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寨的社火之所以这么俏，是因为去年端午节赛社火时他们输了。周家寨一带的端午节跟别处不同，耍社火不是各耍各的，他们嫌那样太单薄，不热闹，要远近十数里的村庄成群结伙耍，村庄之间争奇斗艳，后来就有了社火赛。端午这天，各村的社火装扮好了，大家集中在一个村庄，从这个村庄开始一路耍下来，到最后一个村庄耍完了，就评出优劣来。得了状元的社火队不但有奖赏，明年的社火还要先从他们村耍起来，这叫龙头。最差的社火队虽然不处罚，但来年耍社火要最后才到他们村，这叫鼠尾。去年周家寨就是鼠尾，全寨人没面子，今年憋足劲儿要翻身。
跟周家寨社火势均力敌的是一队狮子社火。公狮母狮率领十几个欢蹦乱跳的狮娃，滚动一个碌碡大的绣球。狮父狮母块头很大，一看就是三人合演的。他们不时踩上轰轰隆隆的绣球，做出腾挪跳跃各种姿势，博得众人接连叫好。那绣球上站一个人尚且不易，站三个人简直神了。周家寨人急了，怕自己的社火队吃不住劲儿。黑丑高声吆喝，百锁，你撑得住吗？骑在马上的黑脸汉子回应说，我没事，就看引娃了。说着他故意抖抖身子，头顶的白衣女子就风摆柳一样晃。那女子骂道，百锁，你尻眼钻蝎子了！女子身子晃荡，脸上的血自然就洒了下来，滴在黑脸汉子的脑门儿上。黑脸汉子抹了一把说，引娃，你吓得尿裤子了吧，还是血尿呢。女子笑着说，我看你口干了，给你喝一点儿。那血当然不是人血，因为那女子额颅上的菜刀就不是真菜刀，木头的，涂上彩，跟真的一样。木刀不可能劈进女子脑门儿，她脑门儿那里粘了一团掺了胶水的面疙瘩，木刀插进面疙瘩，周围抹上猪血，刀劈活人的样子就出来了。黑丑看着晃里晃荡的社火，担心地喊，你们甭斗嘴了，小心芯子！芯子就是一根拇指粗的铁杠子，它下端插在一个小巧的木头架子上，木架子固定在黑脸汉子身上。汉子穿上衣服，架子包在里面，不留心是看不出来的。铁杠子上端拴一个精致的皮套子，皮套子做成马甲的样子，那女子穿上它身体就悬空了，这样看起来就像是站在下面人的头顶上。
社火在麦场上耍了一阵，太阳落山时他们该要送福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寨门口，却不料被拦住了。四个端枪的护寨队员守在门口，凡是本寨的人一律放行，其他人都被挡下了，社火队更是不能进，因为他们化了装，谁也弄不清他们的真面目。
周立德不停地给愤怒的社火队说好话，他是护寨队的队长，负责寨子的安全。周立德解释说每年大烟一入库土匪就猖狂，周家寨已经吃过亏了，不能不防，所以生人不能随便进寨，请大家谅解。他说已经派人去请各村的乡约了，让他们来辨认本村的社火队，这不会耽误多少工夫的。正说着，有一个村的乡约来了，周立德叮咛他一定认真查验，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那个乡约看了看自己村的社火队，说没问题，但周立德见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儿软，就感觉这里边可能不保险。他说，麻烦乡约把他们的名字叫一下，看能对上不？果然有一个人乡约拿不准，他说人脸上抹了油彩就变样了。周立德觉得问题严重，他要大家先把油彩洗了，验明正身再补妆。
这下社火队不干了，那个狮子社火队吆喝说，把我们当贼防啊？你们这□地方我们还不去了呢，打道回府！他们收拾家伙就要走人，别的社火队也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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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儿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只是1929年至1930年中国大饥荒的一角。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人类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变为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在积极地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危险。而且对于环境的一切刺激所应有的正常反应完全丧失，所有其他形成人类优良品行的力量完全撇开不管，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逐渐消失，最后一切顾忌和道德的制裁完全不留痕迹。其行为之狂暴无异于禽兽……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执行委员会前主席约绪·卡斯特罗《饥饿地理》
写这部小说思虑已久了。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是在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小时候稍不留神撒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我：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从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了民国十八年。后来长大了，查了资料，得知那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三百多万，逃亡三百多万，人口折损超过半数，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接近千万。这场大饥荒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
