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今日的思想，回到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间的那段“轴心时代”，作者重新审视先秦诸子的行政理念，着力发掘了他们关于早期行政的重要认知。本书深入地探究了先秦诸子对诸多人类公共行政领域基本问题的思想成果，而且揭示中国传统行政理念深远而普通的理论意义。全书资料翔实，旁征博引，极具参考价值！

《“轴心时代”新理念——先秦诸子行政理念刍言》从实现“行政学中国化”的角度，着力发掘了先秦诸子关于早期行政的重要认知，尤其是他们对诸多人类公共行政领域基本问题的思想成果。作者以“轴心时代”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先秦诸子行政理念，不仅考察了先秦诸子行政理念对中国古代行政发展的历史影响，而且揭示中国传统行政理念深远而普通的理论意义。这对揭示中国传统行政理念的现代价值，以及推动中国行政思想史、中国行政文化的研究都有重要的贡献。

先秦诸子行政理念总论……………………………………………………l

第一篇 儒家的行政理念

第一章 孔子的行政理念：“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5

第二章 孟子的行政理念：“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62

第三章 苟子的行政理念：“隆礼重法，则国有常”………………82

第二篇 墨家的行政理念

第四章 墨子的行政理念：“一同天下之义”……………………113

第三篇 道家的行政理念

第五章 老子的行政理念：“以无事取天下”……………………132

第六章 庄子的行政理念：“顺物自然而无容私”………………152

第四篇法家的行政理念

第七章 商鞅的行政理念：“法任而国治”………………………175

第八章 韩非的行政理念：“以法为教”“以吏为师”…………191

第五篇 杂家的行政理念

第九章 管子的行政理念：“明正以治国”………………………226

第十章 吕不韦的行政理念：“平得于公”………………………258

主要参考文献…………………………………………………………275

附录：行政名言选译…………………………………………………28l

后记……………………………………………………………………312

老子行政理念的评析

1．“小国寡民”：弱化政府的角色

关于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国，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有的学者指出：“老子的这一理想是无政府主义的，尽管其理想国中有政府，但政府执行的是无为政策，其治民的方法是‘皆孩子’，因此，这个政府是自然状态的和非权威主义的。”由此可见，学术界已经觉察到老子早已有了对政府作用的思索，换句话说，老子已经思考过政府的角色问题。我们认为，老子贯穿着“以无事取天下”这一行政理念的“小国寡民”理想王国，其中的确蕴涵了弱化政府角色的主张，老子的确是在以“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挑战其时的“有为而治’’的治理模式。也许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构想容易让人理解为是要把人们拉回到远古的“非政治化社会’。故此，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这个理想王国，“虽然也冠有国家的称号，但其间没有行政组织构成，没有法律法令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封闭型的、经济自足、政治自治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原始公社的改良模型”。然而这一观点刚好与另一观点相反，即有的学者则认为，老子的这一构想“绝不是一个完全消灭了阶级与等级、贵贱与贫富的社会政治模式”，“在他的政治图景中，同样有‘社稷王’、‘天下王’，有小民百姓；有家有乡，有国(侯王之国)有天下(‘人主’所拥有之‘天下’)，有祭祖敬宗。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一个血缘宗法等级社会”。

其实，老子的理想王国及其对“有为而治”的现实弊政的揭露，并非执意要讨论政府这一角色是否必要，而是关注着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什么，而且这一关注又偏重于回答政府不应该做什么。我们认为，老子对政府不应该做什么的回答是直接的、明确的，而对政府应该做什么的回答则是间接的、隐喻性的，甚至对政府最低限度的职能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疏忽，而主要是因为老子行政理念的重心在于弱化政府的角色。这样一来，老子理想王国的实质就是没有国家行政管制，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他所设想的政府形象是“小政府”。

显然，老子针对的是君主制集权统治所伴生的弊政，而且有全盘否定的意向。如果按照恩格斯在《集权与自由》一文中提出的“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的论断来评估老子对时政的批判，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老子只看到或者夸大了中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完整的国家形态的过渡中集权化行政发展的若干副作用。然而有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老子尝试通过重新确定政府对民生福利所负有的责任来减轻先秦时期过激的集权化所造成的某些危害。这也许要算是老子行政思想价值的一个亮点吧。

