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家的餐厅里有件带玻璃门的餐柜，餐柜里放着一片兽皮，只是很小的一片，不过厚实，很有皮革的质感，上面还带着几条粗硬的棕红色兽毛。祖母把那片兽皮用大头钉钉在硬卡纸上，那钉子都已经锈迹斑斑。可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卡纸上的字。
“那是什么？”
“雷龙的皮。”
我的母亲只知道两种史前动物的名称——猛犸象(mammoth)和雷龙。她晓得那不可能是猛犸象，因为猛犸象生长在西伯利亚。
后来我学到，雷龙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因为体型过于庞大，上不了诺亚的方舟，故而消失在上帝的大洪水中。我想象着一只庞大丑陋的怪兽，长着尖牙利爪，两眼放射出凶恶的绿光。有时候，那怪兽会踏平卧室的墙，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祖母的雷龙生活在南美一个叫巴塔哥尼亚的地方，那里是世界另一端的尽头。千万年以前，它被埋人冰川，困在蓝色的冰中，随着冰川流到谷底，毫发无损。发现它的是祖母的表哥，查理·米尔沃德(Charley Milward)船长。
查理·米尔沃德驾驶的商船在麦哲伦海峡附近沉没，他幸免于难，并在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港长期待了下去，在那儿开了家修船厂。在我的想象中，查理·米尔沃德是人中之龙，高大结实，寡言少语，两鬓络腮胡须上窄下宽，两只湛蓝的眼睛炯炯发光，头上的水手帽斜向一边，脚上蹬着水手靴，靴子顶上的皮向下卷起一道。
他肯定一眼就发现了戳在冰中的雷龙，接下来的一切他再在行不过了：先把它大卸八块，再抹上盐，装进大木桶，运回位于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仿佛看到鲜血和冰沫四溅，皮肉和盐块齐飞，一帮印第安雇工忙得手脚不停，岸边还排着一长溜大木桶。天哪，那是巨人干的事儿，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船过赤道时，雷龙开始腐烂，抵达伦敦时已是一大块臭肉，所以如今你在博物馆里只能欣赏到雷龙的骨骼，却看不到皮毛。
好在，查理把一小片雷龙皮寄给了他的表妹。
祖母的住处是一幢红色的砖房，房前种了一排月桂树，开着星星点点的米黄色的小花粒儿。屋顶上有高高的烟囱、尖尖的角阁，屋前有片小花园，里面的玫瑰花的颜色像血一样浓。进到屋里，你会闻到一种近似于教堂的气味。
祖母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不多，除了她的体形。小时候，我时常会爬到她宽大的双膝上，有时还会抬头调皮地瞄上她一眼，看她还能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祖母脑袋上方挂着几幅油画，画的都是中世纪荷兰商人，画中每个人都长着像屠夫一样圆滚滚的脸，半埋在带着花边褶、像轮子一样绕脖子一圈的衣领中。壁炉台上放着一对日本人偶，我跟它们玩儿，有时也跟祖母家的活节德国木偶猴玩儿，不过我缠着祖母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把那片雷龙皮给我吧，求您了。”
以后的一生中，我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渴望从没超过那片兽皮。祖母说，有朝一日会给你，或许吧。祖母去世时，我说：“现在可以把雷龙皮给我了吧，”可妈妈说，“你说那片兽皮啊，恐怕已经扔了。”
在学校，我把雷龙的故事说给同学们听，可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科学课老师说我肯定把雷龙和西伯利亚猛犸象给搞混了。他对全班同学说，俄国科学家确曾吃过深度冷冻的猛犸象肉，还教训我以后别再撒谎。他说，雷龙是爬行动物，皮上没有毛，披着一层鳞片般的坚甲，说完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艺术家画的想象图——艺术家的想象同我的想象相差何止万里——灰色的皮肤，透着点儿绿色，小小的脑袋，巨大的脊背起伏不平，在湖里不声不响地啃着水草。那头长毛的雷龙让我臊得无地自容，可我确定它不是猛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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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三十四岁的布鲁斯·查特文登上南行的夜班长途客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由此开启了一段由流浪记者到20世纪后期最新颖独特的作家的蝶变之旅。同年，几乎同日，我走出校门，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名乡村牛仔。向南远眺，大平原绵绵延展，直通巴塔哥尼亚。
那一年，我十七岁。大平原触目惊心，理所当然。十个月后，我到了狭小、拥挤的英格兰，立马就把那儿的一切给忘到乌有国去了，那儿成群结队的苍蝇，那儿鳞次栉比的马具店，还有那儿的单调和乏味。可命中注定，我还要回去。
六年之后我有机会穿越里奥·内格罗河和丘布特，到火地岛。军政府在路边竖起标语牌，上面写着“认识巴塔哥尼亚，人人有责”，可谁也没有当回事儿。按照一位巴塔哥尼亚作家的说法，巴塔哥尼亚“一无所有，就是一条各种文化盘旋撞击的后街背巷，没什么意思”。