面对这场大灾难，文学的记忆并不充分。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只看到了柳青和陈忠实在他们的《创业史》和《白鹿原》里提到过民国十八年年馑。因为服从于整体的艺术构思，这场灾难仅作为故事的局部背景点到为止，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和描写。我感到遗憾。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对于多灾多难的我们而言，这种遗忘是不是过于轻松了？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写出一部关于这场灾难的长篇小说。
2008年暑假，我们宗族要重修族谱，由我执笔。在阅览族谱时我赫然发现，我们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国十八年绝户了！灾难如此近距离地逼迫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恰逢这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遴选重点扶持的创作项目，我毫不犹豫地申报了。2009年这个长篇写作计划获得批准。
由于长期关注这场灾难，已经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相应的构思也一直在酝酿中，所以写作过程比较顺利，历时三年，终于脱稿。
这部小说是写灾难的，当然要展现灾难的惨烈。惨象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要警示我们去思索灾难的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穷人经济学家的阿玛蒂亚·森专门研究过饥荒，他认为自然灾害不一定导致大规模的饥馑，饥荒与其说是自然因素引发的，倒不如说是弊政催生的，它反映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痼疾。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发生了自然灾害，信息的透明、舆论的监督、选民的制约等压力必然迫使政府立即投入救灾，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损失；在专制制度下，信息的封锁让外界难以了解灾情，不受制约的政府和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大发灾难财，因而迅速把自然灾害扩大为社会灾难。民国十八年年馑形象地诠释了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这场灾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而我们要思索的是，无论科学技术怎样发达，眼下以至将来我们都无法完全避免天灾，如何不让自然灾害衍变成社会灾难，这是我们不息的奋斗目标。
这部小说虽然写灾难，可又不仅仅止于灾难。在篇幅的安排上。起码有一半的文字没有直接涉及旱灾。可能会有人抱怨小说进入情境太慢，不过我认为灾难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不是当下立即发生的；而且，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灾难只是一种表征，在它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总体危机。因此我需要更多的笔墨，更宽阔的视野，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溃败、暴力的循环……这一切从根基上啃啮着不断遭遇革命却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却惯性依然，最终由于急病乱医和无药可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庞大躯体在更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地。
我想说的很多，可到底说出来了多少，我没有把握。毕竟文学是形象的呈现而不是理论的宣示，这部作品意旨的薄厚简繁只能由读者去判断。
在这部小说出版之际，我衷心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党靖社长、韩霁虹总编、靳嫦编辑、闫瑛编辑，他们的鼓励和督促让我满怀信心而不敢懈怠。
感谢朋友韩少功、陆三强、崽崽、杨沐、梅国云、董永翔、黄承利等人的热情推荐和指导。
最后要提及的是妻子陈海燕，她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最严厉的校对和最不讲情面的批评家。
诸位的情义将护佑这部小说与世长存。
张浩文
2012年初秋于海口
民国十八年饥馑，是一段尘封近百年的民族历史，是二十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自然之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赤野千里，尸骨遍地……大灾面前展现人性的残酷与温暖。
张浩文著的《绝秦书》以关中平原一个叫周家寨的村庄为主要场景，以开明绅士周克文为主要人物，以其与兄弟及三个儿子的家族恩怨、骨肉情仇为中心情节，展示了灾难时期的人情世故。小说情节紧凑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关中风情浓厚。
张浩文著的《绝秦书》从民国十五年写起到民国十八年旱灾达到高峰时结束，展现了灾难发生的全过程,重新审视了造成这场大灾难如此惨绝的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故事高潮通过身处灾难之中的周克文与从军、从商、从学的三个儿子围绕着是赈济灾民还是乘机发家致富展开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斗争。
面对如此大灾难考验，人性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是温暖还是冰冷，相信读完这本小说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