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丛书最主要部分由台湾著名学者黎东方著述，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所缺部分，另有学者补上：沈起炜著的《细说两晋南北朝》、赵剑敏著的《细说隋唐》、虞云国著的《细说宋朝》，这样，上自秦汉、下止民国，将几千年中国历史细细说来。

黎东方教授的《细说》深入浅出，是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在融会贯通的理解之后，才笔之于书。阅读《细说》，会发现黎东方教授具有深厚的功底，才能左右逢源、曲汇旁通。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原版《小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 先说一个大概

二 皇帝的祖宗

三 他们搬了家

四 死于非命

五 努尔哈赤报仇

六 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七 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八 帮他四面征讨

九 打下一片江山

一○ 建立汗国

一一 以“七大恨”告天

一二 大胜明军于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一三 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一四 在宁远遇到对手

一五 皇太极得了汗位

一六 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一七 对袁崇焕试战

一八 西征察哈尔

一九 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二○ 降服祖大寿

二一 活捉洪承畴

二二 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二三 多尔衮颇有嫌疑

二四 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二五 压下豪格

二六 扫荡李白成、张献忠

二七 掳福王

二八 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 重用降臣

三○ 削平闽、粤

三一 自称皇父

三二 死后遭受清算

三三 顺治年少有为

三四 李定国支持残局

三五 郑成功坚持抗清

三六 顺治出家之谜

三七 鳌拜弄权

三八 吴三桂叛清

三九 绿营立功

四○ 对俄和战

四一 征讨噶尔丹

四二 出兵西藏

四三 治河

四四 通漕

四五 理财

四六 佞幸成群

四七 祸起萧墙

四八 贤士在野

四九 雍正之狠

五○ 彻底集权

五一 被准噶尔击败

五二 盖棺而栗论定

五三 乾隆这个人

五四 第一个十年

五五 大小金川

五六 消灭准噶尔

五七 大小和卓

五八 香妃

五九 控制西藏

六○ 补记朱一贵

六一 林爽文起义始末

六二 总论十全武功

六三 巨蠹和砷

六四 《四库全书》

六五 乾嘉学人

六六 嘉庆皇帝

六七 白莲教

六八 天理教

六九 内忧外患

七○ 道光皇帝

七一 律劳卑之死

七二 义律连升三级

七三 鸦片问题

七四 鸦片战争

七五 《南京条约》

七六 虎门、望厦、黄埔

七七 澳门事件

七八 鸦片畅销

七九 上海走运

八○ 粤人抗英

八一 焦亮(洪大全)

八二 洪秀全

八三 杨秀清

八四 石达开

八五 李秀成

八六 华尔、白齐文、戈登

八七 太平天国残局

八八 略论咸丰

八九 曾国藩

九○ 编练湘勇

九一 抑制王龛

九二 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九三 夺回武昌

九四 冲过田家镇

九五 打不下九江

九六 分兵回援武昌

九七 苦守南昌

九八 丁忧回籍

九九 转败为胜

一○○ 东山再起

一○一 围攻安庆

一○二 节制四省

一○三 攻破南京

一○四 天国插曲

一○五 捻

一○六 杜文务

一○七 东干

一○八 新疆

一○九 补叙咸丰外患

一一○ 辛酉政变

一一一 同治中兴

一一二 天津教案

一一三 马新贻案

一一四 湘军尾声

一一五 李鸿章

一一六 蒲安臣

一一七 对秘鲁建交

一一八 对日本立约

一一九 再度垂帘

一二○ 马加理事件

一二一 烟台条约

一二二 苦命皇帝光绪

一二三 甲午之战

一二四 《马关条约》

一二五 日本还辽取台

一二六 《中俄密约》

一二七 瓜分前奏

一二八 筑铁路的经过

一二九 门户开放

一三○ 百日维新

一三一 戊戌政变

一三二 义和团

一三三 八国联军

一三四 《辛丑和约》

一三五 慈禧的最后七年

一三六 清朝的最后三年

七 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在都督福满一系的六房族人之中，亲如努尔哈赤所隶属的第四房(塔克世的一房)，也竟然有一个叫做萨木占的(与努同父异母)，甘心受三房的龙敦唆使，杀掉噶哈善哈思虎。这一位噶哈善哈思虎的妻，是努尔哈赤的胞妹(与努同父同母)。