简而言之，老子出于对政府实施行政专制而推行“有为而治”路线的弊政的深刻认识，以“小国寡民”构想的独特方式表述了他的弱化政府角色的主张，其动因主要在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怀。

但是，也必须指出，老子在考察现实的国家或政府行为表现时，至少犯了两个逻辑性的错误：其一，以“有害的有为”代替“有为”行为，以偏概全。其二，将“无为”与“有害的有为”之间的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非此即彼的关系)，并将其纳人“反者道之对政府应该做什么的回答则是间接的、隐喻性的，甚至对政府最低限度的职能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疏忽，而主要是因为老子行政理念的重心在于弱化政府的角色。这样一来，老子理想王国的实质就是没有国家行政管制，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他所设想的政府形象是“小政府”。

显然，老子针对的是君主制集权统治所伴生的弊政，而且有全盘否定的意向。如果按照恩格斯在《集权与自由》一文中提出的“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的论断来评估老子对时政的批判，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老子只看到或者夸大了中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完整的国家形态的过渡中集权化行政发展的若干副作用。然而有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老子尝试通过重新确定政府对民生福利所负有的责任来减轻先秦时期过激的集权化所造成的某些危害。这也许要算是老子行政思想价值的一个亮点吧。

简而言之，老子出于对政府实施行政专制而推行“有为而治”路线的弊政的深刻认识，以“小国寡民”构想的独特方式表述了他的弱化政府角色的主张，其动因主要在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怀。

但是，也必须指出，老子在考察现实的国家或政府行为表现时，至少犯了两个逻辑性的错误：其一，以“有害的有为”代替“有为”行为，以偏概全。其二，将“无为”与“有害的有为”之间的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非此即彼的关系)，并将其纳人“反者道之动”的法则之中。  

同时，老子避而不谈或完全忽视积极的、有益的“有为”行政，显然是一种对文明进步信心不足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给后世带来了消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老子“道法自然”的治政路径，是“要把维持和发展人类社会、国家的必要手段与方式等社会文明和一些与此相伴而生的丑恶的东西混成一团，统统淘汰，这不仅于国无补，而且有相当的副作用”。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老子行政思想认识的另一个缺陷。老子在早期国家时期提出的弱化政府角色的主张尽管有着批判其时弊政的动因，然而也确实带有明显的空想成分，很容易误导后世否定国家或政府管理的必要性，最终滑向无政府主义的误区。这是由于“公共行政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它与政府的概念和文明的兴起同步发展”；“行政，或者说是事务管理，只是所有社会活动的中间因素，虽不引人注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P.146-149

  笔者沿续前辈时贤的探索理路，试以“轴心时代”的视角来重新评析先秦诸子行政理念。在笔者看来，从“创建中国公共行政学”，实现“行政学中国化”的意义而言，先秦诸子行政理念的探讨是一项必须先期完成的专题研究。展开来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先秦诸子行政理念是创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基础工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A·雷恩指出：“管理学者从历史上可以吸取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研究过去作为研究管理的入门。”张成福在论及中国行政学怎样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的行政现实时强调，首先要回答中国行政是如何生成的、变化的和发展的。这些论述都从某个侧面强调了中国行政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中国行政思想史”被列人马克·霍哲和张梦中共同主编的国际英文学术杂志《中国公共行政评论》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确证。完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行政认识作为中国古代行政思想的思想渊源，其研究价值在于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理论源头的探索，这是“总结中国古代的行政学理论、思想和管理实践”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探析先秦诸子理念有助于推动行政学中国化。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十分强调研究各国自己的行政环境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的概念，不能够立即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合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把那个特殊的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行政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引进、解说和套用阶段，难免要误入理论脱离实际的歧路，自然会受到中国行政实务界的冷遇。从根本上解除中国行政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从事公共行政学的学者们无疑要走出学府，走进政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奠定坚实的实证基础”。而研究传统行政思想对我国现代行政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或许是出于突显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对现代行政的负面影响的考虑，薄贵利提醒我们：“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我们受到儒家的性善论和人是可以教化的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这是我们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不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法制建设以及忽视对权力制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根源。”这正好说明：既然行政思想是“考察、探究行政文化的窗口”，而且又“规定行政文化的质”，那么，要推进行政学中国化，就不能忽视先秦诸子学说对行政文化的深刻思想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谈得上现代行政文化的重塑。

