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著名作家、评论家吴越先生，告诉你怎样解读《水浒》；告诉你为什么写《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别带阶级感情读《水浒》；不再一知半解读《水浒》；不再无的放矢评《水浒》；向刘心武挑战品《红楼》；向易中天挑战品《三国》。以一个平和老人的心态，以人物讲故事，以历史讲人物，以文化讲人性。独特的见解，鲜明的立场，将水浒中的众多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

堪称天下奇书，四成杜撰三分造。常人误读，书生误解，专家误导。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

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扫前人腐见，拨开云雾，显它原貌!

著名作家、评论家吴越先生：以一个平和老人的心态，以人物讲故事，以历史讲人物，以文化讲人性。独特的见解，鲜明的立场，将水浒中的众多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

序言：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前言

武松板块(潘金莲、孙二娘、蒋门神等)

1.武松是个什么人?

2.武松是什么地方人?葬于何处?

3.武松怎么会在阳谷县打虎

4.武松是用拳头打死老虎的么? 

5.潘金莲为什么要勾搭武松? 

6.善说风情的王婆没有好下场

7.武松杀嫂，不是必然的结局

8.张青和孙二娘，绝对是铁杆儿歹徒

9.武松醉打蒋门神——典型的“黑吃黑”

10.血溅鸳鸯楼——武松滥杀无辜的开始

11.武松能徒手搏虎，却斗不过一只狗

昏君奸臣板块(赵佶、蔡京、朱勖、高俅等)

12.风流昏君宋徽宗，是“盗贼蜂起”的总根源

13.状元宰相蔡京，是个大奸臣

14.蔡京等人的“奸臣集团”如何引发“民变”

15.奸臣高俅——从球星到卫戍司令

鲁智深、林冲板块(史进、杨志等)

16.史进——误入歧途的典型

17.鲁达拳打郑屠，既不英雄，也不好汉，更无必要

18.花和尚其实是个莽和尚

19.莽和尚鲁智深好管闲事

20.林冲能忍之一：是个标准的“顺民”

21.林冲能忍之二：发配路上，英雄气短

22.风雪山神庙——林冲忍无可忍，终于被逼反了

23.林冲上梁山，人性从善开始变恶

24.杨志卖刀，虽好汉难敌无赖

25.杨志发配，凭比武得以重用

晁盖、吴用板块(刘唐、三阮等)

26.刘唐报信，晁盖谋不义之财

27.吴用游说三阮，不是他“善说”的功劳

28.智取生辰纲，吴用是个好导演

宋江板块(朱仝、秦明、李逵等)

29.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30.刘唐下山，是“宋江杀惜”的引子

31.宋江杀惜，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

32.朱仝“义释”宋江，究竟是什么“义”? 

33.宋江逃亡，一曲“流浪者之歌”

34.秦明是个草包司令，宋江是个黑心匪徒

35.宋江回家，自投罗网

36.李逵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37.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真面目的大暴露

38.宋江再次让贤——拙劣的奸诈表演

杨雄、石秀板块

39.“淫妇”潘巧云，是不是该杀

40.杨雄、石秀，因负气杀人而当强盗

卢俊义板块(大名府之战)

41.卢俊义上山，典型的强盗逼人做强盗

42.卢俊义下山回家，一步步走进陷阱

43.宋江兵发大名府，是因为吴用计划不周

44.关胜和索超，贪生怕死的投降将军

闲话配角板块

45.闲话柴进：一个神秘的半江湖人物

46.闲话李立、张横、穆弘：一帮歹徒恶霸

47.闲话黄文炳：一个忠君的好官

48.闲话顾大嫂和扈三娘：两个不同性格的女人

49.闲话时迁：功劳不小，待遇不好

50.闲话安道全：嫖妓女的神医

3.武松怎么会在阳谷县打虎

“景阳冈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这一段；戏曲电影，也都这样表演，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但是仔细考虑一下，武松从沧州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是根本不可能来到阳谷县景阳冈的。这里有一个天大的漏洞!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中说：

(武松)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

请大家看看下页的那张“武松回家路线图”。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是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的。沧州和清河县都在大运河的岸边，两地相距不过三百里左右，只要沿着运河往南走，经泊头、东光、吴桥、德州、故城、武城，像武松这样的年轻小伙子，身强力壮，腿脚利索，快则两天，慢则三天，一准儿就到清河县了。所以他“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的应该是清河县地面，怎么可能来到阳谷县地面?

