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Sinology，广义上汉学即“中国学”）是16世纪中后期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问。15世纪末以后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一方面使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世界各国、各地区联为一体，同时也使欧洲各国迅速地获得了对于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空前广泛而深刻的认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首先将势力扩张到远东地区，中国进入它们的活动范围。随着传教事业的大规模展开，欧洲对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经书典籍、艺术、教育制度和宗教风俗等都获得越来越充分的知识和认识，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越古代的任何时期。中国作为一个认知对象，此后在西方视野中再未消失，相反，对现实中国的兴趣促使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更趋细致、深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西方“汉学”的基础由此而奠定。

译者的话

献词和前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东西交流最初的遗迹 希腊罗马的中国知识

第二章 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知识

  *中国与中亚的交流

第三章 中国与印度的交流

第四章 中国与阿拉伯的交流

第五章 中国与亚美尼亚、波斯等国的交流

第六章 中国的景教

第七章 蒙古时代以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

第八章 蒙古统治下中国以“契丹”之名见称

第九章 契丹演变为中国：尾声

附录

 Ⅰ．《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摘录

 Ⅱ．托勒密《地理志》摘录

 Ⅲ．梅拉《世界志》摘录

 Ⅳ．普林尼《自然史》摘录

 Ⅴ．波撒尼亚斯《希腊道程》摘录

 Ⅵ．马赛利努斯《历史》摘录

 Ⅶ．蚕种传入罗马帝国的记载

 Ⅷ．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所记突厥汗和拜占庭皇帝间的交往

 Ⅸ．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摘录

 Ⅸ* 赵汝适《诸番志》记大秦国

 Ⅹ．西安叙利亚文一汉文景教碑之发现

 Ⅺ．《印度中国见闻录》记载的9世纪印度各国

 Ⅻ．《伊本·穆哈利尔游纪》摘录

 ⅩⅢ．阿布尔菲达《地理学》记中国

 ⅩⅣ．《海屯行纪》摘录

 ⅩⅣ*．《克拉维约东使纪》记契丹摘录

 ⅩⅣ**．《尼古拉·康蒂行纪》摘录

 ⅩⅤ．托斯堪内里致里斯本主教费尔南多·马丁斯信摘录

 ⅩⅥ．约萨法特·巴巴洛契丹闻纪摘录

 ⅩⅦ．《沙哈鲁遣使中国纪》注释

 ⅩⅧ．拉姆希奥所记哈吉·马哈迈德关于契丹谈话摘录

 ⅩⅨ．布斯伯克所记土耳其漫游僧契丹见闻摘录

本书引用书目（缩写）

索引

译后记

《东域纪程录丛》两卷于1866年出版。这是亨利·裕尔爵士为哈克路特学会编纂的第二部著作。几年前（1863年）裕尔曾译注过乔达努斯修士的《东方奇特事物》。这两部著作很长时间已绝版。《东域纪程录丛》的副本间或出现在书商的目录表上，索价奇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册，对于这样一本书，我无需再加以赞美。大家都承认，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这本书问世时，它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尽管这位博学的编纂者谦逊地使用了《中世纪中国见闻汇编》这一副标题。1866年以来，由于新地域的发现和人们在迄今未被充分研究的国家所做的旅行，科学特别是地理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裕尔本人在他1871年初次印行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版本中，已加入了大量新材料，但未对《东域纪程录丛》进行补充。所以，有必要出版新的《东域纪程录丛》，将所有最新资料搜罗进去。我曾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的编订者，大家认为我有特殊的资格来完成这项新的任务。我的故交、博学的哈克路特学会主席马卡姆爵士，请我担当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的重任。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借此机会表达我对裕尔其人的敬慕之意和对这位早已闻其大名的地理学家的钦佩之情。

在这里可以重述我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前言中说过的话：“对于亨利·裕尔爵士的注释，我几乎未做任何删除，只是作了很少的变动。只有在最近的资料证明他有错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做。我对裕尔的注释做了补充，希望这些补充被证明是有用的新材料。”在修订《东域纪程录丛》时，我尽可能坚持这些原则，但是，除了附加众多的注释外，预论中增加了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关于中亚的新的一章，还有少量补充性注释。大家认为这是必要的。关于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知识一章的开端部分已全部改写。新增加的材料已使这部著作的篇幅变得很大，所以觉得应将它印成四卷，而不是两卷[1]。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前言中，我们提到一些著作，除此之外，还应提到奥瑞尔·斯坦因爵士有关他在中亚所做旅行及其发现的论述，我的同僚和朋友沙畹教授论述西突厥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聪慧睿智的年轻学者伯希和教授为我补充的众多价值极高的注释。我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将在注释或附在第四卷末尾的书目中看到。

