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典，所以不会被人遗忘。从1949年出版以来，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作者非常打动人心地将奇幻般的冒险征程与平常无奇的现实融合在了一起：一对感情日趋淡漠的知识分子夫妇为挽救婚姻而踏上非洲大陆，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旅行就此展开……20世纪90年代，本书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执导拍成电影，风靡一时，票房获得巨大成功，此书的影响力也因此大大超越了文学读者群，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一对住在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夫妇，波特和吉特，结婚10年后感情逐渐疏远。为了挽救婚姻，他们避开二次大战后混乱衰败的欧洲，去北非的大沙漠旅行，希望以此来改善彼此的感情，重新和好如初。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在旅行中处处意见相左，妻子甚至红杏出墙。而男主人公波特被沙漠的原始力量和美景吸引，忘记了潜在的危险，不断深入沙漠腹地，最终染上不治之症，死在沙漠里。妻子吉特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精神几乎失常，最后她终于又回到他们初到非洲的地方，然而，失去的已经永远无可挽回……

第一章 撒哈拉的下午茶

第二章 地球的最边缘

第三章 天空

她偶尔长长地叹一口气，有一次她站起来灭掉了灯芯。手表指向十点的时候，她又来到门口仔细地听了一下。她打开门，看到院子里面闪烁着点点月光。她回到屋内，把特纳的斗篷铺到床上，掀起的灰尘差点让她打了个喷嚏。她提着提包和行李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经过黑漆漆的房间去店铺时，她不知道绊到了什么东西，差点摔了下去。于是她放慢了脚步，走到店铺，用左手轻轻摸着绕过了柜台。门闩很简单，她费力地把它拉开，结果还是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她迅速拉开门，疾步走了出去。

月光非常明亮——走在白色的街上会错觉是在太阳底下走。“谁都可以看见我。”可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她直接走到城镇的边缘，绿地乱七八糟地伸进各个房子的院子。下面，棕榈树叶那一大团黑乎乎的影子里，鼓声还在继续。声音是从绿洲中央的科斯卡和尼格诺村子传来的。

她转进一条两边都围着高墙的长长直巷。高墙的另一面，棕榈树叶沙沙作响，还有潺潺的流水声。墙上偶尔顶出一堆白惨惨的棕榈树枝，使得每次她都以为是个男人坐在月光下。巷子往发出鼓声的地方延伸去，她来到一个四方广场，上面横七竖八地到处布满了小水渠和管道，特别像一个玩具火车轨道。再走几步就到绿洲了。她选了一条最窄的巷子，觉得它肯定能绕过科斯卡，于是走了进去。小路七弯八拐地向前延伸着。

鼓声越来越大，现在她都可以听到人跟着鼓点唱歌的声音了，一直都是一个调。是男人的声音，而且好像是很多男人。有时，她走到阴影很重的地方特地停下来仔细听听，嘴角竟然不可思议地露出了一抹笑意。

行李包越来越沉。她不停地把它在手上换来换去，可却不想停下来休息。她时刻准备着一旦走进了科斯卡，就转头再换一条路走。每次音乐好像都很近了，可是在这些弯弯绕绕的墙和树权之间，很难分清楚声音的确切位置。有时候，声音似乎就近在咫尺，而自己只是被围在了一堵墙和一个不过几百步的花园里面。然后，它又忽然被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似乎被棕榈树叶上吹过的风声盖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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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身为旅行家和作曲家的保罗·鲍尔斯之所以后来又成为了一位作家，其间的过程确实有点机缘巧合。1947年，保罗来到位于纽约的代尔出版公司想出版自己写的几个故事，然而对方告诉他，除非这些故事能构成一部小说，不然没有出版商愿意读这些东西。不仅如此，严格说来，作家本人——也就是保罗这时的又一身份一还必须配有一个作家事务代理人。于是保罗等着出版商电话告知已为他找到一位作家事务代理人。之后又过了不久，道布尔戴出版公司愿意与保罗签订合同出版一本小说，并且还预订了一本。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却又那么自然。

