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多王室家族相比，温莎家族的确与众不同。温莎家族不仅是花边新闻诞生的温床，而且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社会关注的集中体现和纷纷扰扰的丑闻事件。在本书中，汤姆·利文讲述了这个特殊家庭的传奇历史，分析了其中几位重要人物。为什么温莎家族对于英国社会和文化影响力如此之大？今天人们对于王室家族的热情为何经久不衰？王权体制究竟如何运转？本书内容丰富，笔调轻松，帮助读者了解王室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本书也对英国王室的未来做出了言之有据的评判。

温莎家族是世界上著名的、富有的和具有传统风范的王室家族。身处至尊无上地位的温莎家族也就很难体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是一种特权，同时也是一种负担……

温莎家族的发展历史上写满了辉煌荣耀，却也记录着令人扼腕的不幸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这是一部讲述人和权力的历史，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的书。

序：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1.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2.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

3.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4.爱与痛：爱德华八世

5.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6.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7.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8.后戴安娜时代的英国王室：威廉和哈里

后记

文献说明

文献列表

当年，格莱斯顿认为，仅从普通人的角度上来看，维多利亚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难以忍受(与之相反，狄斯雷利对于女王则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早在那个年代，王室危机就埋下了种子：女王本人早已退隐后宫；威尔士公爵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不知道女王整天在做什么，因为她素来深居简出，刻意回避公众和媒体。与此同时，威尔士公爵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ll Edward)不时有些花边新闻，无非就是些性丑闻之类的无聊丑事。在如此形势下，格莱斯顿感觉有些不妙；在他看来，女王自身的弱点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江山社稷，甚至有可能祸国殃民。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也许是历史跟人们开了个玩笑，恰恰是这个为人处事优柔寡断的女王慢慢恢复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而且她本人的身体也出奇的健康，历经风风雨雨，皇权非但没有失去，反而越来越稳固。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共和制的一丝希望，却在女王强大的君威下彻底破灭；共和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与女王抗衡了。

不过，在维多利亚女王眼里，1860年的英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王室家族的事务中；她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住江山社稷。然而，好景不长。她心中“最好的和最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Albert)不幸病故。在他生前，女王对他崇敬无比，死后也是奉若神灵。1861年12月14日，那是女王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年仅42岁的阿尔伯特，她最亲爱的丈夫终因伤寒不治，与世长辞。

从那一天起，维多利亚整日郁郁寡欢，那种悲痛的心情使她无法自拔。女王从此总是身着黑色的衣服，独自承受丧夫之痛，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尔后，女王尽量谢绝了一切宫廷活动；除礼节性的抛头露面之外，女王从不参加任何欢庆活动。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只剩下了对亡夫的哀思：屋子里摆满了阿尔伯特生前的照片、剪影和雕像。女王的这番举动很快就影响了整个英国，使得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公爵阿尔伯特的石雕像随处可见，还有就是各种纪念章上也都是公爵的形象。一时间，阿尔伯特公爵成了大英帝国的民族偶像，受到世人的追思和崇敬。

歌颂公爵的诗词歌赋风靡一时；公爵的传记被人们争相阅读；公爵的油画像也成了收藏家们追逐的对象。直至今日，公爵殿下在温莎堡住过的卧室仍保持原样；他在英格兰南部海滨的行宫奥斯伯尼宫(Osborne House)也是原封未动，保留他生前的原状。温莎堡的公爵故居卧室，40年如一日，每天晚上都摆放着换洗一新的睡袍和内衣，床边摆着一杯热水，屋内各处都摆放着鲜花。在奥斯伯尼宫书房里的书桌上还摆着1900年时期的自来水笔；沙发上搭着他常戴的围巾，好像主人随意扔在那里一样。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天，她的床头一直摆放着仿照她丈夫手形制作的石制手模。可以想见，女王在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丈夫生前穿过的衬衫入睡，就像每个孩子抱着泰迪熊睡觉一样。

