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叙述了汉朝时期，汉人与胡人的经济往来，并简单介绍了当时的经济政策。另外，书中还提及汉朝的饮食要点，以及当时北匈奴的一些相关情况。

我收集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初衷本是为了自己更全面地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理解他的论学旨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觉得，如果能将这些论著译成中文，也许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读到余先生的论著；二是有助于对海外汉学以及中美学术交流的认识与研究。

《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编为四册。《东汉生死观》取名于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由于这篇学位论文中的第一章后经修改以同名发表于1964一1965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因此在本册中用后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题的一篇书评(1981年)和一篇论文(1987年)。时隔二十年作者续论这一主题，主要是因为考古的新发现。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月余，汉代文献与遗迹的亲切感受大概也起了激活作用。

《汉代贸易与扩张》取名于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专著。此外，另收了两篇论文和一篇书评。论文与汉代有关，发表的时间虽然分别是1977年和1990年，但后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后所致，实际上它们同时完成于1973—1975年间。与这一主题相关，作者后来为《剑桥中国史》(秦汉卷)(1988年)撰有专章“汉代对外关系”，此书早有中译本，故这里不再收录。1964年刊行的书评是关于唐代财政体制的，虽与汉代无直接关系，但考虑到主题同属于社会经济史，所以一并编人此册。

《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由多篇论文组成，讨论主题集中在中国思想史，涉及3世纪到当代，体裁有专论、书评、条目和序跋，先后发表于1980-一-2000年。之所以取名为《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是我以为这个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论著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正是要释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汇总的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差不多同时完成并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这篇专论最初以中文写成发表，后被译成英文并经作者适当改写后发表，收入本册时相同部分照录中文，不同部分则据英文而译。

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在197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后他的学术论著主要是以中文发表，大部分英文论著则概述他中文论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分析性通论。前者显然是因为他希望更直接地贡献于中国学术，后者则表明他希望将中国的学术引入美国。促成这个变化的契机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亚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任职。虽然服务两年后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约定，且这两年的服务也令他身心疲惫，但深藏于他心中的中国感情似乎更被触动，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顿。1976年1月余英时先生四十六岁时，同在哈佛任教的杨联陞将自己与胡适的长年往来书信复印本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在封面上题写：“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大概正是体会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师的宽慰、提示与勉励吧。

此后，余先生与两岸三地的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我在余先生小书斋的书架上翻览时曾见到钱锺书在所赠《管锥编》扉页上的题词，当时觉得有趣，便请余先生用他的小复印机复印了一份给我，现不妨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一个佐证。题云：

误字颇多，未能尽校改，印就后自读一过，已觉须补订者二三十处。学无止而知无涯，炳烛见跋，求全自苦，真痴顽老子也。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日：“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并告以入语林。

总之，读余英时先生的英文论著应当注意其中的中国学术背景，正如读他的中文论著应该留心其中的西方学术背景一样。

借此我说几句言轻意重的感谢话。感谢余先生对我的信任，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张晓敏先生、编辑童力军先生对我的支持，感谢所有的译者对我的帮助，以及对我校改大家译文的理解。还要预先感谢读者对这一汉译集的宽容，因为我认识到翻译的不容易，尤其是翻译汉语文章写得极好且广为人读的余先生的英文论著，所以我常想像到嚼饭与人的感觉。因此除了预先感谢读者的宽容外，我也诚望读者能够得意忘言，尽管不足甚至错误的责任我丝毫不应该也不可能推卸。

最后我想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神学组主任卢龙光教授，他邀我来此任客座教授，使我在教课之余有自由的时间来集中处理这一汉译集的工作，同时也让我得以利用这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来复核相关文献。还有，我窗外的溪声鸟语、绿树红花，使我孤寂的工作变得活泼泼地。

2004年4月8日

序于香港中文大学神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