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国农村有66万个行政村。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原三圣乡)的江家堰村，就是这66万分之一。与全国农村的整体相比，江家堰村可谓沧海一粟。

本书以江家堰村为对象，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回顾这个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历程。试图通过考察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村落的变迁，对探讨产生“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由来有所裨益。

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为题，它的重心是专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当前的口述史，以要人、要事、决策、重大功过、社会热点为题材的居多，而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民众为中心人物的还不多见。

本书选择了“三农”问题这个尖端课题，深入到乡间村落、酒肆茶坊、菜地农家，采访农夫、菜农、粮农、商人、老幼妇孺，并发掘出农村家庭40多年记载不间断的生活账本，又是植根于成都平原这块肥壤沃土上，这简直是弥足珍贵的发现，是口述历史方法探索的珍贵实践。

走进“66万分之一”(前言)

第一章 改革前的江家堰村

 一 同一时空之下：城乡二元结构的直观景象

 二 不算遥远的回忆：集体经济时代农民的生存状况

 三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家庭账本所反映的农民生存状态

第二章 “土地下放”

 一 率先承包

 二 “均田”情结：划分承包地

 三 调整承包田

 四 成为空壳的集体经济

第三章 播种希望的田野

 一 新问题冒出来了

 二 淘金之梦

 三 理性抉择

 四 思维惯性

 五 由产粮村到种菜村的转变

第四章 市场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一 市场为农民上课

 二 家庭账本：农民向市场提交的答卷

 三 农民关注焦点的转移：改革前后的家庭账本比较

第五章 蔬菜基地

 一 打通瓶颈

 二 专业村内的专业化分工

第六章 从温饱渐入小康

 一 生活的初步改善

 二 草房群中崛起的第一批小楼

 三 从账本看农民的建房费用

 四 黄金时节

 五 步入小康

第七章 变化中的农村社区

 一 民俗风情及其演变

 二 家庭结构及其变化

 三 改革以来江家堰村的两代农民

 四 农村基层组织与村干部

第八章 徘徊局面

 一 价格下降影响增收

 二 种菜农民的应对策略

 三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四 新问题、新动向

第九章 探索

 一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

 二 探索传统种植农业增收的尝试——“江家菜地”模式

 三 “江家菜地”模式的启示

 四 寻找“刀刃”

 五 江家堰村调查的几点突出感受

附录一：村民家庭账本选录(1968.1969.1970年收入、支出账)

附录二：参考文献

二 不算遥远的回忆：集体经济

时代农民的生存状况

尽管村民对现状的看法褒贬不一，但从未有任何人表示过对人民公社时代的怀念，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位村民回忆：一年没有吃肉，心一横，赊账买了1斤瘟猪肉。但老婆硬是逼着从锅里把肉捞出来退还给人家，因为花不起这笔钱。

“那个时候全大队就数我们2队最穷。”江家堰村2组一位姓田的农妇说。这位50多岁的农妇就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接受采访。她身后是2层的砖混结构小楼。院子不大，水泥地面。楼旁搭建有两间平房，与楼房互相垂直，一间用作厨房，隔壁是卫生间。这是目前成都农村典型的农家小院。

这位农妇的回忆，从她嫁到江家堰村开始：

“我嫁到这个队上是1974年。当时刚刚过完年不久，正月间才过完，进入二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要向队上借粮。借了粮等分配的时候扣还，到时候不够吃了又找队上借，就这样像猫盖屎，一截一截地盖起走嘛。

“我们结婚时是最穷的。他家8个兄弟姐妹，4个儿4个女，他妈又有病，我来时他最小的兄弟才5岁。那个时候兴啥子彩礼嘛，那么穷，拿都拿不出来。还是要请一下客，队上来的，三朋四友，来的人扯一截布，三四角钱一尺的，就算送礼了。也吃饭，请客，那就和现在比不得了。”

其他的村民在回忆农村改革之前的景况时，也往往会谈起自己当初结婚的事。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给人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尽力操办婚事，尽可能办得风光一点，乃人之常情。因此结婚的景况是体现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2组一位姓曾的村民说：“我是1968年结婚。那时候只有草房。也要送彩礼，拿得出来啥子嘛，送点红蛋、花生，有个意思就行了。花几十块钱做一问床，请一两桌亲戚就了事。”

夏康忠说：“我是1969年结婚。这们这里过彩礼讲究一一九’、‘二九’。就是说男家送礼，以‘九’计算。比如9把挂面、9斤肉、9个红蛋，称为‘一九’。18把挂面、18斤肉、18个红蛋，称为‘二九’。经济差的，就送‘一九’。条件好的，送‘四九’：36把面、36斤肉、36个红蛋。再加上给女方买全身衣服，按现在算大约200多元。女方陪嫁被盖、蚊帐，或洗涮用具。条件好的双铺双帐，那就很有面子了。我当时送的是‘二九’，加上猪头、扁尖(鸡)，担到女方家里去。鸡公是请曾厨子来杀的。

