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教授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七○年代曾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兼主任，长年于美国讲学。他在哲学的专业领域是中西哲学会通、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其治学的基本思路是：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宏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其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并为《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总编辑，长期以来为中国哲学的推动贡献良多。本文集是出版成中英学术论著规模最为集中的一次，共有四卷，内容包括中西哲学精神、儒学与新儒学、伦理与管理、本体诠释学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中英经常来中国内地访问讲学，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当代学者，成中英的一些论著也陆续在汉语学界发表。共有四卷的《成中英文集》则是出版成中英学术论著规模最为集中的一次。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文集收录的基本上是成中英用中文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其大量的英文论著没有能够包括在其中。

第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收录了成中英分论和比较中西哲学精神的专著《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的主体部分和另外十篇文章。文章可分为三组：(一)中国哲学的特质；(二)西方哲学的特质；(三)中西哲学比较。

第二卷《儒学与新儒学》，此集全部由论文辑成，收录了成中英论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特质以及未来走向的主要论文，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成中英的儒学观与现代新儒学观。可分为三组：(一)儒学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中主要代表人物思想学说研究；(二)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主要论域与基本理论特质；(三)儒学的当代意义与未来走向。

第三卷《伦理与管理》，收录了成中英将本体诠释学的文化理念运用于“伦理”与“管理”以使价值理想得以贯注于现代社会与人生方面的专著《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和另外八篇论文。论文可分为两部分：(一)中国伦理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转化；(二)华人管理本土化的理论架构。

第四卷《本体诠释学》，此集全部由论文辑成，收录了成中英阐释本体诠释学基本理论及其以本体诠释学为理论框架来梳理、分析中西哲学的论文二十五篇，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为完整的成中英论述本体诠释学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创获。论文可分为三部分：(一)本体诠释学基本理论的阐释；(二)本体诠释学与西方哲学；(三)本体诠释学与中国哲学。

一卷 论中西哲学精神

二卷 儒学与新儒学

三卷 伦理与管理

四卷 本体诠释学

因为道是变迁的，而变迁一直是由某些事物转变为另一些事务，道自身便是两相对待事物的一种统合。道的两相对待事物分别称作阴与阳，即柔和刚的力量或原理。很明显，老子认为阴阳力量代表一种统合力量的两方面，不论是个体或道的全体均如此。阴可以与否定的、潜在的、主体的、保存力等相同一，而阳则可以与肯定的、实际的、客体的和创造的相同一。从一种意义来说，阴代表道的一种无穷尽的力量，从这种力量引出各种形式的力或活动，阳则代表创造性的活动形式，不过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形式在具体事物中有一种开始和终结，因此在具体事物的发展中，当阳的力量自身耗竭时，就转化为阴；但当阴具支配力量时，就会大大的造成阳的活动。变迁的历程是由道的两重运动的两种力量交互影响构成的。由阳显现阴，由阴促使阳的潜在性的运动。老子曾特别强调返(或复)的观念。返是返于道的不可局限和无穷尽上。这是强调道为一种阴的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否定阳，因为除非阳的活动自身穷尽，一个事物就决不可能回到阴。因此在以道来解释一切事物产生的宇宙论原理时，老子也说明一切事物归宿的宇宙论原理。

老子曾将他的事物产生和事物归宿的宇宙论原理应用到人上，因为人的世界是离不开自然世界的。依照这些原理，人的福祉在于人能依循道，这也就是说，人能够保存行动的潜力，而不实际将潜力实现出来。因为人是道的一部分，且为道的产生过程的一分子，当人尽力而为耗竭自己时，他就会像作为道的一产品而遭掷弃，这可以解释为因过多努力的结果而遭受挫折与衰竭。因此，对待人生的较好方式是不盈与无为。人必须“致虚及守静”。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和养“道”。也就是学道的无为，从而使自己具有无限的创造且免于毁坏力的支配。在这种状态中，人生自然会归真返璞，事事复归其根。老子将这种理论称作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无不为是依事物中的自然性去作任何事情。老子曾用了许多的比喻和形象来表达保持虚静、不盈和归真对引导人生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反省一下像水、山谷、未雕的木块、婴儿、母与阴等的自然性质与力量，就不难了解老子的论点。