“《情陷撒哈拉》的灵感来自于某一天我从第十街坐第五大道公交车去市中心的路上。当时我就决定了写作的角度。这个小说将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起先，我会让故事的情节发展看上去似乎会导致某一种结局，但接着笔锋一转，最终又还是让故事有了出乎意料的结尾。还记得第三部分开头那一小段出自卡夫卡的引言吧：“从某一点开始出发，要想回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就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我认为这句话很重要。

小说的名字——改编自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他在同一辆巴士上想到的。

本书的写作主要是在摩洛哥的丹吉尔进行，1948年5月在非斯完稿。鲍尔斯首先把故事对自己的朋友作曲家佩吉·格兰威利·赫克斯讲了一遍，谁知这位朋友的评价客观冷静得甚至有些打击人——“这部小说平淡无奇，不过又是一个发生在撒哈拉沙漠的三角谜团故事。”面对这样的评价，鲍尔斯没有气馁，他还是把完成的小说稿寄给了海伦·施特劳斯，托她将稿子转交给了道布尔戴出版公司。然而，出版社却毫不犹豫地拒了稿，理由是：他们原本签订的是一本小说的合同，可是鲍尔斯写出来的却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也差不多就是“他的小说平淡无奇”的意思!)后来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本书的原稿先被约翰·雷曼看中——正是这个人解释了为什么书中使用英国式单词拼写的原因，然后它被新方向出版社接收。1949年夏天，鲍尔斯的这部小说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紧接着又于同年11月份在纽约面市。出乎意料的是，小说推出后竟然立即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并在每月一书俱乐部获得了一席之地，随后连续几周都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最好时曾位居第九)。自从《情陷撒哈拉》变得颇受推崇以后，鲍尔斯主要与一些小型出版社打起了交道，比如黑麻雀、爱客、城市灯光，还有彼德·欧文等出版社。鲍尔斯本人也随之变成了一个受到推崇的热销作家，就像是丹吉尔的斯芬克斯像供人来访瞻仰。对此尼古拉斯·里扎得曾有一段精辟的描述：“每一个没穿短裤的白人都等着去拜访他。”《情陷撒哈拉》不仅广受欢迎，而且也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它在美国的平装版第一次就印了二十万册，跟着，不断有颇有影响力的景仰者前来拜读——从田纳西·威廉斯(此人已经为该书写过书评)、戈尔·维达到威廉·巴洛斯、安东尼·伯吉斯和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1989年贝纳多·贝托鲁奇将其搬上了银幕(本人还未看过)，就在那个20世纪80年代泰晤士南岸曾举办的一次令人难忘的“南岸秀”上，作家梅尔文·布拉格对礼貌但并不热情的鲍尔斯不依不饶地纠缠了足足一个多钟头。五十年后的今天，《情陷撒哈拉》不需要任何的修改或者补充，仍然能够获得肯定。无论是从“垮掉的一代”文学，还是从美国存在主义或者非洲哥特式文学，或者用我自己的文学术语“恐怖游记类小说”，你都能发现这本小说的位置。

《情陷撒哈拉》之所以拥有持久魅力，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部小说不是一本矫揉造作的书。读者会感觉到故事本身更像是被发现而不是特意编排出来的。小说的语言、人物刻画、风格以及写作技巧无不自然流畅，仿佛书中展现的就是一次真实的经历。读者从中可以感受生死之间的戏剧，体验时空变更的无情，甚至还能体验到某些场景的真实——比如小说一开始时，波特走下山坡来到小镇的边沿；斯巴装着玻璃窗的病房；吉特重新开始新生活后，她裹在外套里睡觉时头顶的那棵大树；还有某些住所里面烦琐复杂的陈设(比如贝尔卡西姆的家里)。小说呈现出的画面泾渭分明。当然，即使见了面，也没人知道波特、吉特还有特纳到底是谁：他们就好像由几个百万富翁组成的某个无名旅行团——五十年前这样的人可是寥寥可数，整天居无定所，漂泊不定。在这部小说里，读者会被自然吸引，寻找到某种清新的感觉，这也是鲍尔斯的音乐作品中被他许多颇有成就并且技艺精湛的作曲家朋友(比如安然·科普兰德)一直称道的特色。这部小说比起鲍尔斯的早期作品少了许多雕琢的痕迹，例如他1945年完成的《一段遥远的回忆》，这类作品常容易让西方人迷失。作者开始把精力更多地花在了作品的讽刺寓意及其效果上，并且更加注重韵调的运用。