龙敦的手段真是够辣的。龙敦忘记了：自己的父亲索长阿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亲兄弟；也忘记了：自己的祖父福满，与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萨木占的行为，更是无可饶恕。努尔哈赤的妹婿，难道不也是他萨木占的妹婿?

这一位妹婿噶哈善哈思虎，死得可惜。他是一个寨的寨长，因为佩服努尔哈赤，而自愿归附努尔哈赤的。他所属的部落，叫做苏克素护河部；他的寨，叫做嘉木瑚寨。

最先投效努尔哈赤的，倒不是噶哈善哈思虎，而是噶的表弟额亦都。额亦都是长白山部的女真人，以钮祜禄为氏。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均为仇人杀害；他躲在邻近的村子长大。长到十三岁，他就报仇，杀掉仇人。他的姑姑，嫁在嘉木瑚寨，是噶哈善哈思虎的母亲；于是他在杀了仇人以后，就来到姑姑家里住着，和噶很处得来。

努尔哈赤有一次路过嘉木瑚寨，和额亦都相见；一谈之下，彼此相见恨晚。第二天，额亦都不顾姑姑的反对，便随努尔哈赤而去。从此，额亦都作了努尔哈赤的忠心干部，好比关云长或张飞之于刘备一样。

那时候，努尔哈赤二十二岁，额亦都十九岁。三年以后，努的父亲与祖父才被明兵误杀于古勒城。

努尔哈赤带了八九十人去打尼堪外兰，额亦都在这八九十人以内，而且是首先爬上图伦城墙的一位。他不但帮助努尔哈赤攻下图伦城，而且单独拿下了另一个城色克济。一直到他六十岁，死，可说是无役不与。有一次，他臀部中了一箭，射穿，箭头插进了敌人的土城墙的墙垛子，等于把他钉在这墙垛上。他挥刀砍断了这枝箭，继续作战，战到拿下这个城(巴尔达城)，才回营倒下；卫兵把他身上查了一查，共有五十几个创口。

其后，灭掉哈达，征服渥集部各路的野人，又灭掉乌拉，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他均有份。

像额亦都这样既忠且勇的大将，努尔哈赤手下还有好几位。

八 帮他四面征讨

额亦都可算是努尔哈赤生平的第一知己、。努尔哈赤极感谢他的忠心，把一个堂妹嫁给他，其后又加送一个亲生的女儿给他。

刘备有五虎将，努尔哈赤也有大将五人：额亦都以外，其他的四位是：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

费英东是苏完部的部长之子，跟随了父亲与部民五百户，在努尔哈赤捕杀尼堪外兰的次一年，万历十二年，自动归附。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把一个孙女儿嫁给他。他在灭掉乌拉、打败明军于萨尔浒、灭掉叶赫这三大战役之中，功劳均是第一。(另一个大战役，万历二十一年的抵抗九部联军之役，则以额亦都的功劳为最大。九部是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尔察、纳殷、朱舍里。)