在维多利亚女王写的每封书信里(她生前写了很多信)，都提到了阿尔伯特。私人家信中，她把丈夫呢称为“亲爱的老爸”；而在正式的公文书信中，她则这样写道：“我的丈夫，他的存在就如同一种坚实的力量，陪伴在我的身边，使我感到无比安全，从而获得强大的依靠。”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之后，女王使用的所有信纸都带有粗大的黑色边框，以示对亡者的哀思。女王的随从侍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感到有些挠头，因为黑色字体写下每行字的最后都被黑边所吞噬，让人无法辨认。

女王当时就是刻意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哀悼亡夫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民众对于她的期望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而心如死灰的女王也根本不再理会她的臣民对她的看法。无论是乘坐皇家马车出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还是在伦敦出席盛大的仪式；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罗马教堂：所有这些活动，她其实都根本无心参加。她在给反对派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处理国事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1871年，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生活在自我逃避的精神世界中，却也正是亡夫的在天之灵成了她生命中惟一的精神支柱。整整10年，女王就依靠每晚抚摸着那个手模，感受丈夫的关爱，使得她还能强颜欢笑地站在公众面前。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女王都居住在奥斯伯尼行宫或是位于苏格兰的巴莫拉(Balmoral)行宫，偶尔也会在温莎堡呆上几天，却几乎从未在白金汉宫下榻过。1864年，由于长期闲置，人们甚至在白金汉宫墙外发现一个很搞笑的告示：“由于本店店主无力在此继续开展业务，此处房产对外招租或转卖。”这大致反应了民众对女王怀着一种嘲讽的心态，非常耐人寻味。

写下这一告示的人是否意识到，这将引发怎样一个深远的话题?英国王室的所谓业务究竟是什么?也许，除了内阁高层政客之外，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内情；其实，作为一代君王，维多利亚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之下罢了。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白天，她总是坐在写字台前处理各种文件，然后把这些机要文件放在所谓“公文箱”里，即一只红色皮箱中，再分发给所有的内阁大臣和王室成员。作为国家元首的她必须阅读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一规矩沿用至今，只不过对女王设置了一些阅读权限)，然后亲自批阅：外交文书、政务信函、立法动议、内阁会议记录和政界军界要员的备忘奏折等。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之后，墨尔本爵士(Lord Melbourne)是首任内阁首相，教给她如何妥善处理国家大事。那时，女王每周都与首相会晤一次，共同商谈国家大事，同时也处理红色公文箱里的各类文件。19世纪上半叶，女王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并不像现在这么重要；除了每年一次的议会开幕式之外，女王基本上都是在后宫处理国家大事。此外，媒体和公众对于女王的私人生活也没有什么兴趣；当然，那时的媒体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对于王室成员来说，似乎用不着谨小慎微地与媒体和公众周旋，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然而，权力之争却是在那个年代愈演愈烈。1839年，墨尔本的继任者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一上台，就感到了来自女王的压力。尽管皮尔所代表的托利党(Tories)于：1939年5月赢得了大选，然而维多利亚女王却强烈阻挠他的组阁。事情的起因是，皮尔在获得大选胜利之后，按照程序接管了唐宁街首相官邸，并要求女王清洗掉一批身边的贵族成员，以便削弱上一个执政党维新党(Whigs)的势力，并在王室内安插一批托利党的党羽。没想到，女王对此坚决反对。女王这样的做法非常罕见。不过，皮尔最终也无计可施。如果缺乏国家的信任(仅仅是女王本人的，而不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他根本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结果，维新党领袖墨尔本爵士在女王支持下，不顾选民的反对，硬是继续当了两年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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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近乎平常的家庭

四月的一个星期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人们激动的事情。在一座小城的民政局，一位56岁的鳏夫登记迎娶他年轻时的恋人；新娘也是离异多年的老人了。两位老人在各自长子的精心安排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参加婚礼的宾客是双方家族中经过精心挑选的，甚至有些“亲上加亲”的家族关系。这一对走上红地毯的新郎新娘看上去已是饱经风霜；随行的宾客心中感到了些许滑稽，然而内心却被这一场景所打动。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人们步入了教堂，一同享受丰盛的喜宴。简单的仪式，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男方的家长礼节性地出席。也就是说，他们不喜欢这个新娘子。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此前已经经历的太多了，甚至有些麻木了。前一次婚姻带给新娘子四个孩子，如今只有一位长子还活在世上。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场普通的婚礼而已。婚丧嫁娶，人之常情。社会学家所谓的“组合式家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人们很早结婚，然后离异；接下来，或是独身，或是再婚几次，也或是保持同居伴侣的关系；没有哪个家庭是永恒的；家庭破裂，然后重组。对于现代人来说，与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爱人步入红地毯，交换结婚戒指的情形并不罕见。社会对于婚姻家庭的反复重组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人类本该如此。每个人都有追求最佳生活伴侣的权利，这本是勿庸置疑的。

