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时任总编辑的巴金先生和出版社同仁艰苦创业的可贵精神。为新文学出版史和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份真实的资料。

评论家阎纲同志还为文说：“巴金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作家、翻译家，而且是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相当重要的编辑家、出版家。可惜对于后者没给予足够重视。”不禁让我想起一件往事：抗战时期有人为文攻讦巴金“弃文从商”，就是指责他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事。1944年巴金在小说《憩园》的《后记》中就说：“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应该遵照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我没有这样做，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不久前学人陈思和在为加籍华人作家余思牧的《作家巴金》所作的序文中也说：“他为了协助朋友们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了主编几套大型丛书，花了许多心血，这间接地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抗战以后，他的创作数量明显不如抗战以前)。但如果这也算作一种‘投笔从商’的话，那么，这正是巴金品格中最宝贵的地方。他以名作家的地位，减少了个人性的文学创作，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在提携新进作家，维系文学新血，推动整个中国文学事业上面，只要打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目录看一下就知道几乎有一半以上是3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上的优秀创作。抗战时期，物价高涨，国不将国，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生活尤为艰难，巴金不但以身作则，决不写那些通俗赚钱的流行读物，而且出版丛书来保护作家们的利益，相濡以沫地维持他们的生活。不用说，巴老在中国文学界的崇高声望和地位，正是来自这种无私的奉献。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是为着一个理想，一股热血而义务奉献。”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代序)

当事人忆谈

吴朗西谈“文生社”(摘录)

巴金忆“文生社”(摘录)

郭安仁(丽尼)谈“文生社”(摘录)

田一文忆“文生社”(摘录)

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

附录 十年耕耘——记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

文化生活出版社图书目录(1935—1954)

独具风格的装帧和广告

附录

(一)《书讯》第一期编者按语

作家郭风的评介

出版家范用的话

(二)关于作家写广告

参加出版社工作的同仁

最后的几句话

新版后记

当事人忆谈

吴朗西谈“文生社”(摘录)

现在我和伍禅编图谱的愿望落空了，我想是不是就拿伍禅交还的这一百多元帮助安仁去印《田园交响乐》。我在《美术生活》杂志担任编辑，还兼管业务，因此与印刷厂、纸店的关系还不错，多少拖欠一点印刷、纸张费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去找安仁说，谁知一谈就谈出我们自己办书店的事情来了。我们觉得，当时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

我们各人有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们把这个书店作为共同的事业，培育它，扶持它，切切实实、认认真真地干罢。

我们出一套像《岩波文库》那样综合性的丛书，有文学，有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有翻译的，也有创作的。

这期间我写信给在日本的老友巴金，把我们要办书店，出版一套“文化生活丛刊”的计划告诉他，向他索稿，并十分盼望他回国来主持编辑工作。他同意了，我们可高兴啦。

巴金当时已是拥有广大读者的有名作家，他有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做事认真、负责。有他来挑这个重担，我对我们的事业前途是更加有信心了。

1937年初，郑绍文(毕修勺)想把他翻译的邵可侣著《人与地》交给“文生社”出版。这部书有一百多万字，插图几十幅，“文生社”是没有力量接受出版的。当时毕修勺、吴克刚都在李石曾主持的世界社编辑《世界辞典》。吴克刚也想把翻译的“战时经济丛书”交给“文生社”出版。于是，他们就请李石曾介绍上海信托公司给“文生社”八千元的透支额。这笔钱对“文生社”的资金周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八一三”抗日战争发生后，我回四川筹备“文生社”内迁，上海信托公司的透支到期了，巴金向开明书店预支了一笔版税借给“文生社”来偿还该公司。

(摘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三期)

P1-2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来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说明来意：希望我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讲几句话。我道歉说，我行动不便，少出门，不能到会祝贺。他便说你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吧。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里面也有你十几年的甘苦和心血，你总得讲两句。

他的话像榔头一样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来决定不写什么，但是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就有点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我想先从自己谈起。现在再没有人“勒令”我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总想写一点“检讨”之类的东西。倘使拿我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每样工作都做得很不够。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印刷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我这一生发排过不少的书稿，我自己的译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后发排的。我做这个工作从来粗心草率。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几年偶尔见到别人发排的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样整齐，那样清楚，那样干净!我见过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样也改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惭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几十年，不但搞不了编辑的工作，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我见过不少鲁迅、茅盾的手稿，它们都是优美的艺术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连小学生的课卷也比不上。我承认作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够资格，不仅拿出手稿展览我感到脸红，遇到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题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当初不曾练就一笔好字，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社会名流”。

