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反映现实的唯美主义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人公道连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沦为杀人犯，在他自身的容貌上并没有得到反映，他依然像以往那么年轻英雄。但作为艺术作品的画像，却记录他的种种劣迹，画像中的他变得难看和衰老了，说明只有艺术才能反映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变化，而现实现实是做不到的。

本书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的小说，要充分地挖掘综，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正是因为如此，它也就更富有吸引力。

道连·格雷本是个单纯的少年，在他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画家霍尔华德和朋友亨利勋爵。霍尔华德为艺术而生活，他在道连身上所投注的感情，转化为了他艺术的灵感，尤其表现在创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上，使这幅画作成了他绘画生涯中难得的精品。画像是他艺术和情感的结晶，给他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他造成了不少痛苦。所以他时刻关心道连，生怕他过多地受到亨利勋爵的不良影响。也正是他所作的这幅画像，引出了一连串问题，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是道连的“精神导师”，一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一整套似是而非的个人主义理论，用雄辩的口才和充满智慧的警语包装起来，轻而易举地使人接受。他谆谆教导道连要充分享受生活，趁年轻的时候及时行乐，不要抵制诱惑，相反要随心所欲，去实现自已的每个幻想。道连是他的个人主义理论的试验品，所以他要时刻跟踪他，观察这种试验的效果。他之所以接近道连，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道连身上有着他所珍视而又缺乏的东西：青春。道连在亨利的“教导”下，个性由单纯变为世故，灵魂由纯洁转为污秽，最后走向自身的毁灭。道连、霍尔华德和亨利三个人物，通过性格上的互补和依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了小说结构内在的黏合剂。

画室里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香，夏日的轻风拂过园中的树木，开着的门便送来了馥郁的紫丁香味，或是满枝粉红色花的荆棘的清香。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波斯皮革做的长沙发上，习惯地抽着烟，数不清是第几根了。从沙发的角落望出去，正好看得见像蜜一样甜，又如蜜一般黄的金莲花在闪烁。抖动着的树枝，似乎很难承载花儿火焰一般的美。飞鸟的奇异影子，不时掠过掩着大窗的柞蚕丝绸窗帘，造成了瞬间的日本式效果，令他想起东京那些脸色苍白如玉的画家们。这些人运用必要的静态艺术手段，力求表达一种快速的动感。蜜蜂沉闷地嗡嗡叫着，穿行在没有刈过、长得很高的青草之间，或是单调地一味围着满地忍冬那金黄色、灰蒙蒙的花蕊打转，似乎使这沉寂愈发压抑了。伦敦模糊的喧闹声，就像远处一架风琴奏出的低音。

房子中间直立的画架上，夹着一张画像，画像中的年轻人美貌绝伦，跟真人一般大。画像前面不远的地方，坐着画家本人，巴兹尔．霍尔华德。几年前，他突然失踪，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也招徕了很多奇怪的猜测。

画家打量着他如此巧妙地再现在艺术中的优雅俊秀的形象，满意的笑容闪过脸庞，似乎正要在那儿停留下来。但他突然惊跳起来，闭上了眼睛，手指捂住眼帘，仿佛想把某个奇怪的梦捂进脑子，生怕自己从梦中醒来。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巴兹尔，你所有的画中，数这幅最出色，”亨利勋爵慢条斯理地说。“明年你可一定得送到格罗夫纳画廊去。皇家艺术学院太大，也太庸俗。每次我上那儿，不是人多得见不到画——那当然很可怕，就是画多得见不到人——那更糟糕。格罗夫纳画廊实在是惟一的去处。”

“我哪儿都不想送去，”他答道，脑袋往后一甩，那副奇怪的模样；往日在牛津大学时总会引来朋友们的一阵取笑，“不，我哪儿都不送。”

亨利勋爵扬起眉毛，透过细细的蓝色烟圈，惊讶地看着他，那烟正从掺有鸦片的烈性香烟冒出来，升起一个个奇异的螺旋形圈圈。“什么地方都不送？我的好兄弟，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你们画家也真怪！你忙碌一世，还不图个名声。而一旦到手了，你却好像又要扔掉。你真傻，因为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了，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这样的画像会使你超越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也使老年人妒忌不已，如果他们还能动感情的话。”