阳谷县在哪儿?在清河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中间还隔着一个聊城呢!武松就是一路上喝酒，喝了个酩酊大醉，不辨东西南北，走错了路，也不至于走过了自己家门口，又再往南走三百里呀!像武松这样的聪明人，总不可能发生这样弱智的错误吧?这就好比你要从北京到济南，却跑到了南京去一样，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硬伤?原因就在于《水浒传》这部书，并不是一个人的创作，而是施耐庵根据民间已经存在的戏曲故事和说唱文学进行编辑整理串联而成的。所以施耐庵做的是“编写”工作，而不是创作者。换句话说，很可能是先有《武松打虎》，后有《水浒传》。早在南宋时代的戏曲或说唱话本，作者们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已经把武松打虎的地点固定在景阳冈了。到了元朝，一二百年来，这一说法，已经成了定论。施耐庵要把武松打虎这个故事编进《水浒传》中去，景阳冈这个地名可就无法更改了。难的是把这个故事安插在什么时间好呢?按照故事的发展，武松在景阳冈打虎以后，就在阳谷县当都头，遇见哥哥，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发配孟州，在十字坡打黑店，帮施恩收拾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洗都监府之后，夜走蜈蚣岭，智取二龙山，直到以后上梁山入伙儿，武松故事的一条主线非常清晰。这中间，除了武松在白虎山被孔明、孔亮抓住，宋江出来解围，就没有机会可以让武松和宋江见面了。而白虎山解围的前提，是必须让宋江认识武松。于是，施耐庵为了让武松在到白虎山之前就认识宋江，只好安排他在沧州柴进的庄上和宋江见了面。按说武松见了闻名已久的宋江，两人相见恨晚，十分投机，宋江对他又非常友好，就应该多住几天多向宋江请教才是，偏偏只“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就“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了。武松和宋江的初次见面，在《水浒传》中只有寥寥几百个字，分明是施耐庵的生拉硬拽，把武松拉到沧州去的，这中间没有武松跟宋江和柴进的戏曲或评书故事可以编进去，所以就匆匆一笔带过了。

古代没有现成的地图出售，甲地到乙地有多远，在哪个方向，都只能根据“老出门”的人口述介绍，无法“认证”。《水浒》故事，本来就是三分真，七分假，甚至只是一分真，九分假，许多情节都是坊间说书人随口编出来的。这些说书人文化水平不太高，大都缺少地理知识，于是只能信口雌黄，胡说一气。第一个讲武松打虎的人，很可能以为阳谷县就在清河县的北面，从沧州到清河，是要经过阳谷县的!施耐庵是个南方人(刻本上题作“钱塘施耐庵”，指的是他在钱塘居住，实际上他的籍贯并不是杭州)，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到过山东、河北，而手头又没有地图可以参考。因此，关于北方的一切，诸如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等，不是道听途说，就是凭空想象，写进书中，于是“谬种流传”了。——像诸如此类的地理错误，《水浒传》中还有许多，后文都将一一细说。  造成这种硬伤的原因，当然是施耐庵的疏漏。其实，早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就有王存等人编辑出版的、专讲各府州县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之间距离的书《元丰九域志》。此书不但是当年“朝廷考定官吏俸给、赋役和刑法的依据”，而且各府州县的公人出差，都要以此书作为根据计算里程和出差费用，因此此书印数巨大，至少各府州县的衙门里都有一本或几本。施耐庵考中进士以后，在杭州当了两年官，因为不满蒙古人的欺压，才愤而辞官不做，此后的三十多年，都在惨淡经营《水浒传》这部巨著。他即便买不起这部参考书，但也应该知道有这部书，完全有可能借来查阅，或把山东、河北、开封府附近等与《水浒传》有关的府州县名称及距离抄一份下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如果施耐庵知道阳谷县在清河县的东南面，要让武松到阳谷县去，就很方便了：只要说武松到了清河县以后，得知哥哥已经迁到阳谷县居住，当即就转道到阳谷县去找他。这样，路过景阳冈，打死了老虎，就不会犯“路线错误”这样的硬伤了。打虎之后，阳谷县知县留他当都头，他第二天上街寻找哥哥，正好在街上碰见哥哥挑着担子卖炊饼，从此兄弟相逢，故事也就编圆了。——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施耐庵这个编辑，还不是太老练吧。

P14-16

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喜读《吴越品水浒》

周瑞金

继去年8月出版《吴越评水浒》之后，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吴越品水浒》大作。吴越先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依旧笔耕不辍，真是：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耀辉!