事实上，如果有人试图为《情陷撒哈拉》找个文学参照物，可以去看看鲍尔斯少年时期的读物，或者连少年读物都不用看，因为他写这样的故事时，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在他的自传里面，鲍尔斯曾写道：

有两卷是关于一个叫布鲁丽·兰伯·道兹兰的女人。这个女人从欧洲某个不知名的小国来到温·克罗伊后立刻发现了一笔巨额财富，用这笔钱她给自己买了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那儿的头一年，她不时地生病，之后又痊愈，结了几次婚，然后又都离了；最后她干起了间谍这一行。第二个年头，她学会了打桥牌和抽鸦片。当所有人都染上了流感和肺炎时，布鲁丽却安然无事，身体健康地活了下来。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她时，她正躲在香港，逃避一个曾经被她愚蠢解雇而要找她报仇的女仆。

这种摈弃了耸人听闻、震撼以及死亡的直白描写形成了这样一部小说——事实上，这些感受已经包含在了字里行间——按照鲍尔斯的传记作家克里斯托弗·索亚·劳强罗的话说，就是“非常打动人心地将奇幻般的冒险征程与平淡无奇的现实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只有成熟的作家才会懂得使用这种手法，为此鲍尔斯联想到了《马不停蹄》里的一段话：

“风景构成及其特征的丰满靠的是想像(也就是，记忆)。我会用写作过程中不断得到的细节继续充实每一个场景，无所谓场景之间是否衔接得上。我从来不知道明天的我会写什么，因为我还没过那天呢。”

在另一个地方，鲍尔斯亲切地写道：“我开始写《情陷撒哈拉》是为了让位于非斯城的贝尔维德勒酒店的房间看起来更真实。”他以性之所至的方式写作，但是当主人公死掉以后，鲍尔斯却意识到故事并未完结!“主人公的死并未让小说有了一个满意的结局。故事必须继续写下去。”联想到早期曾尝试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还吸食过当地一种名为“爱情毒药”的大麻，鲍尔斯“开始转为自动写作并且全力以赴。我不是天生的小说家，这是我惟一的写作方式。”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方式使得鲍尔斯的风格越发贴近“垮掉的一代”文学。然而，当他的老友兼仰慕者——作家威廉·巴洛斯——剪切重编了《情陷撒哈拉》的几个情节并展示给他看，希望能引起他对写作技巧的兴趣时，他却一个也没有用。不过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鲍尔斯早已经通过自己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把“奇幻”与“平淡”漂亮地融合到了一起。  一方面，《情陷撒哈拉》属于最古朴的故事类型之一：游记。从奥兰、鲍思夫、安卡罗拉法、宝罗纳、埃尔·嘎阿、斯巴，再到一些我想连名字都没有的撒哈拉边沿的海岸城市。任何交通方式都能让你在这些地域之间自由来去，步行、汽车、火车、自行车、货车、骆驼、飞机、计程车，还有电车。这很像一部探险编年史，只不过不同的是，在这里既没有目的地也毫无目标，而且甚至连下一个落脚点都不清楚在哪里，道听途说得来的位置跟谣言一样无法叫人信服：“后来的两天，波特一直不辞辛苦地四处搜寻埃尔-嘎阿的信息。可是让人吃惊的是，宝罗纳的人竟然对这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这本书的直白、简洁、怪诞、未知——用爱伦·坡的《皮姆历险记》里面的话说，描写的就是一个陷入死水的南部地区。

但是，《情陷撒哈拉》也有相反的一面：沉静、复杂、真实、深沉。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不同，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异域中单纯的人们。鲍尔斯笔下的人物都太有自知之明了(呵，其实就是波特和吉特!)，甚至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故意昭示着某种命中注定的意味。

隔壁房间里面名叫《出租未婚妻》的喧闹电影；特纳的出现正好为吉特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时机”；“自从习惯那种善解人意之后”，阿玛嘎纳克中尉发现当地阿拉伯姑娘的“简单变成了愚钝”；一位从城里来的阿拉伯公车司机没法对人用污言秽语形容吉特，因为“当地就没有出现过欧洲人，而其他阿拉伯人都不是城里来的”，所以也不会明白；当吉特发现自己竟然被贝尔卡西姆和他的长辈分享的时候，书中写道——所用的字眼令人瞠目结舌——“她猜想这是旅途中的某个君子协定。”这种着实让人瞠目的喜剧表达方式在整部小说中比比皆是。

