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湖湘文化为背景，全面介绍了湖南近代的主要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介绍了湖南近代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包括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以陶澎为首的经世派文学，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其中对湘乡派的形成、发展和文化特质，以及曾国藩的思想、诗文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还对清代湖南的戏曲创作进行了简要的叙述，近代革命文学则主要介绍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杨度以及报章文学作家杨毓麟、章士钊等。本书还专章以近代湖南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本书以湖湘文化为背景，全面介绍了湖南近代的主要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本书首先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变迁作了简析追溯，而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然后以作家为中心介绍了湖南近代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雅片战争时期主要以陶澎为首的经世派文学，作家，除陶澎外，还有汤鹏、贺长龄、驾熙龄、李星沅、邓显鹤等，而支魏泊的思想和诗文创作作了重点介绍和论述。道、咸时期是湖湘文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本书订介绍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和湘军领作家长，其中对湘乡派的形成、发展和文化特质，以及曾工藩的思想、诗文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所涉作家主要有吴敏树、孙鼎臣、杨季鸾、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彭玉麟、左宗棠、罗泽南、江忠源、易佩绅等，引外有宋诗派作家长何绍基等，还有声名曾著于湖湘，但较少人提起的乡绅诗人熊少牧和古文家杨彝珍。 时还对清代湖南的戏曲创作进行了简要的叙述，而对近代作家张声玠和杨恩寿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作了重点介绍和讨论。光、宣时期是湖南古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期，传统诗文词赋的创作和革命诗文的创作都达到了全盛阶估于传统文学主要介绍和论述了王以闿运、邓畏化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以易顺鼎、曾广钧、李希圣为首的中晚唐诗派，经史学者王先谦、皮锡革命文学则主要介绍了谭嗣同、唐才常、陈开华、宁调元、黄兴、傅熊湘、杨度以及报章文学作家杨毓麟、章士钊等。本书还专章以近代湖南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第一章 湖湘文化与湖南近代文学概况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二、近代前期湖湘文化的进步与保守