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以人性善恶评《水浒》，以对国家、民族、社会利弊判是非，大胆倡言《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

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谠论，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见。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此书出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应在意料之中。

《水浒》是一部奇书。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民间故事、戏曲，于元末编撰成书，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历时二百年之久。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以其恢弘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

成书四百多年来，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评点，不可胜数。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他高度评价《水浒》的文学-2；术成就，创造了文中夹批、回尾点评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开创了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但是，金圣叹曲解了《水浒》的思想意义，腰斩《水浒》，截去《水浒》七十一回后的章节，凭空捏造一个“嵇叔夜”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因此，鲁迅批评他“昏庸得可以”。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缺乏科学的研究。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为代表，对《水浒》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通过考证，对《水浒》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鲁迅对《水浒》的考察研究，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水浒》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敌统治年代，想呼唤强悍和对抗，鼓励“暴民”犯上作乱，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看作是强盗，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褒强盗、贬官府”的“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鲁迅还指出《水浒》所写的，是从侠变来的强盗，这种盗有两面性，“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因此，鲁迅的结论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要说对《水浒》的评论，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如同他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封建社会四大家族”的政治书一样，也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在民主革命时期，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他把《水浒》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赞扬梁山好汉们的反抗精神，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逼上梁山”。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即京剧，由于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所以相应地也把“京剧”改称“平剧”)《逼上梁山》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到了“文革”后期，他又把《水浒》贬为鼓吹投降的“反面教材”，着眼于“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四人帮”利用、扭曲和变性，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宋江架空晁盖”、抓投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落下了历史笑柄。

我的老友吴越先生，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水浒》思想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做了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再品评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吴越品水浒》一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不拘泥于“阶级斗争”。通过讲“故事外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水浒》背后深蕴的思想、情节和旨趣。作者提纲挈领地从“侠意识”和“霸意识”的区别入手，分析了《水浒》主要人物“救人于苦难”的“侠意识”十分淡薄，而“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霸意识”却不断地滋长蔓延，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的苦难，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以武松为例，作者评述说：“以前的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但是人性不恶；自从十字坡认了张青做哥哥以后，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善恶的界限模糊了；血溅鸳鸯楼以后，他的人性逐渐向恶的一面偏移了。”“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水浒传》。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研究《水浒》，是领导分配的任务，目的是如何把《水浒传》改写为拼音文字，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这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吴越为人禀性耿介，直言无忌。五十年前在“鸣放”中，他大胆质疑“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口号，倡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云云。结果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二十三年。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对人性善恶、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评人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1975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他看见革命派的“豪言壮语”：“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杀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他从“人本位”出发，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质疑朱仝上梁山，是不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由此质疑《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反思，他认为：评论《水浒传》，再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分析了，而应该跳出“阶级”这个框框，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为此，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以“官逼民反”为主题，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利用点滴时间，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他一旦从“鬼”变成人，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累计发行了七十万套，被称为是“当代《水浒传》”，并被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

2002年，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他改写了一部《水浒传》少儿版，并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这些简评，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补白”，“有白则长，少白则短，缺白则无”。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吴越对《水浒传》的崭新观点，也由此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约请他撰写《吴越评水浒》一书，除了把《水浒传》原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并仿金圣叹评《水浒》的范式，在正文中夹“批”，每回后加“评”，外加大量注解，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而在注：评文依旧是“朝花”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总字数不过十几万，也没有充分发挥；而注解则相当全面。可以说，这是《水浒传》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也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此书出版以后，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新浪网“网上大讲堂”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水浒》。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梁山一百单八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专题电视大PK，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吴越侃侃而谈，舌战群儒，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借此东风，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他对《水浒传》的评价。在此期间，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论点集中起来，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水浒传》的专著。他回到北京以后，摒开一切杂务，专心写作，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把他对《水浒传》的独特一家之言，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这就是《吴越品水浒》一书的由来。这不是《吴越评水浒》简评部分的重复，而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总字数超过了五十万，是对《水浒传》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考证和评论。

果不其然，吴越这一品，真的品出了《水浒》许多味儿来，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写作的动机、时代的背景、民间的传说、历史的事件、文人的评说，等等。如此上下左右，四维时空，细细品评，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

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结果，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可谓历时弥久，功力弥深，广积薄发，必有惊世骇俗之见。

如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是何等的重要。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持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看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按：周瑞金先生，即著名评论家皇甫平，是《人民日报》前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