2005年4月9日，这本该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婚礼，却有着太多太多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认为，这样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实现。难以想像，似乎永恒的真理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颠覆；好像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人们竟然不敢相信这一现实——英国王室的继承人，即威尔士公爵查尔斯王子(Charles)真的要娶深爱多年的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liker。Bowles)为妻!此时，全英国的老百姓还在怀念那位在一次车祸中香消玉殒的戴安娜(Diana)，查尔斯的第一任妻子，那个曾经爱过他，后来却又背叛他的王妃；王子再婚，这件事本身就不被民众所认可，政治上也讲不通，宗教界更是百般刁难。如果查尔斯非要娶卡米拉为妻，那么他必须放弃王位继承权，由他的儿子威廉王子(William)取而代之。否则，英国王室的王位传承就会宣告终结；进而，英国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后果不堪设想。

4月9日这一天，只有各大媒体喧嚣鼓噪了一番，公众对此反应异常平静。当天的婚礼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渡过，几乎没有招致任何非议。亿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几亿观众显然要比1982年观看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盛典的几十亿观众要少了很多)，静静地见证了这场低调平静，甚至有些简朴的皇家婚礼，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庆祝仪式的日子。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几千名热情的群众来到温莎堡(Winsor)，手中摇着三角旗；尽管他们都明白，恐怕根本看不到一场盛大的婚礼。30名受邀嘉宾坐上一辆普通的大客车，陪同新郎新娘前往当地民政局，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新娘卡米拉，她的贵族封号是康维尔(Cornwall)公爵夫人，戴着淑女帽，将脸深深地埋在宽大的帽檐下；而刚刚取得合法证书的新郎官，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随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圣公会的最高精神领袖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在温莎堡(Windsor Castle)的圣·乔治教堂(st.George's Chapel)向这位英国王位继承人和他的新婚妻子表示了祝福。没有保皇派的游行示威，没有下议院反对派的抗议，甚至连女王自己都承认，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人们议论最多的倒是卡米拉戴的那顶造型奇特的帽子。戴着这顶帽子步入教堂，不知她心中打的什么主意?是用帽子上洁白的羽毛象征纯洁无邪，还是以此来讽刺英国王室?

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进行得正常有序。700位受邀的宾客出席了英国女王的家庭喜宴。人们可以感觉到新婚夫妇的喜悦之情，完全陶醉在二人世界中，就像一对普通的新人。唯一感觉有些异样的是，新郎显得有些拘谨，有些紧张，也许此刻他的心里有些担心，生怕狗仔队偷拍照片。除了这小小的不自在之外，新郎新娘完全就是一对普通的中年夫妇，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相而已。他们可不是普通人。也许，新娘子卡米拉算是吧?但是，查尔斯呢?这里没有任何取笑他们的意思。如今这个社会上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再婚或者第三次结婚、非婚生子和家庭重组等等，都是王室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对于威尔士公爵来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或许，查尔斯王子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他这一生就会与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存在就是一种皇权的象征，这就是他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英国温莎家族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名、最富有和最传统的皇室家族；除了罗马教皇之外，温莎家族位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君主制统治的权力之巅，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家族。温莎家族的崇高地位，使得他们始终高高在上，被他们的子民所景仰；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承担在这一位置上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少英国的历史验证了这个论断。特别是英国王位继承人，更是如此。然而，温莎堡里的皇亲国戚们生活得并不自由；他们不可能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查尔斯王子和他的儿子们就毫无自由可言。他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工作)；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不允许支持任何一个党派，只能保持中立)；没有选举权；甚至没有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权力(与信奉天主教的女子结婚则意味着自动放弃王位继承权)。