 三、近代后期文学概况及其特征

 四、湖南近代文学概况及其特征

第二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派文学

 一、陶澍：领袖湘系经世派，诗情豪迈

 二、汤鹏：无体不工，极天下之大观

 三、贺长龄与贺熙龄：倡实学，重有用之文

 四、李星沅：心高志远，讴歌慷慨

 五、邓显鹤：师法杜韩，不履近人之藩

第三章 近代文学的开创者——魏源

 一、魏源的生平与著述

 二、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变革思想

 三、魏源的散文创作

 四、魏源的时事政治诗

 五、魏源的山水记游诗

第四章 曾国藩与湘乡派的兴起

 一、 从桐城派到湘乡派

 二、曾国藩的思想和文学理论

 三、曾国藩的散文创作

 四、曾国藩的诗歌创作

第五章 咸、同时期的文学

 一、何绍基：合学人与诗人之诗而一这

 二、吴敏树：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

 三、熊少牧：写诗70年，声名满湖湘

 四、杨彝珍：文本经术，曲尽万物这理 

 五、其他作家的诗文创作

 六、杨恩寿与湖南近代戏曲

第六章 咸、同时期的湘军作家

 一、郭嵩焘：熔铸经史，别树一帜

 二、李元度：酝酿情深，经天纬地

 三、左宗棠与刘蓉

 四、罗泽南与其他作家

第七章 光、宣时期传统文学的兴盛

 一、王闿运与汉魏六朝诗派

 二、易顺鼎与中晚唐诗派

 三、经史学者王先谦等的诗文创作

 四、爱国诗僧释敬安

第八章 光、宣民初的进步与革命文学

 一、谭嗣同与唐才常

 二、宁调元与陈天华

 三、杨毓麟与章士钊的报章文学

 四、其他进步与革命作家

第九章 湖南近代闺秀诗人

 一、湘潭郭氏闺秀诗人

 二、湘潭周氏闺秀诗人

 三、湘阴李氏与长沙杨氏闺秀诗人

 四、湘乡曾氏闺秀诗人

 五、其他闺秀诗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三、曾国藩的散文创作

曾国藩在古文理论方面既有建树，在散文创作上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晚清文坛上可自成一家，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李慈铭称其作品为“近代之杰作”。梁启超则认为，仅就文章而言，他也“可入文苑传”。章炳麟眼界颇高，却独称许曾氏文章的壮美，说他的碑铭足可与班固、韩愈比美。曾氏散文的种类很多，其中以论说、序跋、碑铭最具特色，现存文集中有论箴10篇、序跋近50篇、题记类文章40余篇、碑铭亦近50篇。这些文章，思想价值并不高，其中不乏平庸之作，但也有少数文章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在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阐述其政治主张，暴露满清王朝的腐败。如其《烹阿封即墨论》，这是其早期之作，文章以齐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大夫为例，批评人君在用人方面的偏听偏信，重用那些无才素餐、专靠“媚事君主之左右”的人，从而导致“政日非”的局面。认为君主既不能废左右之言，又不能“昧兼听之聪”。《原才篇》则主要从重要人物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出发，要求当政者广举德才之士，以“转移风俗，陶铸一世之人”，批评当政者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不以身为范。而其在道光二十三年所作《应诏请讲求用人疏》中则直截了当地批评朝廷官员普遍存在退缩、琐屑现象，地方官员普遍存在敷衍、颟顸的毛病，要求当政者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考核和选拔，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曾氏对封建社会用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也有所批评，他在《田昆圃先生寿序》中指出，汉武帝、明太祖设立科举取士制度，使人“以诗书为干泽之具”，“援饰经术而荡弃廉耻者，又未始非二君以启之也”。还指出：“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千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

二是有些作品也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如《江岷樵之父母寿序》，即叙述了浙江沿海一带受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官吏双重掠夺的情况，说：“浙江东西自辛壬海上之役夷未复，有司者又刮其脂而吮其血。”而《各陈民间疾苦疏》则更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受剥削压迫的惨状和地方官员的“轻视民瘼”。疏中描述说，当时赋税是成倍地增加，小民无力交纳，于是“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居。”以致激起人民的愤怒反抗，激成巨案。

三是赞扬了一些为政清廉、为人正直的官员和甘贫乐道的文士以及所谓贤德之士。如《广东嘉应州知州刘君事状》，叙写了刘廷■不为高官显职所引诱，拒绝权贵和珅的拉拢，宁可以知县归班候选的事迹。《户部员外郎彭君墓表》则集中描述了彭永思善断疑案的事迹。《江岷樵父母寿序》则赞扬江父对儿子的正确教导，这位父亲并不希望儿子以美官博封诰，只求“无使百姓唾骂吾夫妇足矣”。

曾国藩散文创作的成就主要在艺术上。

首先，曾氏作文善于立意运篇。上面说过，曾氏文章缺乏深厚的思想内容，而且相当一部分篇什属于赠答应酬之作，其中像寿序一类，曾氏是极力反对的，认为无非是歌功颂德，多碍于世俗人情而作，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经过他之手，这类文章多数还有一点可读性。写作过程中，他注意从称贺对象的生平、事迹、品性中找出有特色的东西加以肯定或赞扬，有时则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为作唐鉴七十寿辰同人寄怀诗序，唐氏一介淳儒，一生事业平平，实无可陈述者。

P122-123

本人原来一直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七年前，参与陶敏先生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湖湘古代文学研究，与刘再华同志一起承担了近代部分的研究任务，遂开始接触湖南文学。不想一进而不能出，很快就被吸引在里面。发现近代湖南不仅政治人物辈出，文学人才也如过江之鲫，络绎成群。陈翰仪撰《湘雅摭残》，收湖湘近代诗歌达六百多家，梁淑安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湖南作家入列者亦有六十多人，景况之盛，此可概见。但学界从文学角度所研究的作家则屈指可数，这实在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遂沉于其中。几年来，共写了十多篇论文，同仁多鼓励我编写湖湘近代文学史，遂加紧研读步伐，在湖南图书馆阅读了数百册线装书，终于完成了此书的编写。本书虽以文学史的形式编写，然而却不敢称之为“史”，因为还有诸多作家、作品未能笼括进来。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尤乏理论功底，故本书只能是粗浅地评述各个作家及其创作风貌，未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又因本人不是对每个作家都有研究，故对有些作家，特别是比较著名的作家，不得不吸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就有课题组成员刘再华、刘奇玉等同志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致谢意，恕未能一一明白标志。此外，由于湖南近代作家的文集多数没有得到整理，所需资料必须在湖南图书馆一页一页、一首诗一首诗地抄录，因此，所引诗、文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有心的读者多予指摘，不吝赐教。

孙海洋

甲申岁十一月，于长沙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