“我知道你会笑话我，”他回答，“但我真的不能拿它去展出，这里面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长了身子，笑了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会的，但我说的也是事实。”

“太多自己的东西！哎呀，巴兹尔，我还不知道你那么自负。你的脸很粗糙，线条也不柔和，你的头发像煤一样黑，而他仿佛是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与这位年轻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我亲爱的巴兹尔，他是一位美少年，而你——是呀，当然，你有一种富有理智的表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美，真正的美，终结于富有理智的表情开始的地方。理智本身是一种夸张，它破坏脸部的和谐。人一坐下来思考，便只见了鼻子，或是额头，或是某种可怕的东西。瞧瞧那些学识高深的职业中的成功者吧，他们多么令人厌恶！当然，教堂里例外。可是教堂里他们不动脑筋。一个八十岁的主教，说着自己还是十八岁的孩子时别人教他说的话，结果，他看上去总是极其讨人喜欢。你那位神秘的年轻朋友，他的名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他的画像可把我迷住了，他是根本不思考的。这我很有把握。他属于那种长相漂亮、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冬天该常在这儿，因为那时没有花儿可以观赏；夏天也该常在这儿，因为那个季节我们需要点什么来清醒我们的理智。别自作多情了，巴兹尔，你跟他一点都不像。”

“你不理解我，哈里，”艺术家回答。“我当然不像他。这我非常明白。说实在，像他倒让我遗憾了。你耸肩干吗？我说的是实话。大凡相貌和才智出众的，都会在劫难逃，古往今来，这种劫数一直尾随着帝王们蹒跚的步履。我们和自己的同胞，还是没有什么区别好。丑陋和愚笨的人占尽了世间的便宜，可以随意而坐，张大嘴看戏。他们虽不知胜利为何物，却至少可免尝失败的滋味。他们像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生活的那样生活着，无忧无虑，随遇而安，没有纷扰。他们既不把毁灭带给别人，也不必遭受他人所加予的毁灭。哈里，你的地位和财富，我的头脑，虽然不怎么样——我的艺术，不管价值如何，还有道连·格雷漂亮的外貌——我们都得为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

“道连·格雷？这是他的名字？”亨利勋爵问道，穿过画室，朝巴兹尔·霍尔华德走去。

“是呀，这是他的名字。我并没有想告诉你。”

“干吗不？”

“啊，我无法解释，要是我挺喜欢什么人，我绝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要不，这就好像遗弃了他们的一部分。我已经变得有些诡秘了，这似乎能使现代生活神秘莫测，或者妙不可言。最普通的事儿，一经掩盖便显得很有趣味。如今我离开城里，从来不跟别人说上哪儿去。一说便意兴全无了。这习惯大概也是够傻的，不过它给生活带来了不少浪漫情怀。我想你一定以为我蠢得可以。”

“别这么说，”亨利勋爵答道，“可别这么说，我亲爱的巴兹尔。你好像忘了我已经成家了，婚姻的一大魅力，在于瞒骗成了夫妻生活的绝对必须。我从来不知道妻子在哪儿，她也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两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偶尔也碰头，一起在外面吃饭，或者上公爵那儿去——都以最严肃的表情向对方编造最荒唐的故事。我的妻子精于此道，说真的，比我高明得多。她从来不搞错日子，而我却常常出错。不过她发现了也并不吵闹。有时我倒希望她吵，可她把我取笑了一番也就算了。”P2-4

世界上似乎很少有像王尔德这样的作家，那么多观点相左的人都会毫不例外地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盛赞王尔德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张闻天则翻译出版了他的《狱中记》；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在回答来生最愿意与谁订交倾谈时说：“奥斯卡·王尔德”；在王尔德离世十多年后，时任孙中山总统秘书的柳亚子直言不讳地以王尔德自诩。也许是因为在不同人看来，王尔德自有不同的吸引人之处。陈独秀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才情；张闻天被他笔下阴森森的地狱图景所震撼；丘吉尔欣赏他谈吐少见的机智与幽默；而柳亚子则看重他独立特行的反叛个性。王尔德确实是这么一位行为反常、个性独特、语言机敏、思想犀利的离经叛道的作家。