一天清晨，我在特雷利乌以西的泥泞地上等车，一手打着后来在整整一代背包客中流行开的手势，一手从包中掏出一本书。书是廉价版，时至今日，翻开书页，仍能清晰见到当年留下的折印，边白上留着我三次造访巴塔哥尼亚一路上记录下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我对书的作者一无所知，只不过当时那是我能买到的唯一一本和我的目的地有关的书。我翻开第一页，读起第一段。就这么简单，说真的。
巴塔哥尼亚并非地图上的准确地名，而是一大片广阔模糊的地域，横跨阿根廷和智利，足足有近三十五万平方英里。其实，单从地表特征来辨认巴塔哥尼亚反而更快些，只要看到冰川运动留下的玄武岩砾石，还有主宰着大地的低矮灌木，你就知道，自己已立足于巴塔哥尼亚的大地上。巴塔哥尼亚也可以凭气候加以描画：头年10月起，狂风开始暴虐，一刮就刮到来年3月，用查特文的话说，“把人吹得就剩把骨头”。狂风肆虐之下，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驾驶飞机只能飞反向航线。
这片贫瘠广漠却总能抓住旅行家的想象，自达尔文以降，莫不如此。在特雷利乌博物馆，我发现了一部前辈的日记，记日记的人叫约翰·穆雷·托马斯，一位面色严峻的威尔士人，1877年7月起向内陆进发。日记本上若隐若现的铅笔笔迹写道：“昨夜梦见哈丽埃特，仿佛在卧房中，长吻。睡必梦，梦必吻，几乎夜夜如此。”
巴塔哥尼亚的与世隔绝很容易将固有的性格放大：嗜饮者酩酊大醉，虔诚者日夜祷告，孤独者更趋孤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汤姆·琼斯(Tom Jones)曾任驻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领事，1961年出版回忆录《巴塔哥尼亚全景》(A PatagonianPanorama)，书中写道：“据我所知，有二十多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几位与我颇为熟悉。这些人自杀的动机我不敢确定，或许是此地残酷的气候，或许是劳累一天过后，营帐中的生活过于寂寞，也或许是一轮豪饮之后，突发忏悔之心。”
……
文如其人，查特文笔下的巴塔哥尼亚让人爱恨交织。那位巴塔哥尼亚国王曾在法国南部佩里戈尔(Perigord)小镇的庄园中对我说：“那是本不幸的书。”国王举起手中的香槟，祝“巴塔哥尼亚和阿劳卡尼亚王国自由万岁”，身边围着流亡小朝廷的朝臣。这些人对查特文的评价如同灌了水银的气球，直线下沉。
然而，在巴塔哥尼亚本地，查特文的书带来了一些效应。1981年，查特文走后六年，盖曼只剩下几排布满灰尘的红砖房，只有两间茶室，那一地区说威尔士语的人口只剩下不到两千，已处于消失的边缘。莫里亚小教堂后的墓地中，最早开拓者墓碑顶端的雕像已开始倾斜，墓碑前摆着廉价塑料玫瑰，在烈日下融化。整个地区正逐步退回到荒漠之中。今天，村庄在毕塞尔教堂以外的地方有了新扩展，建了七间茶室，其中一间叫“盖尔提德”，牧场风格。1995年11月，威尔士亲王王妃戴安娜造访此地，就对那间茶室情有独钟。每年一月份，一支合唱队为一车一车的旅行者每周表演两次，其中有五百名游客来自美国，乘游轮沿海岸线南下至此地。盖曼在地图上牢牢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查特文在自己的书中分给此地八页纸。今天，当游轮停泊在玛德琳港的码头时，船上时常响起朗诵那八页纸的声音。
“该写点什么，说说那些人手一本《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外国佬，”合唱团成员法比奥·罗伯茨·德·冈萨雷斯(FabioRoberts de Gonzalez)说道，“那本书就是他们的《圣经》。”
2006年
传奇，是布鲁斯·查特文不算长的一生最贴切的批注。拥有不安分的灵魂，随时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心爱的鼹鼠皮（Moleskin）笔记本四处游历。
查特文天生是说故事的高手，把虚构故事和旅途经历编织得天衣无缝。
故事始于祖母家玻璃橱柜内的一小块“雷龙皮”。在查特文幼年的心里，这片毛皮就像一把钥匙，不经意为他打开一扇通往神秘国度巴塔哥尼亚的窗户。1972年某天，他在巴黎出席设计大师艾琳·格雷举办的沙龙时，看到一幅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图，直呼我一直想去那里。就这样，他从报社辞职了。
一个月后查特文置身巴塔哥尼亚的荒芜中，这里“一片空无……是一条各种文化在其中打转的黑巷”。巴塔哥尼亚并非地图上特定的区域，而是一片不明确的广大领域。它可以用土壤来区分，也可以用气候来形容：这儿的强风可以一路从十月吹到三月，能让《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往后，而不是往前飞。查特文说，强风“可以将你生吞活剥”。
这份苍凉、孤绝的力道足以迫人回归自我，查特文也试图在此思考“孤独”这一永恒的主题。在这趟自童年即预约下来、奔向世界尽头的旅程中，查特文没有去做个人评判，而是客观地说着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旅行故事。
这就是《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长篇小说《巴塔哥尼亚高原上》讲述了：
孩提时，布鲁斯·查特文在祖母的餐柜里发现了一小块棕红色的兽皮，点燃了他对其来源的异想天开。为了寻找那神秘而独特的野兽，他只身前往巴塔哥尼亚高原。旅途中，他遇到了一些人：潘帕斯草原的高卓人、法国女高音，以及在矿区找工作的嬉皮士等，在这些“遇见”中点缀着或真实或想象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