“要说家具，很少买。到百合市山上找木料，请木匠悄悄做。花几十块钱嘛。我当时做白木床，漆都买不到，随便涂点什么。女方陪嫁得好的有个柜子，装谷子。现在和那个时候比，那是不知道是好多倍的变化。70年代有一个收音机那就很不错了。”

11组村民冯达春说：“我是1974年结婚，当时24岁。办了十二三桌，来的大多是亲戚、生产队的邻居。一般的送两斤面，阔气点的提个篮子，装2斤肉。那时候2斤肉就要办一桌席。”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婚事实在寒碜得不能再寒碜。但在当时已经是江家堰村农民生活水平所能达到的上限了，这样的生活水平只能短暂地维持几天。至于平时过日子的情况，那就远不及此了。

那位姓田的农妇说：“他们家是结婚一个分一次家。我们是结婚一年多才分家。分家，就是把嘴巴分开就是了，指两间草房给你，把你分开，不够的话各人自己想办法。锅儿碗瓢都没得多的，硬是穷得心慌。”

“我们原来穷得丁当响。”冯达春的妻子朱翠华说。说到往事，朱翠华仍不免有些激动：

“来到他们家，门都还是笆笆门，分了一间多房子给我们，抱了几个碗，拿了一个半边的木头瓜瓢，还有一个烂木柜，用了几代人的，我现在还保留着。那天，我们在仓房后面挖红苕回来，就说把你分了，欠某人的好多钱账，粮账，归你。(冯达春插话：“大娃娃该揽账嘛。”) 

“说把你分了就分了，腊月间就分，还没有过年。晓得腊月间你要回娘家，要用钱。人家都回家过年了。我恨这口气，借钱买了一口锑锅，扯了一些草草，煮了3个洋芋，剥来吃就算一顿饭。说起那个时候嘛，硬是太穷了。那时赶车回家二块五角钱都拿不出来。说起都想哭。”

朱翠华用手四下一指：“分家以后，这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我们自己挣的。”

冯家的小楼，外层全部贴有瓷砖，比别家的小楼更要气派一些。客厅内沙发、冰箱、彩电、DVD一应俱全。

冯达春说：“我们1979年修房子，修了4间草房。乡上批的，不扣自留地。刚分家后，一年没有吃上一斤油，没买过一斤肉，更不要说蛋。”

妻子朱翠华：“他腊月二十一的生日。头几夭我去掐了些油菜尖，那是9月间栽的菜籽，上面又是天燕，又是虫，抓了两把米，合在一起煮了一锅，3个人吃了3顿，就算把生日过了。我说你今天的生日嘛，一把米有没有二两啊。30斤米都是借的，3个人要吃一个月。”

冯达春：“当时我在下面做活路，有一家人的猪死了，人家都在买肉。别人都劝我买，心一横，赊账买了1斤瘟猪肉。我喜欢慌了，把肉提回家就下锅煮。她硬是逼着我从锅里捞出来还给人家。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一直勤快了这么多年。”

村民们在回忆农村改革之前的生活时，大都会谈及造成贫困的原因。

姓田的农妇说：“那时是集体出工做活路。早上8点、下午2点出工，点名记工分，迟到了扣工分。我们这个队没有把队长选好。队长早上分派活路，今天你们几个做啥，他们几个做啥，把活路一分派完就走了，他不做活路还是要算工分。

“社员反正是立在田里头就有工分。磨洋工嘛，锄头把子斜抵在夹子窝下(腋下)摆龙门阵，大家站成一排有说有笑。有人拿女社员开玩笑，说这是在给锄头喂奶奶，大家笑得不得了。集体出工热闹倒是热闹，就是活路做不起走。有一年到冬月间了我们生产队还在点菜籽。你想想看，哪个会在冬月间点菜籽?我记得队上一些老年人还烤起烘笼去点菜籽。这个样子种庄稼，咋个会有好收成嘛。活路做得慢，红苕硬是大片大片烂到田里也没有挖。过后重新选队长，还是差不多，那时出工反正磨洋工，磨一天算一天。

“我们生产队，男劳力才2角多到3角多一天，我们这些女劳力就只有1角多。我们两个人挣工分，供一个老人，养一个娃娃，家里把口粮一除，每年基本上没有结余。”

冯达春：“当时是大集体，每天评工分，大寨式。全劳力10分、9分、8分，女劳力最高7分。我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当会计在工分中抽成，抽全队总工分0.4％，比如全队20万个工分，那么就抽2万分出来(原话如此)，两个队长和我三个人分，两个队长他们占六成，我占四成。会计加班，搞决算有时要算通宵。搞决算最麻烦，你得把账摆平。我当会计相当于全劳力。最多四五角钱一天，我们队还算多的。2队才几分钱、一角多钱一天，10队有一年才8分钱1天。”