这还不是全部。王室家族的生活还必须遵守各种礼教规矩。任何违反或者偏离传统礼教的做法，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进而威胁到王室的统治地位。英国王室能够存在至今，主要是依靠历史遗风，也就是家族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教传统。对于温莎家族来说，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按照这一方式延续传承。所谓圣佑吾民的封建礼教如今早已被历史所埋葬，然而温莎家族至今仍坚信不疑的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统治管理他们的子民，并凌驾于万众之上；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普通老百姓，这是上天注定的。

一方面，温莎家族不屑于混同为一般老百姓；而另一方面，一般老百姓却对这样一个“非普通”家族的生活充满了兴趣。如今，许多人乐此不疲地想要了解温莎家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各种流言蜚语在全世界散播。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看到王室家族出丑，而幸灾乐祸；在过去几十年间，伤风败俗、隐私揭密和政治丑闻等等似乎成了温莎家族生活的主旋律。当然，也有很多人同情这个家族的命运，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高度发达的欧洲社会中，一个君主制的皇室家族在社会大潮中，却显得那样孤立无助。

究其本源，君主制的特性决定了，皇室家族就是要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温莎家族也正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地制造新闻热点，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同时，保持在公众心中崇高的地位，使得英国王室能够得以延续——其他国家的皇室家族都逐渐没落消亡。回顾一下英国王室的历史，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从少女时代登基成为女王，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帝国盛世；到2005年4月的这个星期六，伊丽莎白二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二次当上新郎官。温莎家族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变迁，成了整个时代的历史缩影。曾几何时，温莎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似乎真的预示着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诞生，从乔治五世(George V)到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再到乔治六世(George VI)；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欧洲社会的变革，温莎家族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改变，为了适应社会的改变，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整个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

温莎家族的辉煌历史依旧在延续。然而，温莎家族也有着不幸，也出现过种种变故。回顾这个家族的历史，其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说到底，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2005年1月14日，来自巴特西(Battersea)的阿尔弗雷德·杜布斯勋爵(Lord Alfred Dubs)经历了一生中伟大的一天。这天上午，他向英国上议院提交了一部《私人成员法草案》(Private Member's Bills)。此前，他已经担任了10年上议院的参议员。此前，他所提交的预案都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然而，杜布斯没有就此罢休。作为德高望重的左派自由主义社团“法比安协会”(The Fabian Socity)主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议会提交重要的政治议案，并希望借此敦促政府就相关议题尽快立法，来推进改革进程。

在上议院的听政会上，杜布斯勋爵从他坐的一把红色皮椅上站起身，铿锵有力地说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人们都说，提交任何涉及到王权体制的宪法草案都是过分的。不过，这次的草案并不过激，而且非常克制；我相信，没有人会对其内容提出异议。”

杜布斯提交的法案力图废除以前关于王室成员的三项规定：首先，男性继承人的优先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威廉王子先生下一个女儿，再生下一个儿子；那么儿子将有权优先获得王位继承权。其次，王室成员不得娶信奉天主教的女子为妻。第三，1772年制定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s Act)中关于王室成员结婚的规定，即王室成员在结婚前必须事先征得王室家族，甚至是英国政府的批准。

这天上午，上议院的听证会上，会议气氛相当融洽，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参与讨论这项预案。在会上，温切斯特(Winchester)地区大主教明确反对杜布斯的提案，认为这将会使英国社会世俗化；而另外一位来自沃切斯特(Worcetser)的大主教则不认同这一看法。马尔凯利公爵(Earl of Mar and Kellie)是上议院改革之后，未被清洗出去的少数几个老牌贵族家庭出身的世袭议员之一，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解释说，早在英国和苏格兰实现统一之时，所有这些束缚王室的规定就应该被废除，“因为詹姆斯·弗朗西丝·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早就已经不对英国王室构成威胁了。”(1766年，这个一直要求继承英国王位的家伙一命呜呼，英国就此天下太平。)上议院反对党联盟领袖斯特拉西德勋爵(Lord Strathclyde)认为，杜布斯的议案根本不切实际；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相关条款必须经过欧洲王室家族的统一认可，才能进行修订。最后，上议院主席法考纳勋爵(Lord Falconer)感谢上述几位参与这项议案的讨论，“对于那些关注这一预案的先生们来说，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这的确是一次愉快的辩论。