然而，书中另外还有一些出人意料或者说出其不意的元素。《情陷撒哈拉》远不止是一本旅行见闻录那么简单，其中有相当多关于特纳和莱尔一家从初遇到重逢的情节都是作者精心布置的杰作。关于吉特和波特的护照以及吉特小提箱内的钱，实际上字里行间都“大有文章”。还有床铺——叠好的、没叠好的——内部打通的酒店房间里面来来往往的人丝毫不会减弱闹剧的滑稽效果。(如果鲍尔斯当时选了别的路，也许他早就该学会如何像一位功成名就的作曲家一样——按照必要的计划有规律地为戏院完成作品了。)除此之外，作品中还有一个古怪的元素令我不得不提及，虽说显得有点唐突。那就是，书中某些字句中的逻辑和表达方法总有一种包含着诧异的滑稽色彩，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卡夫卡。如果以卡夫卡的风格来读这些句子，它们显得一点也不突兀：

“烈日炙烤的漫长主干道上．空无一人，往南眺望，远处的大山上空从早上就一直漂浮的厚重乌云更让人没有了出去走走的欲望。”

“不知道为什么，院子里突然跑来一大帮小孩子。他们在昏暗的院子里面玩的时候很乖，不闹也不吵，好像这里是一所学校而不是妓院。有几个跑进了房子，有的男人竟把他们抱在大腿上，特别和蔼地逗着他们玩，不时地拍拍他们的小脸或是让他们在自己的烟嘴上吸上几口。”

“汽车晃晃悠悠地刚停稳，司机利索地跳了下去，并带着一副不想再回来的神情立刻走掉了。”

“他们拿出小块的食物放在她面前。那个年轻的男人试图把枣从牙缝中塞进她的嘴里，她笑了起来，摇了摇头，枣掉到了地毯上。”

说来也奇怪，谈到小说的气势和容量，这部小说中可以说应有尽有。这本书就像鲍尔斯记忆中达利讲述的小故事一样复杂曲折，透露出人生的本质：

“接着他讲述了一个在暴风雪中迷失在阿尔卑斯山的小女孩的故事。就在她已经快要不省人事的时候，一只脖子上挂了一桶白兰地的膘肥体壮的圣伯纳犬发现了她。狗扑上去把她的身体撕扯着吃得一干二净。”

恐怖、理智、令人作呕的玩笑，还有极富戏剧性的矛盾——这难道不正是《情陷撒哈拉》的缩影吗?

这本书的深刻有一部分来自于深刻本身，但还有一部分恐怕源自故事本身的孤立和与世隔绝。书中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只有惟一的一段“记忆”。没有其他的布景，和其他的地方也没有联系，除了有一次提到美洲。故事对其中各个角色的社会、经济、职业背景没有任何交代，而且事实上这些角色与其说是人物，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群心理功能健全的生物机体。故事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猛然间变得黑暗一片。故事曾经提过波特可能会成为某种作家，但不久就成了泡影；停留在奥兰的那三个人(旅者而非游客)好像跟“机器时代”有关，他们的形象微弱得让人提不起兴趣去追问；故事中听到的阿拉伯语——一个虽小但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没有被翻译过来。如果读者跳离故事本身进入另一个时空的出路都被堵死了，那么实际上在故事里面也不会得到多少熟悉的慰藉。作者似乎故意把《情陷撒哈拉》写成了一部反虚构的小说：波特、吉特和特纳三个人的身上没有一点虚构的色彩；而且更为绝妙的是，当吉特发现自己陷入了贝尔卡西姆的另一段三角关系时，一切仍旧是那么顺其自然!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这本书本身就是它最大的支柱——不是时间，不是角色，不是文章构架，不是写作技巧，不是哲理，也不是意义，更不是风格一只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给了小说深度，而且颇为矛盾的是，这个地方也是小说幽闭恐怖色彩的所在。

