是可以从这一些地方的某些年长者的口中，听到这种介于“余”“盐”之间的对“盐”的发音。

在《庄子·让王》中，东汉成玄英疏（阐释）；“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这种南方人特有的称呼，如今也写做“侬”。不过当时的江南范围是很大的，这也是当年的古越人向那里疏散并生活的证明。所以一般学者认为；真正的越语，在秦始皇征服江南（包括如今的闽北以及岭南）以后，越族从这个地区流散，汉族陆续迁入，已发生了一个汉化的过程（这个汉化的过程，浙江尤其明显，这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已经陆续地讲到了）。类似这一种称“人”为“农”的口语，也逐步被后来的北方人所接受。

特别是东汉后期，随着孙吴的南扩以及后来西晋的南迁，大部分的越方言，保留在闽北岭南一带。所以丁邦新先生认为：现在闽语的前身，应该是吴（越）语；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代吴语的祖先。这一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杭州话，有很大的启发。

杭州古名钱唐，钱唐这个名字自公元前210年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后，起先属于会稽郡（今绍兴），东汉以后属于吴郡（今苏州）。到了923年，钱镠建立了吴越国，杭州又成了吴越国的都城。所以，属地的变化，也促使吴语系内的“南腔北调”不断地交流融会。

综上所述，可以说，杭州话在北宋之前，基本上是以吴语为主，吴语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土越语音。就像后人学说普通话，不经意间，总要漏出几句杭州方言出来。明代嘉靖年间的老杭州人田汝成，就觉得很有必要对方言在这方面的特征有所描述。他在《西湖游览志余》的“委巷丛谈”中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可惜，有不少的方言，至今已经绝迹。比如把“恰好”说成“木契”；“茄子”说成“落苏”；“虚伪”说成“楼头”；“邂逅”说成“豆凑”等等。这里，除了“豆凑”尚有可能是现在的杭州方言“豆进豆凑”的出处（仍需考证），其他已经无据可寻。

使杭州方言起了实质性变化的，是公元1201年宋高宗赵构的偏安，杭城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后。当时，五方人士汇集，南北语言混杂。为了便于交流，杭州的历史责任，需要它的方言“反主为客”，普及起一种官方的语言。在这一种官方语言的产生过程中，杭州市井中的吴（越）方言，也就在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中渐渐退居为“山”话“村”语，官方的书面化语言逐渐突出。我在谈及杭州话的诸篇文章中，就有这一种官方语言对“山话”的“矫枉过正”的描述，诸如《自说山话》、《缄》等。同时，在这一种强制性的官方文化的普及中，也存在着地方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触，譬如《外路绅士》中所说的市井的蔑视和反抗。

所以，不少的杭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汉语的书面语词，这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一一收入。比如，形容人如潮流的“一曹一曹”的“曹”（要是换作“潮”，那是把人群的气势比作浪潮，与“群”的本义相去就远了）。比如，把煎好的中药倒在碗里叫“滗”；称绳子为“索儿”；称“借”为“假”；称“折”为“拗”；称“窄”为“狭”；称“冷”为“瀴ying”；称“淋雨”为“涿zhuo”；称小酌小饮为“渳mi”。翻翻古汉语，翻翻《集韵》杭州话在使用中的音、义、语境的准确程度，几乎连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都难以企及。

此外，古汉语中名词作动词的用法，在方言中也有存在。比如，杭州人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个口语“耳”，就是。不要听他，杭州话说成是“不要耳他。”此外，杭州人说“耳朵里食进去”的“食”，一般大家都理解成“入”，其实是不对的。“耳食”一词，《康熙词典》的释义是：“俗以涂巷之言为信”，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随便相信人家的流言”是一个意思。

在杭州方言中，这一种常挂在嘴边，但又不明白它的来由的情况还能举出一二。比如，杭州人常说的“肉骨”，一般人都理解成“入骨”。但要是仔细分析，“肉骨”一词能够形容人的“吝啬”，“入骨”却不能。你说“某人蛮入骨的”，怎么理解？似乎没有前提。而“肉骨”的说法，就是古汉语中名词的致动词用法，意思是使枯骨生出肉来，《左传》里就有这种用法。类似的使用，还有杭州话的“腻心”。

其次，随着汴梁人士的大量涌入京城临安，不少的北地的方言也带了过来。除了篇目中说到的“眊”以外，比较明显的如山西方言“吃得邋遢，做个菩萨”。“邋遢”并不是是杭州人原有的方言，杭州人称“脏”为“fong”（此字另作述及）。此外，杭州人称爱打扮的女人为“纤”，比如“纤煞煞”，在河南人的口语中也有一个“倩”字，使用的语境几乎相同，从历史上看，这都有影响的可能。当然，还不仅仅是语言，地方的风俗，也融进了杭城的市井。比如开封等地生小孩的“红蛋”；认“干亲”（诸如王干娘李干娘）；父母做寿的“六十六，吃块肉”等等。这一些风俗，也直接体现在了后来的杭州方言之中。

此外，宋、明、清话本小说中的不少俚语俗言，往往也可以在杭州话里找到它们的遗留，比如“拐棒儿”、“敲板儿”、“没脚蟹”、“三不知头”、“皮外卵子”等等。还有一个在话本中使用得最频繁的词“恁地”，这个“恁地”，也就是现在市井口语中“什格的”原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早年的杭州方言，除了对官话书面文字的吸收以外，更多保留着的还是当时中原地带的市井佰坊的俚语。