就道的运转和获得人生的幸福来说，庄子在根本形式上是与老子不同的。首先，鹰子并没有强调道是一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庄子认为道是一种普遍的表现且为一切事物的整体活动。在一切事物的相对性和相关性中，道便特殊地显示出来。庄子特别强调事物相对性和相关性的观念。事物的相对性和相关性有两重：事物彼此是相关的和相对的，且进一步与事物的全体相对和相关，这便是道。事物彼此相对和相关，意即每一事物是“此”又是“彼”，它们相对的和相关地被决定与被界定。事物彼此不同且又互相依赖。因之没有事物是绝对的或是世界的中心，这是因为每一事物是一绝对且为世界之一中心。对道来说，事物与道相关且是相对的。因为每一事物是道的一部分，且都是由自我型变和相互型变而产生的。在道的基础上，自我型变和相互型变的历程是没有限定的，道自身是一整体，由道展示了事物的自我型变和相互型变。因为如此，没有单个的事物和事物的差异是绝对的。也没有毫无差异的相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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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文集》的编纂是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发起，由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收集材料主编，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此付梓出版前夕，李教授要我写一前言。我欣然同意，一方面是我有机会向两位教授表示我衷心的谢意，由于他们的重视，此一文集得以编纂，李教授更实际从事文字校对，极为辛劳；当然我也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同人，他们要出版一套四册超过150万字的文集是不容易的事。此一文集据我理解是收集了我近三十年(约当1972—2002)所发表过的中文文章组合而成。共分四个部分或四卷，第一卷为“论中西哲学精神”，第二卷为“儒学与新儒学”；第三卷为“伦理与管理”；第四卷为“本体诠释学”。这四卷可说都有已出版的专书相应，但它们却在已出的专书的基础上大为扩大，而且各自分别地涵盖了这三十年有关的论著，使其具有更新与突出辩证与理论价值。这四部分是否可说已各自形成一个论域，又共同体现了一个哲学思想的体系，我不敢说，然而它们却自然的保存了我近年思想多向发展的进程，同时呈现了我对中西哲学会通与重建中国儒家本体与伦理哲学的关注，更突显了多年来我对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本体与诠释的结合的哲学思考的一贯旨趣。相对我整体的论述来说，我也要坦诚地指出，这一文集并非我所有哲学论文或论作的集成，它不包含我现有的英文的哲学著述。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一时也无法把英文论文译出。但更重要的是：有关我写的《易经》哲学的论文，由于多为英文，故而无法构成此一文集的主要部分。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把我的《易经》哲学(有关本体宇宙论的发展等)部分补为其中的一卷(第三卷，其他两卷后推)，形成一本五卷的文集，也许我的哲学的系统性也将更容易突出。

说到一个哲学的系统性问题，我想提出以下的看法，以为本文集的内涵作一理论性的简单阐述。

人类历史中哲学家思想的发展有其现实世界问题的因缘，有其观感经验的根源，也有其历史传承的渊源，更有其理论思维的资源。哲学思想的发展因之是多项因子的化合，形成了观点，凝聚成理论，而又反馈到现实与经验的世界之中，激荡起新的思潮，或引发新的思想种子。一个哲学家因之在思考问题时，应同时接受问题的考验，在拓展眼光与境界时，应同时面对真实的挑战。哲学思维活动也就成为不断思考问题，回应问题，提出问题，界定立场与标准，建立框架，确认对象，说明意念，表述事实，论证理由，诠释意义，坚持价值，展示知见与传达信念的过程。这些活动显然有一定的经验与理论的广度与深度，也可说是人类人文真实世界的表述。但这些活动是否必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形成一个体系却又是哲学家值得思索的课题。

在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类哲学思考方式：一类是面对重大问题以建构知见性的体系为起点、为目标，实现了更多的理论建构；一类是回应不同的问题逐渐并自然地突显为一个话语体系，表达的是更多的深度价值体验。这两类思考方式事实上粗约地刻画了西方与东方思维的异同：两者所同者，在不能脱离历史、经验与理论思维来规划与规范个人生命与人类或宇宙全体生命。两者所异者，西方是用自觉的理性或多或少系统地、客观地规范问题、解决问题，可说是先理(知)而后行或理(知)而不即行；在中国或印度思维则表现为个人整个心灵的实感与承担，在反求诸己中表露生命存在的条理与智慧，再启发为人生语言的新义与新境，自然异向于理与气、性与心、知与行的结合，或以之为理解与知识的前提。

人类的历史、文化与哲学经历了至少五千年的发展，有如大地上的河川发源于同一大地的不同高山峻岭，到如今当代却不得不奔向汪洋大海，汇合为一整体。中西哲学的个别思考，两者的平行思考，以及两者的融合思考，都应该是当代人类面临的迫切的哲学课题。河川固然将融人大海，但河川却自为河川，河川的生命在滋润大地，也在充实大海，但大海以其广深，与天地的氤氲和合，却丰富了河川使其永远川流不息。

回顾我的哲学思想生命，也许可以从我以上所陈述的哲学多元一体创发观中得到一些信息与表明。我立足于中西文明交相冲击而科技却日新又新的现代，在历史与世界交会碰撞的时刻，却自然面对与承受了中国历史文化生命的自觉，期盼以现代理性的精神赋予与开拓中国文化的慧命，又渴望以中国文化的智慧之光来启发西方人文世界的灵魂。因之，我数十年的哲学思维的努力也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与衡量。我辨别中西哲学精神的异同，我反思中国儒家的思想价值与智见，我提出分析的重建与综合的探索中国哲学内涵的整体本体宇宙论与整体伦理学，并进行对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应用性的建构。从这些角度，我是自觉的也是不容已地推演了或展示了我所倡导的中国哲学现代化、世界化与应用化。所谓现代化是结合我以上所说的第一类思考以发展与开拓第二类思考；所谓世界化则在援第二类思考于第一类思考之中以丰富人类思维的发展与演进；应用化是为回归到现实世界为世界所用，也借以提升现实世界。 