第三，挖掘先秦诸子行政理念之精义，有助于寻求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与现代公共行政之公共精神相契合的实现路径。张岱年论及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儒学没有提供现代化的内在思想源泉，中国的现代化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而开始的。但有一些成分与现代化的东西相契合，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索。”诚然，思想家之所以卓越，就在于他们能够洞察到常人看不出的东西。先秦诸子作为一代思想大师，他们的行政理念蕴涵了广博的学识，他们关于行政思想与实践的重要见解，最早涉及到诸多人类公共管理领域的基本问题：诸如行政哲学问题，政府职能问题，政府权力的制约问题，政府的法治问题，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关系问题。其中尤以对行政哲学问题的争鸣最为热烈。张成福提出“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民享的行政，公共行政不同于一般行政或私域行政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公共性’。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首要的或者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于探讨公共哲学”。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从姜建设的论著《周秦时代理想国探索》中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先秦诸子行政理念中蕴涵着对“公共哲学”或“行政哲学”的极大关注。这的确是今日创建中国公共行政学极为宝贵的一笔思想资源。诚如法国著名学者加罗迪所言：“理性有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对同一个问题不断做出回答的历史，而是为提出的问题所激励的历史。”先秦诸子行政理念，正是以其超越时空的思想光辉及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一并构成了长存的激励力量，鼓舞后人坚守公共行政的基本精神，不断推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行政思想史的延续，还是从公共行政发展的现实要求方面来审视，欲对创建中国公共行政学有所裨益，在“先秦诸子行政理念”这一课题下深入探索，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此外，在提高自身理论素养方面，公共行政组织的实务者常常苦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专门阅读古籍。本书的写作，期望在促进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反思、增强运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成果解决中国公共行政问题的自觉意识方面，也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在《“轴心时代”新理念——先秦诸子行政理念刍言》的写作过程中对此深有感触。的确如此，我面对如山的书刊资料，实在不敢有半点松懈，“天道酬勤”一直是我的信念。有幸的是，自落脚学府以来，我先后承担了“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行政思想史”及“教育学”诸多课程的教学。“教学相长”效应，在我遨游知识海洋的历程中得到了印证。我并不感觉写作是一件过于苦涩的差事，向良师益友请教，与学友、同事交流，上图书馆，上书店，无论是刻意寻觅资料，还是随意顺手翻翻，似乎时常都能得到一些启发，进出思想火花，然后挥笔记下，细细回味斟酌，倒也乐趣无穷。

本书终于可以付梓了，其中仅就“知识增长”而言，我的收获是丰硕的。不过，我在欣喜的同时又渗和着不少担忧：我这所谓个人见解的表达，是否破除了自以为是的自我迷信?因而我给它取名为“刍荛者之言”，并非例作谦辞，而是出于真情，实感自己的学识浅陋而恳祈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老实说，动手写作初始，我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的教学心得。在“中国行政思想史”的备课过程中，我深感“先秦诸子行政思想”这一块既是教学中的重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必须深入探究。因此，对这块园地，我耕耘最勤，用力最多。在整理教学心得时，我的导师颜佳华、彭国甫二位教授鼓励我钻研下去，并予以悉心指点，期望我写作成书。是时贤和导师从事学术研究“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我坚持写作，才有本书的问世。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孜孜教诲和默默厚爱。  ‘

我也要感谢湘潭大学管理学院院系领导的支持与鼓励，感谢湘潭大学科研处领导的关心和扶持。我深知，是科研处在聘请校内外专家评审拙稿后，将其列入湘潭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并热忱推荐出版，这本小册子才有机会问世。

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不知名姓的专家学者对拙著的认同。他们认为：“对中国行政学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行政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该书稿对先秦诸子行政理念所作的阐释可谓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国内对先秦诸子行政理念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该书作者探赜索隐，挖掘先秦诸子的行政思想，揭示其对中国传统行政的影响以及现代价值，对推动中国行政思想史、中国行政文化的研究以及当代行政实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评语及所提出的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本书稿的修改提供了重要指导。他们的教诲将使我终身受益。

汤 浩

2003年12月于湘潭大学北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