王尔德一八五四年生于都柏林。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是个诗人，喜欢制造轰动效应，并不知不觉地把这种品性传给了儿子。王尔德先是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求学，--／＼七四年进入牛津大学，广泛涉猎了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以及新黑格尔派哲学、达尔文进化论诸方面著作，并受到前拉菲尔派的绘画的影响。一八七八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王尔德移居伦敦，试笔于多种题材的创作，渴望一举成名。同时频繁出入于社交场合，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宣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行为上，有意标新立异，显示自己决不随俗。受母亲的影响，他把生活看成是一种表演，有时，竟会无缘无故地雇用一辆马车，招摇过市，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服装不是由裁缝制作，而是请戏剧服装师设计的，他认为服装师更能理解他所要创造的戏剧性效果。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他奇异的打扮不免令世人瞠目，但王尔德却不无得意地说，“我唤醒了我们世纪的想象，使其在我周围创造出了神话和传奇。”

一八八二年，他的第一个剧本《维拉》(又名《虚无主义者》)在纽约上演，他赴美作宣传，并进行巡回演讲，进一步宣扬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观。次年，他又去法国作了类似的演讲，同样非常成功，他在国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一八八四年，他同一个富家女子结婚，生有两个儿子。这时，他担任着著名杂志《妇女世界》的编辑。一八八六年后，他经常悄悄地与牛津大学的年轻人会面，并常不回家，后来甚至自称离家太久，连家里的门牌号码都忘了。他不久便与妻子离异，彻底割断了跟家庭以及知识分子同道的联系，完全过起了狂放不羁的生活。

但令人称奇的是，正是在过着这种另类生活期间，王尔德的创作达到了最高峰。一八八八年脍炙人口的童话《快乐王子》发表；一八九一年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出版；随后是一系列轰动文坛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又译《少奶奶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莎乐美》(1893)、《理想丈夫》(1895)、《认真的重要》(1895)。他的四个喜剧在伦敦上演后，虽然评论家对其褒贬不一，但各个层次的观众都非常欢迎。《理想丈夫》首演时，威尔士亲王和不少内阁大臣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亲王致以热烈祝贺。尔后，萧伯纳又撰文赞扬。《认真的重要》轰动了伦敦，不但剧场满座，而且评论家也众口一词地表示赞赏。这是王尔德艺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王尔德本人更是如此)，七周之后他突然被打入了地狱，而且万劫不复。此前，他和自己的同性恋朋友，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交往了四年，道格拉斯的父亲对此深恶痛绝，并想方设法当众羞辱王尔德。王尔德不听朋友的劝告，对道格拉斯的父亲提出起诉。结果，法庭反而判决王尔德因同性恋有罪，服刑两年，并加劳役。两年后获释，王尔德已是身心交瘁，万念俱灰，生活十分困顿。此后，他隐姓埋名，移居巴黎，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无所作为的三年余生，于一九○○年病死在一家廉价旅馆里，年仅四十六岁。

王尔德的一生是短暂而充满悲剧色彩的。他试图以他的逆潮流的服饰、反时代的行为和与众不同的艺术主张，挑战保守压抑却十分强大的维多利亚社会，尽管他几乎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却还是奋然前行，其勇气固然可嘉，但注定是要失败的。一定程度上说，王尔德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他的文学主张及一切努力，对尔后的现代主义作家都有相当大的启示。

在艺术主张上，王尔德深受同时代的批评家瓦尔特·佩特的影响，是后者“为艺术而艺术”美学主张的忠实践行者，并进而丰富了这一艺术观的内容，成了唯美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他认为艺术的作用是抽象的，应该给读者带来快乐和美的享受，反对艺术的道德指向，认为“艺术家并不希望证实什么”，“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艺术家没有病态的，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表达”。他同时还强调，现实是丑恶的，惟有美才具有永恒的价值，艺术家不应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艺术家是各种美的东西的创造者”，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反映艺术。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原则，虽然是对当时那个缺少“美”的社会的反动，但毫无疑问是片面的。其实，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未必都遵循这些原则，譬如说，他的某些剧本和小说的教化目的是再也明显不过的。