P8-12

序：来自社会底层的口述历史

谭继和

本书作者说他的书是“以村庄为对象的微观史学著作，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尽可能从农民的视角来描述农村的发展变化”，这句话正说明了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它是一本口述历史著作，是一本从“口述史料”层面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的佳作。目前，口述历史及其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有关口述历史的相关概念，学者之间认识不同，分歧很大。什么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有何区别?最近，左玉河同志《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对学者之间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作了评述。目前多数学者根据美国唐纳德·里奇“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n，iew)的方式搜集口述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的定义，认同“口述历史”就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但正如唐纳德·里奇一再声明过的：“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上述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虽然力图区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却又恰恰陷入了“单一性界定”的泽地，因而目前国内大多数所谓“口述历史”出版物，实际上都只是口述史料的记录，并未进入“口述历史”的层面。依我个人的见解，从未来口述史发展的趋势看，如果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应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口述史学”三个层面。“口述史料”是当事人的“记忆”的记录(既包括访谈者的记录，也包括受访者自身以“记忆”形式写作的“记录”)。“口述历史”是指受访者根据口述史料而用“论从史出”的方法加以一定理论提升和逻辑推理的史学著作。“口述史学”则是对口述史的性质、范围、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也即“口述理论”。用这个标准来看，本书作者以一个村庄的农民为口述对象，以坚韧的毅力和长达三年深入农村基层的访谈实践，获得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双收获。这让我对上述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考。我相信读者细读本书，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进一步说，令我饶有兴味的是，《江家堰村调查》这本书，既是史学研究走向新潮流的产物，又是向历史学原生态回归的结果。

我们知道，口述历史的核心是“记忆”，是能够被提取和保存、能够发挥研究效应和社会公众效应的“记忆”。口述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被古尔德所提倡，但它的高潮的兴起，却是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数字化时代”的推动。它使传统主流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质的变动，其新趋势是“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从本书的性质看，本书是口述历史的全球化新浪潮中的一朵值得珍视的浪花。作者自身也以自己踏实的业绩，加入到了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行列，这是一个特殊的“史学界唯一专门和活人打交道的历史学家”的群体，现在正日益发展起来。

说本书是向历史学原生态的回归，这是因为历史学最初就是从口头历史开始的。这一点，目前学者之间有争论。不过，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原始部族已有口传的首先是祖先的历史故事，这却是事实。从殷周以来就有巫史，有“右史记言，左史记事”的传统。“记言”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口述史工作者。1773年，著名英国学者约翰逊就认为：“所有的历史最初时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史记》的《游侠列传》就是司马迁根据访谈记录而写的“口述历史”。宋代时已有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记述两种区别。前者被叫做“史底”，后者被叫做“本事”。如蹇驹《采石瓜州毙亮记》，其语体本是当时采石一战刚结束时，蹇驹“获侍燕(宴)间，闻是事甚详”而采访的记录，实即“口述史料”，当时叫做“史底”。后来，他又加工整理删削为文言体本，叫做“本事”，这就是“口述历史”了。应该说，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已有“记言”的口述史料与“记事”的口述历史并行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的原生态，只是当代我们学者还未重视罢了。因此，借本书的出版，宣传一下向历史学原，生态传统的回归，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口述史”，这还是有好处的。

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为题，正表明它的重心是专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当前的口述史，以要人、要事、决策、重大功过、社会热点为题材的居多，而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民众为中心人物的还不多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计划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也仅是开始阶段。美国和中国台湾出版的口述史则多为军政要人。因此，转向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作为口述史重点，实是历史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需要，“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本书选择了“三农”问题这个尖端课题，深入到乡间村落、酒肆茶坊、菜地农家，采访农夫、菜农、粮农、商人、老幼妇孺，并发掘出农村家庭40多年记载不间断的生活账本，又是植根于成都平原这块肥壤沃土上，这简直是弥足珍贵的发现，是口述历史方法探索的珍贵实践。目前还没有一本全面探析成都平原如何走向新农村建设的曲折道路的著作，本书对此是一个贡献。农村改革走到今天，面临新的路径选择。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果如何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很大，任务艰巨，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温家宝总理语)这靠空洞的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靠的是实践，农民的生活实践，包括理论工作者贴近农村生活的实践。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城乡一体化是这一进程中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不应该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乡村化，而应是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两种城市化的途径：一种是日耳曼的“乡村城市化”，造成了城乡的尖锐对立。一种是古代东方社会的“城市乡村化”，城市就是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有城垣的农村，农村与城市有天然的联系，造就了一个个城乡生态和谐发展的“田园共和国”的城市。我们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成都平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农民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优越性如何，其消极负面影响有没有，新农村建设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运动中得到解答。而这种解答，存在于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产业的生动实践和日常农村生活之中。我们需要直接听一听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声音，需要倾听农民的回顾、呼喊和欲望，倾听他们对深化改革的诉求，那么，就请从本书里“观”一“观”农民的“世音”吧，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2006年9月10日于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