哈克路特学会委员会和尊贵的学会主席选择我负责修订新版《东域纪程录丛》，于我当视为殊荣，对此我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埃米·弗朗斯·裕尔（Amy Frances Yule）小姐，她允许我从《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复制了她父亲的肖像。对剑桥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本书付出的劳动，我表示谢忱。P12-13

献词和前言

——致哈克路特学会主席洛德里克·I·默奇森爵士

尊敬的洛德里克爵士：

蒙君厚意，将此书题献给您，不胜荣幸。这本书意在对中世纪亚洲地理学做些研究。对地理学会和哈克路特学会尊贵的主席，这个主题毋须做任何解释，他比任何人更有权利说“nihil geographicum a me alienum puto．”（我对于任何地理知识均不生疏）

按原来的设想，这部著作只包括鄂多里克修士游记，或许还有另外一位旅行家的游记。鉴于不太著名的中世纪作家留下的关于中国的诸多断篇残章，对于研究这些作家大有裨益，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也大有启发；且这些作品尚有一些不为英语读者所了解，因此，将这些作品全部汇集起来，尽我所能进行全面彻底的编注，似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从未冒昧地设想将马可·波罗与这些作家相提并论。也许我们有足够的机会为这位中世纪旅行家之王的游记编一个新的英文本；他本人需要有自己的天空，不与这些小行星并列。在这几卷书里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完成这样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对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关系，就像不太有名的希腊地理家的作品集对于托勒密著作的关系一样。

这项工作展开时，我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超出了环境条件所允许的范围，或者说，这项工作几乎是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我所能够读到的资料确实都有助于说明我关注的作家，但巴勒莫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一本主要著作的付阙，经常使我对一个难题的研究停滞不前，其情形就像一个旅行者在设计一个路线复杂的行程时，由于其交通导示图上出现的一块黑污点而受阻，被迫在几列线路上停顿下来一样。

我也痛苦地认识到，在下面所要探讨的许多论题中，任何东西都不能补救真正的东方知识的缺乏。多年来对印度斯坦语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以及对基础波斯语的一些记忆，一直有些用处，但有时它们可能已使我误入歧途，就如同昏暗的灯光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一样。

在我所涉及的作家中，英语读者或多或少能够读到鄂多里克、伊本·白图泰和鄂本笃的著作。对于鄂多里克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哈克路特译本，对伊本·白图泰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李（Lee）根据一个阿拉伯文略本所作的翻译，而对鄂本笃的著作，读者可以读到阿斯特利（Astley）汇编中的叙述。

自阿斯特利的著作发表以后，120年过去了，对于这位勇敢的耶稣会士穿行过的地区，我们的知识虽仍然有许多巨大的空白，但已大大扩展；然而据我所知，另外两位旅行家的著作还从未有人进行系统的编订；也就是说，从未有人打算对他们的游记进行评注，以期考证出他们访问过的地方，阐释他们的记载或鉴明其记载中的错讹。

关于伊本·白图泰，像约翰·布尼安（John Bunyan）的拉丁文译本一样，“我的译本转自阿拉伯文”；但不是从李所依据的略本，而是像德弗里麦里（M．M．Defrémery）和桑圭奈蒂（Sanguinetti）法译本一样依据未删节的游记。虽然译文版本借用，但注解没有借用；而且我坚信，对于这位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我的评注会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在本书征引的其他作家中，自负、聒噪但又颇为诚实的约翰·德·马黎诺利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偶尔被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引用。对于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很少事物能逃脱他如炬的目光。如果不是埃默森·泰南特注意到他，我想马黎诺利在英国几乎是不会为人所知的。

本书所收入的每一位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前，都将在适当的位置介绍其背景经历，所以这里不需要对他们逐个多费笔墨。

对文中出现的重复，我无需辩解。在一本汇编而非选集中，重复不可避免。但在注释中有时也出现重复，则将是可怕的。对这种情况，我请求宽宥。我的住处离印刷厂很远，客观环境要求我先将前面的稿件交付印刷厂，而后面的部分在数月后才告完成，这样我无法对整个著作进行通贯的修改。

一些好心的朋友不惮其烦向我提供参考书，或解答与本书相关的问题。我对他们表示热诚谢意；但这里我将只提及梅杰君和马卡姆君的名字；承蒙二位好心，他们还依次检读了排印中的二校印样。

