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本书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导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柴泽民 从驻美联络处主任到首任驻美大使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

王雅琪 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

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杨西光 公道有铁证，私欲存是非

葛佩琦 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杨显东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洋博士

裴定一 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生

李冬民 “文革”结束了。冤案仍在继续？

张晓山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陈景润 1978年的全民偶像

张扬 人民才是最终裁判者——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平反

汪国真 一抹淡淡的诗意

黄帅 小学生的昨天和今天

当时的社会治安并不好

苏：北京当时的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

刘：当时的情况不太好，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激增，特别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让人痛心疾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主要还是“文革”造成的。

“文革”前夕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创造了历史上最好水平。广大群众拍手称赞，国际友人也赞扬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这是因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首都公安保卫部门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把各种可能危害社会治安的因素和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掌握起来，做到对社会治安的隐患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对已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能迅速查清破案，从而把首都的社会治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里面哪里有气泡、杂质，都可以一目了然。北京市的整个公安保卫战线，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各项业务工作由于情况清楚明白，措施得力，都突飞猛进，做得越来越主动。拿户口管理工作来说，基层公安机关对社会人口的了解，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努力，到1959年，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派出所，对管辖区全部人口的了解，达到“四知”（即知工作地址、知通讯方法、知家庭情况、知现实表现）要求的，占97％，可谓了如指掌。有的分局，一年里逮捕、管制和劳动教养的犯罪分子中，根据对社会人口的了解而处理的，占96％。

这样的治安情况到“文革”前夕，到达顶点。可是打倒一切的“文革”一来，社会治安就混乱了，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文革”长达十年，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不仅砸烂了公检法，打乱了公安保卫战线，而且人们遵纪守法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恶果还不能很怏消除。

苏：怎么打乱的？

刘：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隋况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样”的工作要求，成了集中攻击的目标，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硬说要把北京搞成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没有一起案件的世外桃源，迷惑了许多天真的不明真相者。其实1958年市委在有关文件中，开宗明义就专门解释了“玻璃板、水晶石”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一清二白”，是要走群众路线，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变被动为主动，减少产生治安问题的社会原因。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这么回事。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浩劫中，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刘传新等的残酷迫害和摧残，成千的无辜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现行特务、三反分子等），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被送到了良乡集中营进行严酷的审查；首都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被砸烂了，多年建立起来的公安基础及各项业务工作被摧毁了；队伍被打散了，思想被搞乱了，名声被搞臭了，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被破坏了。

结果，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被弄成情况不明，两眼一抹黑，工作很快陷于被动，社会治安秩序日益混乱。歪风邪气泛滥，坏人坏事横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破案率急剧下降。群众失去了安全保障，连年处于“离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担心”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在1978年还是这样。通过首都公安保卫战线几年的努力，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的社会治安隋况才逐步好转。

对来信来访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刘：看到这一切，我作为一个老公安，怎么不感到痛心呢？“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要清查，犯错误的同志要挽救，冤案要平反，政策要落实，公安机关的工作和优良传统要恢复，在这样繁重的任务面前，我怎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呢？我虽然是顾问，也应该积极主动，协助党委做好工作，分担责任。

1978年5月，贾庭三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在公安系统的清查工作中，我协助审查了大部分重点审查对象的材料，有不清楚的问题，及时提出来，找有关同志查证；为了做好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工作，我亲自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说清问题。在研究定案的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政策和指示精神，把我了解到的定案对象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意见提供给党委讨论。

苏：您具体怎么做的？

刘：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有不少同志给我来信，找我面谈，我都认真负责接待谈话，了解情况，或批交给有关同志办理，有的我还要亲自去作调查，找有关领导同志协商研究，以求得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从1978年到1980年这两年里，我接到来信三百多封，来访近四百人次，这里面有老同志或他们的子女，有原来公安局的干警，也有相当一部分素不相识的人民群众，他们有的申诉冤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有的要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有的来到办公室找我，有的到家中面谈，经常人来人往不断，星期天有时更忙，得不到休息。我想，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就要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便于了解情况，同时也是宣传党的政策、密切党群关系的好机会。因此我没有厌烦，更没有推出不管，而是热情接待，认真处理，件件来信都亲自过目，凡是合理的要求，都对其提出具体意见，转请有关同志协助办理，对于有些群众来信，我还就处理结果亲自写了复信。

在整建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中，原公安局一大批科处级干部已经组织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干部仍要求回公安局工作。我主动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提供给有关领导参考。如果发现领导同志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就主动找他们谈心。后来，这批干部同志有些官复原职，有些作了适当调整，这样既促进了业务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安定团结。

为了加强公安基础工作，我还跑了八九个派出所，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以搞好工作。过年过节时，我就和局里的领导同志一起到基层单位去进行慰问。总之，我感到凡是需要做的工作自己就主动去做，只要有革命责任感，有事业心，有积极主动性，就有做不完的工作。

苏：您的责任感来自哪里？

刘：我的想法很简单，抱着身残志不残的志愿，抱着实现共产主义宏图大业的愿望，抱着知足者常乐的态度，一定要把顾问工作做好，真正起到党委的助手和参谋作用。在自己的晚年，我不图别的，只想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为祖国四化建设多作点贡献。同时，在恢复公安业务、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方面，起点传帮带的作用。

P23-25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人们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在1978年横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横截面是怎样的一幅风景？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有些事情已经明显变化，有的事情还没有变。人们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预见历史将在这一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市当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与毛泽东的个人功过？

如何认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两个凡是”问题？

率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长达十几年的“学习”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开始恢复工作？

国门初开，面对东西方的客人，我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迎进来，又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

文艺界开始复苏，传统剧目、伤痕文学，又是怎样呈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学、要就业，北京市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十位当年在岗的北京市中上层领导，他们分属宣传、公安、外交、经济、教育、文艺、社会等各个部门。作为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些令人尊敬的老者将他们各自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片段毫无保留地呈奉，他们坦诚而真实的回答表明，一切皆有先兆，大转身的思想背景和群众基础已经具备。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年，命运开始转变

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当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发生时，大时代下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迎接这个转变。

1978年，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错划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足勇气来到作为“党员之家”的中组部。

1978年，农学家杨显东来到山西大寨，决心顶住压力揭开大寨盖子。

1978年，作为首批中国公派留学生，裴定一赴美留学。

1978年，在长安街上刷为“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标语的李冬民仍在狱中。

1978年，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

1978年，陈景润成为全民偶像。

1978年，监狱中的张扬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机。

1978年，高考恢复，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学生”黄帅正在准备高考。

对这些人来说，1978年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转变？他们有过什么故事？后来又遭遇了什么？我选择并简要记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经历。他们当初或者是“四人帮”的“红人”，或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插队知青、兵团战士，甚至“狗崽子”、“黑五类”……无论他们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他们的人生确实是从1978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978年，大转折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是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年，旧时代的告别不是遽然转身，而是逐渐隐退；新时代的来临不是骤然降临，而是酝酿生发。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因此，书中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访谈和记述，我没有作过多修饰，只是平实记录并补充史料，目的是尽可能保存和重现部分历史面貌。希望读者能从这样一个真实的视角看到一些事实，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个时代的跃动。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较多，必有纰漏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苏峰

2008年6月于团结湖畔

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于光远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孙长江

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你的耳畔还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77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陈建功

兴奋的事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到了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今天》创刊……突然一下子，可以表达自我了。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