何和礼为董鄂部的人。祖父、父亲、哥哥与他自己，先后当了部长。努尔哈赤很欣赏董鄂部的“兵马精壮”，设法将何和礼“加礼招致”。何和礼来了以后，努尔哈赤立刻把最长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家里原有一个太太。这元配太太听到何和礼“再婚”，便调兵遣将，找何和礼厮杀。努尔哈赤亲自出马，向元配太太解释一番，才算把风波平息。其后，何和礼参加征服渥集部虎尔哈路之役。路，是这里土著部落的单位。他也参加了灭乌喇与抵抗杨镐所统率的明军，以及攻取沈阳、辽阳诸役。  安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为福满的苗裔。努尔哈赤是属于四房的；安费扬古属于大房。在大房的份子之中，除了安费扬古与父亲完布禄二人以外，全都是反对努尔哈赤、惧怕尼堪外兰的。安费扬古比努尔哈赤年轻，辈份也较小。他勇敢得很，颇有冲劲。”有一次，六房的康嘉勾引了海西卫哈达部的兵，以哲陈部的兆佳城城主理岱为向导，来劫掠安费扬古的故乡，世代所居的瑚济寨；劫掠饱了以后，呼啸而去。安费扬古正在山上打猎。他看见这一批人不像善类，便带领一同打猎的十三个人下山冲杀一阵，把哈达的兵杀得狼狈而逃。又有一次，努尔哈赤进攻哈达，劫掠哈达的富尔佳寨，遇到哈达的贝勒孟格布禄亲自来追。努尔哈赤被孟格布禄的四个骑兵围住，幸亏安费扬古赶到，杀掉这四个骑兵之中的三个。不久，努尔哈赤打乌拉，第一个爬上乌拉“京城”的城墙之上、竖起旗子来的，也是安费扬古。渡了黑龙江，征服黑龙江北岸各个部落；以及在此以前，把库页岛(萨哈连)拿下来的，也是他。

关于扈尔汉，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一说了。他是长白山部佟佳氏的子弟，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来投效。努尔哈赤把他收为养子。他曾经以二百人与乌拉的一万人对峙；也参加了征服渥集部各路，与抵抗杨镐大军的萨尔浒之战。

九 打下一片江山

努尔哈赤有了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这五员大将，简直是无往不利。他把尼堪外兰捉住杀了，还不过是一件小事。借口报仇，而拿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及其周围的一片领土，与领土之上的男女与马牛羊，才真正是实惠。

有了尼堪外兰的一切，加上父亲塔克世所遗留给他的甲胄十三副、男女数十人、马牛羊几百头，努尔哈赤就从一个普通的“牧户”，一跃而拥有数百副甲胄、上千的男女、上万的牲口与好几个城池。

进一步，努尔哈赤击败东边的长白山部、北边的哲陈部，又招徕了南边的董鄂部，便在事实上统一了原属建州三卫的女真人。

再其后，他一方面屡屡派兵，将野人女真各部依次打垮、挖空。所谓挖空，便是将男女马牛羊一齐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他又用时打时和的战略，把海西的四个单位(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各个击破，把四个之中的三个完全并吞，只剩下叶赫。于是，除了辽河以西地区，整个今日东北归他所有，还加上(一)沿海州，(二)直至外兴安岭的黑龙江以北，(三)库页岛。

居住在松花江以西的科尔沁族蒙古人，居住在热河北部的锡伯族蒙古人，与居住在热河东部的喀尔喀族蒙古人，都在努尔哈赤的压迫与引诱之下，变成了他的藩属。

明朝政府早该有所举动，以解除这东方的“隐忧”，然而皇帝神宗是一个鸦片鬼，荒唐到几十年不上朝，怕与大臣见面。在朝的文武官吏多数是颟顸无能、贪污自私，少数的好人也只是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敷衍了事、混混日子之辈。张居正早就死了，戚继光也死了，李成梁呢，老了。

明朝政府坐视尼堪外兰之为了效忠明朝而遭受努尔哈赤的追捕，并且不让尼堪外兰进入抚顺，到最后，又特准努尔哈赤派遣四十人进入边墙，在直属领土之上将尼堪外兰杀害。明朝政府也坐视忠于明朝的哈达被努尔哈赤灭亡、吞并；并且，还先后封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万历十七年，1589年)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P14-19

序  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I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_的说书、讲更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鎏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逐，。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啡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寓

序  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问，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吏。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3-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事，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日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历史中求史识”，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史之法去讲演历史，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订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今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各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