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这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修正主义头子”、“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的掘墓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等等，是中国人给他定的调子，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那么这们统治苏联10年之久的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本书将全面、客观地展示赫鲁晓夫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生事迹，揭示他参与其中鲜为人知的世界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带您走进他的真实生活。

1964年10月，如日中天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突然下台，消息传来，举世震惊。事隔20余年之后，由赫鲁晓夫之子撰写的这本书再现了历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并对赫氏的“亲密战友”密谋策划、八方串联，一举倒赫成功等内情作了详细的披露，读者尚可从中了解到曾一度难辨真伪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写作经过和发表过程。

序

第二版序

第一章 风雨欲来

第二章 十月

第三章 退休

第四章 回忆录

第五章 送别

第六章 墓碑

我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于60年代初首次相识，其时他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已有几年之久。他已离职，确切地说是“让”他离职的。他同妻子加琳娜和小女儿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

斯涅戈夫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是我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尖锐问题，他干着今天称之为消灭“空白点”的工作。二十二大已经开过，斯大林的尸体已经移出陵墓，但没敢挪得太远，就在近旁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这种两重性随处可见。全国刚刚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有所认识，“个人崇拜”这个词组念起来还有些拗口。

几年前，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词组呢。为了对30年代的事件进行初步分析而成立波斯佩洛夫那个专案组时，父亲第一次说出“个人崇拜”这几个字。自然就开始查找经典作家原著中有没有什么切中时弊的论述，而且当然是找到了相应的语录。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地点在别墅。给父亲送来一个装文件的公文包，他从中取出一个薄薄的银灰色文件夹，里面是经典作家的语录。父亲让我给他朗读马克思关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及不能容许个人崇拜的思想。

我从标题开始读：

“卡尔·马克思论个人文化。”

当时对这个错误①嘲笑了一番，可要是仔细想想，这个印刷错误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因为要想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的。

当时斯涅戈夫的话就使我惊讶不已，他论证说，并不存在斯大林的个别错误和谬见，所发生的一切均系其罪恶政策的结果。这些骇人听闻的现象发生在30年代并非偶然。斯涅戈夫说，其根源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革命事件中。斯涅戈夫不但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而且抨击了整个被奉为经典的历史。

斯涅戈夫撰写了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其中论及斯大林对列宁1917年夏天出庭问题的立场，也论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悲剧性的擅自行动——那是1920年战争中红军在波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要是在今天，这些材料就会归类存放起来。可在当时它们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斯大林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不让这些研究材料问世。站在斯涅戈夫对立面紧紧抱成一团的，是以我们的主要思想家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利切夫为首的一些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是他们写了被斯涅戈夫批得体无完肤的“历史”，斯涅戈夫指责他们在伪造历史。

斯涅戈夫在同保守分子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支持，他对这两人的正直毫不怀疑。通过正式途径见到高层领导人很困难，他又信不过赫鲁晓夫的那些助手，至于在赫鲁晓夫班子中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杰夫，他干脆认为那是苏斯洛夫的人，隐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斯涅戈夫通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找到了我。谢尔戈论职业是历史学者，同斯涅戈夫见过几次面，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米高扬，但事情毫无进展。

有一天，谢尔戈建议我去斯涅戈夫家，并答应让我见识一下此人所拥有的关于斯大林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材料。我当然是欣然从命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十分敏捷的人，目光犀利而严峻。他看上去年岁不小了，但浓密的黑发只是微微有些斑白。

因为我当时年纪很轻，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

他的住处摆满了书籍、手稿、杂志、文件。这些东西放在书架上、桌子上、椅子上，或者堆放在地板上。

主人请我们进他的书房，茶端上来了。斯涅戈夫一下子给我们讲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方法、关于当代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息。他反复强调一点：斯大林主义并未摧垮，二十大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是胜利。

他的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他那种感情进发和为正义事业一往无前地投入战斗的能力使我惊讶不已。

斯涅戈夫也谈了自己的身世。他(当时叫阿廖沙)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命运使他东奔西走。他就是在那几年先见到米高扬，后来又在乌克兰见到默默无闻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当时在斯涅戈夫手下工作。后来的生活使他们各自东西。父亲青云直上。斯涅戈夫的升迁则慢多了。

