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语言优美，意味隽永的散言集。这里面有政治历史的咀嚼，有山川风景的感怀，有人生社会的思考。如果你想得到美的享受，你想开卷有益，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它会让你在明澄如水的意境中感受到思想的搏动。好书不可错过。

人为什么要写文章?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人为什么要读文章。说到底，写作与阅读是一种供求关系。阅读是一种精神需求，如同吃饭是一种物质需求。这种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人总是在精神上追求这六种东西。要不然他就会感到空虚如同没有吃饭，会感到饥饿。由于阅读者的文化修养、职业特点不同，阅读的层次也不同。就是同一层次的人或者同一位读者，在不同时空、不同心情下，阅读的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在书房里和在地铁里读的东西就不一样。连毛泽东都说他喜欢豪放派，但读一段后，又想读婉约派，过一段，又反过来读豪放派。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精神会餐，综合充电。

阅读复杂，写作也就复杂。满足刺激有黄色、武打读物；满足休闲有闲话、笑话等读物；满足信息有报纸；满足知识有专业的或普及的读物。而满足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层次，可以是专门的思想理论和美学读物，也可以体现在其他各类读物中。散文是一种形式短小，但又旨趣高雅的文种，它不是应用文，不以求实，而专攻虚境，主要满足人的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需求的。它可以叙述任何内容，但必须见美见理。文章为思想和美感而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认为一篇散文，如果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或知识，还不能叫文章，文者，纹也，要有花纹，要美。又因为文章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往来的方舟，其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都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它一定要传递一些新的有个性的思想。这样笔者才吐而后快，读者才开卷有益。散文如专求刺激当然不可取，求休闲、信息和知识也不是它的专长，虽然它也可以描写风景、事件，传递信息、知识等，但这都不是目的。因为，如果仅为了这个目的其他文体完全可以胜任。在散文中风景、事件、知识等只是一种载体，最终它还得落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思想和美感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许这两者兼有，也许各有侧重，或者独居其一。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虽已没有多少积极的思想，但美感犹存，选家就长选不衰。但是如果两者皆无，就不是文章，不是文学，只是一篇平实的应用文，或者弄噱头的巧文。

自从我悟得了这两条标准，我就这样去追求。照此目标选材、加工、打磨。我前期的散文主要写山水，侧重审美，挖掘山水之美；后期的散文侧重写理性，写政治历史、人生社会，重在挖掘人的思想和人格，都是循着这个认识。

勿平勿巧，求美求新，是为好文。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我一直这样追求着，实验着。现在怀着忐忑不安之情编出第一本自选集，就教于读者。

大情大理

　觅渡，觅渡，渡何处？

　这思考的窑洞

　大无大有周恩来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红毛线，蓝毛线

　特利尔的幽灵

　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

　领袖如父

　马列公园赋

青史如镜

　把栏杆拍遍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武侯祠：一千七百的的沉思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乱世中的美神

　读韩愈

　读柳永

　跨越百年的美丽

山川如我

　晋祠

　秋思

　夏感

　杏花村访酒

　古城平遥记

　石河子秋色

　吴县四柏

　苏州园林

　冬日香山

　　泰山：人向天的倾诉

　武夷山：我的读后感

　草原八月末

　九华山悟佛

　在青岛看房子

　壶口瀑布记

　长岛读每

　永远的桂林

　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理性人性

……

附录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人为什么要写文章?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人为什么要读文章。说到底，写作与阅读是一种供求关系。阅读是一种精神需求，如同吃饭是一种物质需求。这种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人总是在精神上追求这六种东西。要不然他就会感到空虚如同没有吃饭，会感到饥饿。由于阅读者的文化修养、职业特点不同，阅读的层次也不同。就是同一层次的人或者同一位读者，在不同时空、不同心情下，阅读的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在书房里和在地铁里读的东西就不一样。连毛泽东都说他喜欢豪放派，但读一段后，又想读婉约派，过一段，又反过来读豪放派。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精神会餐，综合充电。

阅读复杂，写作也就复杂。满足刺激有黄色、武打读物；满足休闲有闲话、笑话等读物；满足信息有报纸；满足知识有专业的或普及的读物。而满足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层次，可以是专门的思想理论和美学读物，也可以体现在其他各类读物中。散文是一种形式短小，但又旨趣高雅的文种，它不是应用文，不以求实，而专攻虚境，主要满足人的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需求的。它可以叙述任何内容，但必须见美见理。文章为思想和美感而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认为一篇散文，如果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或知识，还不能叫文章，文者，纹也，要有花纹，要美。又因为文章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往来的方舟，其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都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它一定要传递一些新的有个性的思想。这样笔者才吐而后快，读者才开卷有益。散文如专求刺激当然不可取，求休闲、信息和知识也不是它的专长，虽然它也可以描写风景、事件，传递信息、知识等，但这都不是目的。因为，如果仅为了这个目的其他文体完全可以胜任。在散文中风景、事件、知识等只是一种载体，最终它还得落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思想和美感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许这两者兼有，也许各有侧重，或者独居其一。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虽已没有多少积极的思想，但美感犹存，选家就长选不衰。但是如果两者皆无，就不是文章，不是文学，只是一篇平实的应用文，或者弄噱头的巧文。

自从我悟得了这两条标准，我就这样去追求。照此目标选材、加工、打磨。我前期的散文主要写山水，侧重审美，挖掘山水之美；后期的散文侧重写理性，写政治历史、人生社会，重在挖掘人的思想和人格，都是循着这个认识。

勿平勿巧，求美求新，是为好文。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我一直这样追求着，实验着。现在怀着忐忑不安之情编出第一本自选集，就教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