《情陷撒哈拉》讲述的是一群处于异域边缘的人们。在这里，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形单影只，这个虽然充满了音乐却嘈杂险恶的地方不断地提醒着他们本不属于这里。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两种文明或者两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细致，而且也不公平。人与人之间并不单单只是缺乏理解，而是根本无法交流。他们之间仅供交流的单词只有talus(斜坡)、hammada(沙漠)和oued(干河谷)等等。书中的人物描写会产生一种被抽象化的奇特感觉：

“每当她日复一日地在清晨打开卧房的窗户朝外看时，印染着火红朝霞的清澈天空变成了一种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摆设，好似一种能量，但却离她越来越远。”

故事的中间还有几处诸如此类令人迷惑的地方：

“有时沿路能看见一堆一堆罩着白色灰末的死蓟植物，草堆里蛐蛐绵延不断的尖叫就像热气的呐喊一样叫人难受。”

这仿佛预示着一个道理，无论波特、吉特还有特纳最终会有怎样不同的宿命，他们都将跌入一个类似于恐怖和臭氧层的柔软却无形的真空黑洞里。这是一个逆转征服的故事。如果书中充满了太多富于同情的细节描述和英雄气概的慷慨陈词，那么这本书可能就会变成了《在火山下》；如果书中过于坚持精神价值和牺牲精神，那么本书可能又会变成《骑马出走的女人》的加长版。可是，鲍尔斯既没有马尔科姆·劳瑞德大气的诗情画意，也不会劳伦斯的形而上学和即兴发挥的凝练文风。《情陷撒哈拉》没有给读者这些慰藉心灵的享受，因为这是鲍尔斯的作品。他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却表现出一种坚决的个性，这种特色在他早年第一眼看到北非时就已经形成了：

“刹那间，我内心汹涌澎湃，变得特别兴奋，内心仿佛被大地的景色激活了。虽然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但是我总出于某种感觉坚信，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隐藏着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魔力……就像其他爱做梦的人一样，我也曾隐约间相信过在一生中自己肯定会来到某个神奇的地方，在揭示它背后的魔力时获得智慧与快乐——甚至还有死亡。然而此时此刻，我站在风里眺望远山，感觉着内心的澎湃，仿佛自己正在靠近某个问题的答案。当远山渐渐变得清晰明朗时，我心中难以置信地一阵狂喜，然而我没有向内心追问原因，只是任由自己沉浸在快乐之中。”

一个美国人无法写出《情陷撒哈拉》这样的故事，五十年后今天的美国人更是无从写起。写作这本书的一部分兴趣(无疑也是本书写作的动力之一)源于鲍尔斯心中长久以来对美国的不满。(当年，他在美国读完大学一年级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并且发誓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虽然他后来还是回了美国，但也是时隔多年了。)书中有几处提到过美国人——“兜里没钱的美国人是会被排斥的。”前来接吉特的领事馆官员如是说，话里还有着多重的含义。一次，波特心想到底“真的有美国人会真心实意地把生活当成受难的近义词吗?”，后来他又问：“再说了，到底是谁发明了公平这个词啊?”到最后我们只肯定了一件事情，很明显有点诡异——还是同一个领事馆官员说：“有趣得很。沙漠这么大，但是却没有真正丢过什么东西。”

                       迈克尔·霍夫曼

在众多美国作家的作品当中，《情陷撒哈拉》是我所读过的惟一一部带有西方近代历史的精神印记的作品。

                 ——田纳西·威廉斯

《情陷撒哈拉》是二十世纪涌现的最富创作个性和敏锐洞察力的小说之一。

                 ——托拜厄斯·伍尔福

代表战后一代的三个美国年轻人走进贫瘠、荒凉的北非沙漠腹地，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敏锐的笔触剥去他们生活的伪饰，向他们的心灵深处提出质询。

                 ——亚马逊网络书店

在二战后出版的英文小说中，《情陷撒哈拉》称得上是一部超越几乎所有其他作品的优秀小说。

                 ——新共和杂志

《情陷撒哈拉》非常打动人心地将奇幻般的冒险征程与平淡无奇的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克里斯托弗·索亚·劳强罗

本书通过讲述二战后三个美国旅者在北非沙漠漂泊的故事，审视了美国人对异域文化的理解方式。

                 ——亚马逊网络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