然而，会后也留给人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与会发言者的论点都有些弦外之音。“我们的贵族朋友，尊敬的杜布斯勋爵大人”(上议院的议员的确是这么说的)的预案一旦得以通过，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天上午，议题中涉及到了有关歧视妇女和天主教徒的敏感问题，“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是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的。”法考纳勋爵这样说道。废除男性继承人的王位优先继承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其他贵族头衔的继承权顺序是否也要做相应修改?这势必要涉及修订其他相关法规的问题。同样的，废除禁止与天主教徒通婚的规定，这也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按照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教徒的子女应该信奉罗马天主教，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这无疑将与英国圣公会教派发生冲突。而且，如果下一个王位继承人不是自动皈依天主教，那么他是否能继续顺利继承王位?此外，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一项更改继承顺序的规定必须经过其他15个或是16个英联邦国家的投票表决；一旦他们不同意，那么这一问题将如何处理?1931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中明确规定，各个英联邦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享有独立主权。法考纳的一番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杜布斯的宪法修改预案得以实施，那么人们将就以下一系列法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1688年的《权力法案》 (Bill of Rights)，1688年的《加冕宣誓法》(Coronation Oath Act)，1707年的《苏格兰统一法》(Union with Scotland Act)，1711年的《索菲亚公主优先法》(Princess Sophia's Precedence Act)，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Royal Marriages Act)，1800年的《爱尔兰统一法》(zYnion with Ireland Act)，1900年的《继位宣言法》(Ac一cession Declaration Act)和1937年的《摄政法》(Regency Act)。当前，英国政府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比如斯特拉西德勋爵所提到的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反恐战争等。

“没有人会说，我是想借此颠覆王权统治。”杜布斯说。几周之后，他坐在普金(Pugin)咖啡屋里，黯然神伤。这是英国下议院大楼里一家生意最好的咖啡厅，那里的咖啡味道醇香，远近闻名。而杜布斯却失望之极。他的那份“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再次被驳回。在那些上议院的贵族首脑们看来，如果人们将老的、可有可无的、无政府主义的规定全都废除掉，那么整个国家体制将土崩瓦解。英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说法。“他们对王室改革根本没有兴趣。”杜布斯说。他认为，上议院和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他坚信，考虑王室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杜布斯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儿童转移救援”计划中的一名获救者，他从布拉格的纳粹铁蹄下被解救出来，来到了英国。他后来曾经担任过北爱尔兰的州长，在布莱尔手下干过几年。这次上书未果，失望之余的他倒也略感欣慰：至少他在英国上下两院都获准提交了这份预案，而且终于明白了，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对于改革王室这项工作，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鉴于查尔斯和哈里王子此前的种种劣迹，或是考虑到温莎一家人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兔死狐悲似的表演，英国人是否真的考虑过要推翻王权统治呢?这一问题或多或少地成为报纸讨论的话题。“这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德国式的讨论。”德国媒体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专家记者鲁尔夫·泽曼一埃格伯特认为，这样的讨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查尔斯有可能为了让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威廉顺利继位，而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就这个问题，德国媒体上的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英国媒体。虽然，英国人也曾反复探讨过这一问题，但是绝对没有像德国人这么热衷于此。

有传言说，查尔斯王子在几年前曾经向自己的法律顾问总监尼古拉·温特希尔(Nicholas unterhill)求助，签署一份法律认证书，来确保在他放弃王位继承权之后他的儿子威廉能够顺利取代他。这份认证书在内容上规定得非常详细，但是看起来却并不令人感到兴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详情，也没有人能证实是否确有此事。这一传言的出炉，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毕竟有人放出风来，而无风则不起浪。也许，这恰恰证实了杜布斯的推断：统治者们可不想拿王室的安危来做试验。没有人胆敢伤及现有的体制。