我相信自己付出的巨大劳动不会白费。我已经尝试着将一个宏伟主题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方面相当全面地呈现出来。这个主题在过去所有时代都一直保持着独特的魅力。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跨越广袤的亚洲大陆传来的、关于东大洋岸边过着与世隔绝、平和而富足生活的赛里斯人的缥缈的传说，古代的人们已多少感觉到其中迸发出的魅力。马可·波罗、鄂多里克的著作以及鄂多里克著作的剽窃者曼德维尔著作的手抄本和译本的大量出现，说明这些旅行家所叙述的关于那个人口众多、生活富庶、艺术发达、社会井然的契丹文明，对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产生过同样的吸引力。当葡萄牙人的发现向人们展示那就是中国的时候，这种魅力之火再次燃烧起来，许多人和一位古怪的耶稣会士一样惊诧于上帝何以对一群异教徒如此慷慨[1] 。近三个世纪的知识偏缺无法熄灭这种魅力之火。近些年对中国情形的熟悉已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结果，对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进一步考察已显示出，在这个庞大而又奇妙的组织的核心，现在存在着多少腐败的成分。

我们知道，在文明和创造力上早已渡过巅峰、同时在人口和道德上也走下坡路的一些社会群体，其前途似乎是不难想象的。但在中国，道德和思想上的衰败和混乱，却伴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几乎达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其前途命运做出估计，确实是很难的。基督教势力是一些民族的神圣复兴力量，它至少有三次以极不健全的形式进入中国，但两次似受到扼制而熄灭，另一次则是被曲解利用。未来属于上帝。对于聚拢在世界上空的云霭，中国与之息息相关。这个与迦勒底最古老的国家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帝国，现在似乎正在走向崩溃。从前她经常分崩离析，又聚而复合；她经常被征服，但却挣脱枷锁、获得自由，或者同化了她的征服者。而征服者却从他们入侵的这个国家获得了中国人拥有的文明。正在搅动着这块土地的内部骚动，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新兴的陌生的力量。谁能预测这个神秘过程的结局是什么?

谨致问候

H. 裕尔

巴勒莫，1866年7月23日

翻译这本《东域纪程录丛》的念头在数年前就已萌生。1991年我负笈远游，到希腊留学。随米哈伊尔·科尔道希教授（Michael Kordosis）学习拜占庭史。科尔道希教授多年来醉心于拜占庭帝国与东方交流史，在拜占庭帝国与中国和印度交流史方面多有建树。他建议我考虑是否以“中国—拜占庭—欧洲交流史”为将来研究方向，我对这一选题早有认识，因而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在他为我开列的第一批阅读书目中，就有这本裕尔—考迪埃的《东域纪程录丛》。这部著作虽出版于近一个世纪前，但它严肃的学术性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94年我写信给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谈了我对此书价值的看法和翻译此书的必要性。我知道他正在编辑一套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谢先生回信肯定了我的意见，认为这部著作确有翻译、介绍的必要；此前国内曾有人打算翻译此书，但因其卷帙浩繁、难度较大而放弃。他建议我不妨将这件事做起来。但当时我认为在国外从事这样费时间的工作是难以办到的，于是回信表示了难以从命的歉意。当时我很希望有人来做这件事。

1998年夏天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拜会了神交多年的余太山先生。此前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有不少次的书信来往。回北京后，我们得以多次晤面，相谈甚洽，大有一见如故之感。1999年秋天他打电话给我，谈到他正在编辑一套“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问我有何贡献。我老调重弹，说起裕尔—考迪埃这本著作的价值，他表示赞同。他认为译出此书，将是一件于学术界功德无量的好事。在交谈中我问他：此著作之学术价值既为公认，我国学界何以不见较为完整的移译?余先生回答：译书如嫁女，不见合适之人不会下嫁。这话幽默，其中颇多鼓励之意。我不自量力，遂将怀在心中多年的想法付诸行动。

译事之难，前辈学人已多言之，然不涉足其中，未必真切体会其中三味。当我以虔诚之心将这本试译之作献给读者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是不足以形容此时的心情。但我深知，敢于诚心诚意地接受他人的批评，应是为学之人的基本品格，因此我坦诚地欢迎一切严肃认真的批评。

本书翻译过程中，颇得友人热心帮助。本书法语、德语文字得到何兆武先生帮助；于洪小姐帮我打印了大部分译稿；金富军先生为我校读了部分打印稿。对于他们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此书翻译工作是我所承担的“古代中国—欧洲交流史”课题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课题得到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无限谢忱！

本译稿校雠付印之际，惊闻业师孙义学先生病逝，不胜悲悼。先生为人敦厚、耿介，一生坎坷，苦难相随，可叹天道不公，然先生高风亮节，贫贱不移，不脱贤士风骨；先生性情淡泊，襟怀坦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嘉惠后学者不可胜计。我有幸追随先生左右三载，仰承教诲，受益良多。离开母校后，先生时常致函询问、关注我的生活和学业。多年来我于学业孜孜以求，不敢有稍许懈怠，原因之一即恐有负先生之厚望。本拟拙译出版后送呈先生批评，未料先生却已与世长辞。悲夫！人生在世，遗憾何其多也！略缀数语，以表怀思。

张绪山

2002年3月20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