1937年来临了。当时任州委书记的斯涅戈夫受到迫害，他受尽了地狱般审讯的种种磨难，却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最后被判处25年徒刑，他便从赫鲁晓夫的生活中、也从米高扬的生活中消失了。

沦陷期间，法西斯分子把他的母亲当成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母亲活活烧死。而斯涅戈夫却作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关在劳改营里受苦受难。战争结束了，然而这对他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

1953年到了……

斯大林3月去世，贝利亚一心夺权。斯涅戈夫跟贝利亚十分熟悉。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他俩曾在外高加索共过事。后来也曾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但他俩从未亲近过：两人彼此都没有好感。斯涅戈夫了解贝利亚的许多情况，其中包括贝利亚认为最好不去回忆的事情。他也知道贝利亚内战时期替木沙瓦特分子干事的经历，并记得此人在格鲁吉亚飞黄腾达的血腥历史，没有忘记“历史学家”贝利亚那本完全颠倒外高加索革命历史的书。

斯涅戈夫尽管掌握这类情况，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53年贝利亚被捕。准备进行审讯，侦查机关四处寻找证人。证人已几乎绝迹。能够讲出犯人过去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才想起了斯涅戈夫。在劳改营里找到了他，火速送到莫斯科。受害者与刽子手在法庭上又见面了……

审判结束。贝利亚被处决了。P2-4

我想在本书中介绍我父亲、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临终前七年的生活情况。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鲜为人知——1964年10月父亲即辞去一切职务退休。起初，我的笔记仅仅是为儿孙们写的，要是走运的话，也许还是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写的。在我写这些东西的那个时代，未曾想过关于下台领导人的书还有出版的可能。当时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把这些得来十分不易的东西保存下来。然而时代变了，这本书有了问世的可能。不仅如此，我认为它必须问世，因为围绕着父亲的名字正开始编造出千奇百怪的神话和无稽之谈。不久前的某些文章中，真实事件往往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甚至干脆用虚构取而代之，诸如有人企图在“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上对父亲行刺或是1964年10月要求飞基辅而不飞莫斯科之类的天方夜谭。在这方面，丘吉尔所谓“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越”的格言最为有趣。但凡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事情，都得把这句格言扯上。其实，那是1956年春天访问英国期间的事情。我当时属于代表团的一名陪同人员。主人在唐宁街首相官邸举行宴会，父亲的席位紧挨着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这位前首相已经不理朝政了，而对政治的兴趣却依然不减当年。他对于究竟是谁在执掌苏维埃国家的主权十分关心。

那年春天，全世界都让所谓赫鲁晓夫在两个月前闭幕的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的传闻搞得沸沸扬扬。这位敢向斯大林下手的人引起了普遍的注意。父亲没有证实他作过报告，但也没有故意回避关于斯大林的实质性谈话，他介绍了揭露出来的罪行。他同时强调说，我们也不会忘记已故领导人的功绩。末了他说，业已开始的过程十分复杂和痛苦，因此只能逐步地进行，分几个阶段。正是这个论点引出了后来烩炙人口的答话。丘吉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正是因为您所说的那种痛苦，我才觉得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拖延只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就好比跨越深渊。只要有力气，就可以一跃而过，但没有一个人是分两次跳过去的。”父亲很喜欢这个比喻，而且他在讨论谨防有人从“右边”提出暂停或者减缓非斯大林化过程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这个比喻。

岁月流逝，许多事情都已遗忘，于是丘吉尔的主张如今时而被说成是对于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的评价，时而又成了对于他的另一些措施的评价，甚至还有人把它同整个“解冻”时代扯到一起。而且这种不确切的说法最近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我在自己的叙述中，是想表达出我当时对事情的感受，同时也尽量保持客观态度。但是应当说，在我写到的那个时代我的思想是相当正统的，对明摆着的问题视而不见。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对于国家领导人忠于共同事业的利益以及全体人民决心为光辉未来的理想而献身这一点，简直是坚信不疑。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官僚主义、官员的懒惰和地方主义，不过在我本人看来，这一切都是个别人消极品质的表现，而不是官僚命令体制的真面目。

这种幻想在我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谈话后，略微有些破灭。他是一位老党员，20年代曾与我父亲和米高扬共过事，后来却在监狱里蹲了18年，他原本的刑期为25年，从1937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