而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保皇派的吗?托尼·布莱尔肯定是其中之一。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与住在圣詹姆斯公园尽头的女主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每周二的晚上，他都开车前往女王家里做客。按照宫里的传统，女王每隔几年都邀请首相一家人前往巴莫拉宫休假；与以往的首相相比，布莱尔一家对这样的邀请并不十分期待：布莱尔一家不像温莎家的人那样喜欢户外旅行；两个家庭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布莱尔家是典型的城市平民，而温莎家则是乡村贵族。除开这些私人生活细节之外，布莱尔认为改造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件好事。他着手对上议院进行了改造，为大英帝国引入了一套半封建式的国家体制。然而，对于高高在上的王室宫廷，布莱尔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

许多曾经跟随参与“新工党项目”(Project New Labour)的左派或自由派专家学者都严厉谴责了布莱尔的做法。无论是《远景》杂志(Prospect Magazine)的主编戴维·格特哈德(David Goodhart)，还是玛丽·里德尔，他们的思想里都带有民主共和的烙印；他们坚信，王室宫廷的奢华无度是毫无必要的，而王室本身代表了一种可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批评布莱尔是现代的懦夫。而且，他们俩人都明白(也许他们都读过托尼·本的著作；托尼·本是英国左派中的老大，是第一批共和派贵族成员之一。)，布莱尔之所以对女王听之任之，自有他的理由。

从理论上讲，女王的权力并非想像中的那么微不足道。按照宪法规定，女王有权随时解散和重新选举议会，委任任何一名官员来组建内阁政府，发表战争公告，签署两国间的各种协议，委任内阁大臣。册封贵族，指派大主教、地区主教和法官，创建国家事务委员会和宣布大赦令等。女王在行使上述这些权力之时，需要事先与政府，或是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进行会晤，听取政府的建议。因此，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国家的主权是操纵在内阁首相的手里。在国王的授权之下，首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大主教的人选，无须征得他人的同意。他还可以自行确定重新大选的时间，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他想要对外宣战，比如向伊拉克宣战，他无须质询议会的意见，甚至无须征得他所在党派的同意；他只要直接向女王提出对外宣战的建议即可。女王通常对首相的建议言听计从；除非，女王认为过分夸大了局势，就不会采纳对方的建议。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女王可以反对首相的建议，并希望下议院提交动议，将首相赶下台——而不是宫廷下令。纯从理论上来看，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布莱尔向伊拉克宣战之前，并没有获得自己所在的党派中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使得布莱尔在西方政客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权在握的首相。甚至连美国总统在这方面都没有布莱尔的权力大。

为什么英国王权政体得以延续至今?这恐怕应该算是个略带玩世不恭色彩的解释。就算有一天，迈克尔·法赛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公诸于众，王室家族依然会稳坐泰山，安然无恙的。

还有另外一种略带浪漫色彩的解释。它来源于我们的老朋友巴基霍特。他曾经阐述道，王权体制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一种政府形式，而议会民主制却是“让人搞不懂的”；因为在他看来，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对于民主制感到云山雾罩，难辨其详。在精英人士眼里，民主制度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旦给民主思想开闸放水，那么许多愚蠢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也会应运而生，懵懂无知的老百姓也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片疯狂。

如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都能读书看报，而且能获取所有有用的信息，参与政治生活。至少在一些西方民主制的国家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对议会和内阁做出的决议进行质询。每个人只要自己努力，都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比如在德国，原先的泥瓦匠就当上了外交部长；在英国，一个曾经当过船夫的小伙子后来当上了副首相。

从理解程度上来比较，今天的民主制甚至还比不上巴基霍特意义上所说的民主制。而且恰恰相反。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慢慢交织在一起；对于越来越多被涉及其中的人来说，各种政治活动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政治生活的空间逐渐萎缩，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才能搞明白各个政党执政纲领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问题的答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不可思议。旧的价值观念一去不返，旧的行为模式和切身感受也随之烟消云散。

“随着迷雾渐渐散去，”鲁尔夫·泽曼一埃格伯特说道，“界限也越来越清晰，各种文化水乳交融；人们也愈发探求一种象征，一个从内到外都一览无余的偶像；这个偶像会让我们知道，他从那里来，要向哪里去，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也许，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甚至温莎家族的未来也将会一片光明；但愿，希望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