王尔德的作品，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剧本，最吸引人的不是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也不是对读者或观众所可能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莎乐美》除外)，而是机智的对话，凌厉的语言，发人深思的议论。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睿智、幽默、富有见地的作者。他笔下人物的对话往往充满智慧而又令人捧腹；他使用的语言常常一针见血，直抵痛处；而他的议论又总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迫使你去细细品味、辨别和思考。正是这些，给了读者和观众别处所领略不到的愉悦，一种美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似乎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初衷。

《莎乐美》是王尔德的惟一一个悲剧，是用法文撰写的，被译成英文后遭到禁演(直到1931年才解除)，后又被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改编成歌剧。作品根据《圣经·新约》中莎乐美引诱继父希律王杀死施洗礼者约翰的故事改编。莎乐美爱上了约翰，向他求爱而遭到拒绝，发誓要吻到他的嘴唇。后来，她施计让其继父杀了约翰，并得到了约翰的头颅，吻了这位心上人，她自己也被处死。在神秘莫测、阴森可怖的气氛中，剧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貌绝伦却又冷酷无情的“致命女性”形象，摄人魂魄的所谓“莎乐美之吻”也由此而来。剧本把爱欲、审美和死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凸现了注重感官享受，追求瞬时快乐的思想。

当然，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代表作还是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年轻英俊的少年道连·格雷，在得到了画家霍尔华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后，希望自己的青春美貌永驻，而画像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老。不意这个奇特的愿望却实现了。随着他自身一天天地堕落，画像竟变丑变老了，而他本人却容颜依旧。他终于无法忍受，一刀刺向画像，结果，画像毫发无损，而他自己却倒在了地上，死去了。顷刻之间，他变得丑陋可怖，而画像却仍然年轻漂亮。

道连·格雷本是个单纯的少年，在他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画家霍尔华德和朋友亨利勋爵。霍尔华德为艺术而生活，他在道连身上所投注的感情，转化为了他艺术的灵感，尤其表现在创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上，使这幅画作成了他绘画生涯中难得的精品。画像是他艺术和情感的结晶，给他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他造成了不少痛苦。所以他时刻关心道连，生怕他过多地受到亨利勋爵的不良影响。也正是他所作的这幅画像，引出了一连串问题，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是道连的“精神导师”，一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一整套似是而非的个人主义理论，用雄辩的口才和充满智慧的警语包装起来，轻而易举地使人接受。他谆谆教导道连要充分享受生活，趁年轻的时候及时行乐，不要抵制诱惑，相反要随心所欲．去实现自己的每个幻想。道连是他的个人主义理论的试验品，所以他要时刻跟踪他，观察这种试验的效果。他之所以接近道连，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道连身上有着他所珍视而又缺乏的东西：青春。道连在亨利的“教导”下，个性由单纯变为世故，灵魂由纯洁转为污秽，最后走向自身的毁灭。道连、霍尔华德和亨利三个人物，通过性格上的互补和依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了小说结构内在的黏合剂。

霍尔华德和亨利两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本人个性的化身。就像霍尔华德为道连所吸引一样，王尔德曾被道格拉斯所吸引。霍尔华德说道连对他是必不可少的，“我艺术家的生命依赖于他”，还对道连说，“你已经成了我看不见的理想的可见的化身”。若干年后，王尔德写信给道格拉斯说：“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是一切可爱东西的化身”。而亨利勋爵的个性更像王尔德，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一心要把自己的观点推销给别人，而对别人的想法则不感兴趣；他才思敏捷，出语惊人，用数不尽的警句把生活切割成碎片，让人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就是亨利，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王尔德。

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反映现实的唯美主义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人公道连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沦为杀人犯，在他自身的容貌上并没有得到反映，他依然像以往那么年轻英俊。但作为艺术作品的画像，却记录了他的种种劣迹，画像中的他变得难看和衰老了，说明只有艺术才能反映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变化，而现实生活是做不到的。

《道连．格雷的画像》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的小说，要充分地挖掘它，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更富有吸引力。当然，阅读王尔德那些才华横溢的议论是一种永远的享受。在世时，王尔德招来了不少争议；去世后，不少人为这个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叹息，并继续在他所留下的艺术宝藏中探寻。王尔德，永远的王尔德。

译 者

二○○三年八月十六日于紫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