不少学者认为，《水浒》的形成，与杭州及杭州的西溪有关。当然，这还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应该看到，明清话本中的不少语言如今仍保留在杭州方言里的现象，促使不少人认同《水浒》在杭州形成的说法。

杭州话总体上是吴语的一个支流，主要特点是历史上受“国都”官话的影响较大。同时，作为当时东南的第一大州，又掺杂了许多南来北往的语音。这种特有的现象，就是现在杭州方言的特征。王力先生也认为：在浙江的吴语区中，“杭州小片”则是吴语区中的一个小别，与传统概念上的吴语有所不同。

不过，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人的因素以外，自然因素也有。北面杭嘉湖的富饶温柔与南面山区的贫瘠相比，更来得稳妥和平。所以每有天灾人祸，南面总难免往北面流动。同时，越人孔武的本能，也使他们不安命于自己的生存，这从一个“越”字中也可以看出。所以，这是某些越地的土语能长时间地在杭州方言中存在的原由；也使得“杭州萝卜绍兴种”这句话，一直成为解释杭州方言中语音问题的答案。

比如把“搞”称作“捻(nian)”，把染病的“染”称作nia(推而广之，粘上污渍也称作nia),都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能写下来，也无法在现代汉语中找到释义对应的文字。能勉强写下来的，多很牵强。比如把“厉害”说成“杀蚤”，把“在”说成“拉哈”，还有“不要”连读为“标(biao)”等。这一类语音在杭州话中的比例虽然不大，不能算是主流，但仔细推究，也有一个语音的变异问题。

比如，把“脏”读成fong，现代汉语无此音，但古汉语中确实有把“脏”写成“粪”的先例。如《荀子·经风篇》就有“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的说法。毛泽东诗词“粪土当年万户侯”用的也是此义。“粪”，《康熙词典：释义为“秽”，“秽”即垃圾(“堂上不粪”的“粪”作“清除垃圾”解)。我们如果使用语言与亲属语言的比较方法，对“粪”作一分析，也可以看出杭州话的fong就是“粪”。比如在闽南和广西桂林方言中，称脏东西为“粪”。闽南话的“粪扫”就是指“脏土”或“破烂”，而桂林对垃圾和破烂称作“粪草”。杭州人称畚箕是“粪箕”，闽南人称畚箕是“粪斗”。谢在杭的《闽俗记》说：“闽俗元旦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这里的粪土指的也是尘土。这些也都可以佐证前文中“闽语的前身是吴(越)语”这种说法。

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杭州人这一种fong、feng、fen不分的读音，以及对语音变异的随意性，也是造成方言中语音与文字不对称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出头椽子”，如今杭州话就有三种读音，其他两个是“出头团子”和“出头卵子”，百年以后，也会给后人留下难解的疑问。

有人说正宗的杭州话在市郊留下一带，也有说在灵隐梅家坞一带。这有两方面：一是最早的杭州人确实在那一带生活过，二是那里的人一直以来也保留着一种自说山话的口音。这也说明，在杭州城里，也不是处处都保持着杭州话的纯正。在早的不说，就说民国初期，城区中的劳工弄、同胞社、新民村这些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语言也是十分混杂。

可惜，由于系统的越语音早已消失，使我们无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与归纳一些杭州特有的语言文字。只能在一些周边语言的比较中，作一点“自说山话”的探讨。

此外，在社会的发展之中，杭州话也保留了不少的时代特征。除了篇幅中说过的一些外来语以外，还有不少的外来语，已经在原有的洋泾浜语的词义上，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意思，如“共拢三姆”，原意是英语all sum（全部），杭州话加上了“共拢”，便有了一种七七八八大杂烩的意思了。还有类似称日光灯的启辉器为“斯达特”，称“︹”样的造型为“奥米格”的明显的行业术语。这一种语言的特征，杭州话可以说是中西结合广收博纳，比如版版六十四、四四一十六等。作为一个曾经的大都市，杭州的语言文化可以说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

现在的杭州人，无论大伯大嫂，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儿，不讲普通话的是极少了。不过，要是让某些上了年纪的杭州人说普通话，多少也会露出方言的腔调，这种腔调，杭州人叫做“杭普话”。虽然这也可以看作是语言的进步，但是，对于方言的逐渐消失，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遗憾。

报载说美籍学者扬振宁先生回到阔别六十年的家乡，曾夸耀自己的合肥方言比许多地道的合肥人讲得还要地道。这种“地道”，就是包含着一种方言所蕴含的过去。这种“过去”，也是一种历史。放弃了这些，也就不存在地方与地方的本质区别。

本书中收集的杭州方言，虽然力求写出它在表达上的丰富性，以及所蕴含的地域历史文化。但与普通话的要求，或多或少也存在着语言上的不规范。与一般的方言语音的研究，也缺少一些学术性的探索，只能视作率性文字，闲适小品，供饭后茶余的消闲。  为此，在这本集子的后面，对“杭州话”再作这么一点认识性的罗嗦。不妥的地方，还请博学之士多多指正。

[参阅；《浙江地名简志》“序”（陈桥驿）；《汉语语音史》（王力）；《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福堂）；《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现代吴语研究》（赵元任）；《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丁新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