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简单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细，稿子抄得工整，有什么不好?!不过从著作人的立场看来，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与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我生活在“个人奋斗”的时代，不能不无休止地奋斗，而搞好与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回过头去，倘使能够从头再走一遍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愿意，而且一定要认真地、踏实地举步向前。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错误。我本来可以做一个较好的编辑，但是现在已经迟了。

然而我对文艺编辑出版的工作还是有感情的。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有机会接近作者和读者，他们编辑出版的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版就是几万、几十万册。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他们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现在是高速度的时代。三十年不过一瞬问。一家出版社度过三十年并不难，只是在一切都在飞奔的时代中再要顺利地度过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现在不是多听好话的时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的两面大旗在我们头上迎风飘扬。但是真正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并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充实的、具体的内容。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要提供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充实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满足人民群众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写不出贺词，只好借用去年7月中说过的话表示自己的心情：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三年前得上海文史研究馆助，曾自费印过这本小册子(书名为《栉风沐雨积累文化——记文化生活出版社)分赠一些关心它的朋友，以答谢他们多方的鼓励。事后发现书中误植、遗漏之处不少，实缘于自己校阅时的粗略，深感内咎，惭愧十分。老友王仰晨兄甚至不辞辛劳，百忙中还仔细地一字一句校正，更一再来信促我设法公开重印，以满足不少关心它的作家和读者的希望。而自己也思寻机弥补过失。去年读了《吴朗西先生纪念集》一书后，感触尤深，勾起许多往事的浮沉，也曾想为文以抒怀，却又久久无法下笔，左思右想觉得能让这本小书公诸于世，岂不更好?在那百业凋蔽、文化日趋没落的旧日上海，几个热血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小小理想，如何忘我地工作，为事业而不顾一切的奋勇前进精神，于眼下全社会共谋奔向小康生活的新出版事业，也不无一点参考意义吧。已故著名翻译家、教授朱雯兄1985年8月9日的来信中就说：“顷奉手教，借谂阁下正在编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图书目录初探无任欣忭，‘文生社’出版了那么多样的丛刊、丛书、专集、选集，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新文学的积累，作出了那么突出的贡献，理应在我国的出版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整理研究这样的资料是必要的，也是极有意义的。”前些日子，评论家阎纲同志还为文说：“巴金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作家、翻译家，而且是现代文学编辑史上的相当重要的编辑家、出版家。可惜对于后者没给予足够重视。”①不禁让我想起一件往事：抗战时期有人为文攻讦巴金“弃文从商”，就是指责他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社务事。1944年巴金在小说《憩园》的《后记》中就说：“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应该遵照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我没有这样做，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不久前学人陈思和在为加籍华人作家余思牧的《作家巴金》所作的序文中也说：“他为了协助朋友们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了主编几套大型丛书，花了许多心血，这间接地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抗战以后，他的创作数量明显不如抗战以前)。但如果这也算作一种‘投笔从商’的话，那么，这正是巴金品格中最宝贵的地方。他以名作家的地位，减少了个人性的文学创作，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在提携新进作家，维系文学新血，推动整个中国文学事业上面，只要打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目录看一下就知道几乎有一半以上是3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上的优秀创作。抗战时期，物价高涨，国不将国，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生活尤为艰难，巴金不但以身作则，决不写那些通俗赚钱的流行读物，而且出版丛书来保护作家们的利益，相濡以沫地维持他们的生活。不用说，巴老在中国文学界的崇高声望和地位，正是来自这种无私的奉献。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是为着一个理想，一股热血而义务奉献。”①

记得：1982年我奉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之命去云贵高原等地组稿，于红河州笛旧市见到作家王梅定，他一再向我提及昔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十集“文学丛刊”对新文学的贡献；在贵阳，在贵州省文联的招宴上又逢老作家、省文联主席蹇先艾，他在席间对我说，“文学丛刊”第五集中收有他的短篇集《盐的故事》；1987年我随上海作家代表团去河南访问，老诗人苏金伞在座谈会上当众宣说：“我的第一本集子就是巴金同志编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诗集《窗外》就是编在巴金主编的“文季丛书”中。这三位老作家知道我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过，对我分外亲切，一见如故。至今手边尚存有他们的来信，可惜他们都先后去世了，深感怅然。

眼下的巴金是“文生社”创办人中仅存的一位了，今年恰恰又逢老人百岁大寿之期。特将存于橱内的修订本拣出，重作一番校订、补充，就商于跟这家出版社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希能助以新版发行，既纪念了已故的创办人，更藉以贺巴金大寿之庆，还可以为新文学出版史和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真实的资料。蒙出版社领导的慨然允助，特记下数语说明，以志欣喜和感谢之情。最后让我们同祝老人病情平稳，身心愉快。  2003年5月2日于萦思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