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治的理论，任何一种国家权力的设立必须证成其正当性，涉及每个公民生杀大权的刑法立法权更应如此。刑法立法权的正当性证成过程也就是对刑法立法规律性认识的形成过程。本书介绍了关于刑法立法的基本研究理论，包括刑法立法权、刑法立法主体、罪之设定、刑罚制配、刑法立法的载体等内容，其理论在我国刑法立法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学术大师哈耶克在其名著《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曾论述到：“立法，即审慎地制定法律，已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人类所有发明中隐含着最严峻后果的发明之一，其影响甚至比火的发现和弹药的发明还要深远。”诚然，立法者在将自己的意志和主张制度化之时，如果其本身并无这种权限，或者无视公平、正义等人类追求的最基本价值，那么这种所谓的法便很难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并进而成为全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对于如何才能实现立法的正当性这一议题，自欧洲法典化运动兴起以后就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我国对刑法立法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在1997年前后，就如何完善刑法，理论界的建议不绝于耳，学术活动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然而这一研究却远未臻完善之境。这其中固然有重犯罪论而轻视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作祟，另外也同刑法学者对刑法立法理论不愿、不屑研究，或研究起来力有不逮相关。不完善的理论，自然不能为刑法的立法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因此，在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尽管法条的数量明显增多，对许多以往未规定的内容做了增补，对某些有缺陷的地方做了修改，因而也赢得了许多赞誉，但更多的学者是以理性的眼光，对修订后的刑法典提出了诸多批评。

“爱之深、责之切”，这种进一步推动我国刑法现代化的使命感促使学者们深深反思。郭立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于1998年来武汉大学攻读刑法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为我的开门弟子，并以刑事立法问题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由于他硕士生时期是研读法理学的，这一专业背景让他高屋建瓴，透过“刑法立法研究热”的表象认识到，新刑法之所以遭到批判，同现行的刑法立法的研究模式息息相关。因为这些研究中除个别是对刑法立法的宏观理论予以关注外，绝大部分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某个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而忽视了对刑法立法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探求。以之为指导而进行的修法活动，也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众所周知，刑法立法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基于上述认识，他舍弃了对刑法立法技术等内容的探讨，而仅仅选取了刑法立法正当性这样一个角度，希望通过论证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所享有的设定犯罪、配置刑罚的立法权的正当性，来寻求刑法立法的规律性认识。

综观全文，作者或在比较的基础上评说利弊优劣，择善而从，或阐发己见，推陈出新。论文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旁征博引，资料翔实；思路开阔，观点鲜明。在评审和答辩时，受到校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答辩之后，作者叉做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尽管个别观点尚需推敲，某些部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我以为这是一部有相当理论水准和学术价值的专著，它的出版问世对丰富和发展我国有关刑事立法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为郭立新同志的学术成长和他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感到欣慰，对他学术专著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也期待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将来有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面世，为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刘明祥

2005年5月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