在这些思维的活动中，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本体思维的极大重要性。我发现本体思维不全同于西方传统所说的形上学思想。中文翻译中“本体”的概念为西方的“形上学”的概念所掩盖，变为本质的存在或个体的存有的代名词。这是错误的倒置。“本体”不必排除内在性与超越性，但却是主客的关系的根源与主客世界发展与建构的整体。有此本体的思维方能彰显中国哲学的根源与整体智慧，也才能进一步地弥补及解决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二元分化的种种疑难。基于对本体与自本体的同时探索与体认，人类多元的文化与哲学体系，甚至宗教体系，也都能得到适宜的沟通与和谐化。关于此点我在最近一篇有关论述世界宗教的整合的多元主义(integrative plur'alism)的一文中已有所论述(见我撰写的Foward Establishing Integrative Pluralism ofReligions：Embodying Zhouyi，Whitehead and cobb一文，即将在David ctiffin编著有关宗教多元主义一书中出版)，这导引我走向基于本体思考的诠释学的发展。其实有关这个课题，我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就已提出，但却一直要到80年代后，我再着手这方面问题的思考才有了更大的发展。这自然反映了现实的机缘因素。

西方诠释学从西方宗教与古典哲学的诠释的实践中经历了近一千七百年的发展，到20世纪才成为显学。但这个以伽达默尔(Gadamer)为中心的“哲学诠释学”可说仍在方兴未艾阶段，但他已同时承受了理性主义的哈贝马斯(Habermas)与解构主义的德里达(Denida)的挑战。2000年我有幸拜访了高龄的伽达默尔，与他深谈三小时之久，我最大的收获乃在印证了他以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个人存有论为他诠释学的基础与起点。伽达默尔有极深的人文主义情怀与淑世精神。从某一个意义言之，他对人类未来的悲调是基于海德格尔的个人存有的体验的，而他也非一宗教论者。我提出的本体概念我认为不但能超越海氏的局限，也为诠释学的沟通个人存有，建立人际的关系结构与投射一个共同的至善理想，显示了一条可循之道。此即“本体诠释学”意涵的宗旨与方向所在。“本体诠释学”在此一理解下，是结合了本体论以建立诠释学，也是结合了诠释学以发展本体论。因之“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论又是诠释学。所谓诠释在客观为知见，在主体为理解，显为文字语言即是诠释。诠释是结合主体与客体的知见与理解。此一诠释以本体为观照即是本体诠释。我对“本体诠释学”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应是我对中西文化与哲学融合走向大海的一个进程。如何使其能较深地诠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以及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同样，我们也可将之应用在西方哲学史的诠释与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的研究上，为西方哲学也为中西哲学的融合与世界性的哲学思考作出一定的贡献。

成中英

于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彩虹校区

2003年10月10日

1987年5月，我经王元化先生介绍，应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之邀，在该校作了“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的专题讲演。

这次讲演的主题对当前中国的哲学的研究、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当代必须走精致、广博、开放、创造的道路。一方面要讲求理论论证，另一方面要重视实行实用；一方面要批评、更新中国传统，另一方面要理性地认知和评估西方传统。如何结合理论系统与实践系统，以及如何融和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两大课题。要有效地掌握这两大课题，并有效地作出回应，就必须考虑到方法和本体的关系问题，就必须进行对方法问题与本体问题的深入反省——这也就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建立问题了。

因此，本次哲学专题讲演是以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的讨论为经，而以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讨论为纬。这也是我返华所作的第二次较长时斯的哲学讲演[1]，以期能够对中国哲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出我的一管之见。

参加此次华东师大哲学讲习班的有四十余位来自中国成都、重庆、武汉、桂林、吉林与厦门等地的青年学者，还有更多的上海各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和讲师。演讲的形式是讲课和讨论相结合，学者们满坐一堂，切磋学问，这种探讨研究的真诚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在我完成讲演离沪赴北京前，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建议我将讲稿整理并扩充成一本专著，由该社出版。略经考虑，我即欣然同意。整理讲演的录音并非易事，但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李志林先生为此作了周到的安排，使录音得以整理成文。第一稿于演讲结束后即完成，由我带回美国。因教课及工作繁忙，直到翌年(1988年3月)才修改完毕，托人转交王国伟先生，并又经李志林先生习导修改。1988年7月，我赴北京讲学途经上海，拿到了第二稿。由于仍须赴加拿大开会，我便带上稿子，利用在加开会的空余时间进行校阅，并于同年8月自加返华到沪，交李志林先生再次进行加工。他还将我的答问记录以及我近年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一些重要文稿改编成章节，整理成颇具规模的完整的专著。

本次讲演能够成书，首先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所冯契教授和丁祯彦教授的邀请。李志林教授为修改讲稿、编排选文，整理成书，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王国伟先生在确定主题、编排章节、审定全书的框架及促成此书的出版，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此我也深表感谢。

成中英

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