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读史明智、读史育人、读史资政。今天我们隆重推出王立群读史系列丛书，该套丛书是在央视百家讲坛基础上增补、润色、完善、修订而成，比电视更深刻、更完整，让您开卷有益，让您读史明智。王立群先生的读史系列丛书既不同于正史的严肃晦涩，也不同于演绎、影视作品的杜撰戏说、漫无边际；它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做到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汉武大帝》：王立群先生2007年在百家讲坛讲述了“王立群读《史记》”的靠前个系列汉武帝，并出版了登上百家讲坛之后的靠前本书《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大帝》。王立群后来回忆说“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只出版了一个删节本的《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大帝》。”此次我们推出的《王立群读<史记> 汉武大帝（全本）》是王立群先生专享授权近期新修订增补的全本汉武大帝。本书以节目内容为蓝本，针对图书需要，进行润色、增补。北击匈奴，凿通西域，经营东南，开拓辽东，他缔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他实现了一个国家靠前的盛隆，他树立了一个民族彪炳千秋的自信。独尊儒术，崇信方士，巫蛊之祸，轮台罪己，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充满了争议。他是中国历目前靠前位倡导尊儒的帝王。他是中国历目前毕生致力于战争的帝王。他是中国历目前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的帝王。他是中国历目前靠前个下罪己诏的帝王。他是中国历目前集明君与暴君于一体的帝王。他就是《沁园春·雪》中提到的“秦皇汉武”中的汉武大帝。《吕后》：《王立群读<史记>之无冕女皇吕后》（修订版）2013年12月出版，2014年1月份上市。本书采取传记特点和历史评论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深度剖析了中国历目前靠前位女主“无冕女皇”吕后的传奇一生。从吕雉出嫁到吕后诛功臣、虐戚姬、杀皇子、封诸吕等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故事及以全面、真实、客观的视角下的吕后一生的功过是非的评判。是很真实、很鲜活、很完整的吕后全传。此次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王立群读<史记>之无冕女皇吕后》（修订版）一书是在原版的基础上润色、增补而成。跟随作者重温那

《汉武大帝》：
一 史家绝唱
先河之作 史中翘楚／忍辱负重 千古绝唱／一家之言 大器终成
二 宫闱角逐
累世皇亲 窦氏浮沉／心比天高 王娡得势
三 立储风波
刘嫖：机关算尽为女儿／栗姬：命中无时终须无／窦太后：斗转星移定乾坤
四 储君之争
舐犊情深 心系幼子／任性妄为 恶果自食／栗走窦来 好事多磨
五 继位太子
四两千斤 窦意顿除／不识时务 行刺自戕／此消彼长 还看圣心
六 景帝清障
荣华已尽性命堪忧／命案蹊跷 真凶难逃／虎毒食子 相煎何急
七 平安太子
突访细柳 文帝相惜／帝心难测 默契不复／木强则折 英雄可叹／帝相矛盾 终成祸首／卫绾佐之 平安太子
八 董生对策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庙堂之策 一拍即合／文安天下 儒定乾坤
九 窦婴为相
阴差阳错平步青云／耿直任性 谁与评说
十 太后干政
新政之火 旧宠燃眉／太后震怒 新政夭亡／儒生之悲 任重道远
十一 田窦交恶
窦婴罢相 灌夫卸甲／家宴索田 田窦积怨／图穷匕见 厮杀在即
十二 窦婴之死
引火烧身 大势已去／遗诏催命 千古疑案／死生有因 公理在心
十三 汉匈交兵
十四 马邑之谋
十五 阿娇失势
十六 初露锋芒
十七 平步青云
十八 横空出世
十九 李广难封
二十 凿空西域
二十一 公孙丞相
二十二 煽风点火
二十三 借刀杀人
二十四 琴挑文君
二十五 情变之谜
二十六 以死杀人
二十七 童言无忌
二十八 淮南大案
二十九 皇室恩怨
三十 一错再错
三十一 另类奇才
三十二 庐山真面
三十三 一代将星
三十四 宠信江充
三十五 太子失宠
三十六 巫蛊之祸
三十七 临终托孤
三十八 千秋功过
三十九 绝笔之作
后记
《吕后》
《宋太宗》
《宋太宗Ⅱ》

    《汉武大帝》：

    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前提是，汉景帝一共有十四个儿子：

    王美人生了一个儿子——胶东王刘彘（后更名刘彻，即汉武帝）。

    唐姬生了一个儿子——长沙定王刘发。

    贾夫人生了两个儿子——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

    栗姬生了三个儿子——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

    程姬生了三个儿子——鲁恭王刘余、江都易王刘非、胶西于王刘端。

    王夫人生了四个儿子——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

    说来话长，刘彻是汉景帝前元元年（前１５６）出生，也就是汉景帝即位当上皇帝的当年出生的。汉武帝不是景帝薄皇后嫡出，也不是景帝长子，他四岁被封胶东王，七岁被立为太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此时的刘彘对自己的命运接近没有任何控制能力。他之所以被立为太子，是景帝后宫中五个地位不同而又性情迥异的女人多年角逐的结果。

    那么，这五位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她们之间的宫闱角逐究竟又是如何导致刘彘命运的巨变呢？

    薄皇后是汉景帝的祖母薄太后的娘家人。她能当上景帝皇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她是薄太后的娘家孙女。

    谁又是薄太后？

    薄太后是汉高祖刘邦的嫔妃，汉文帝的皇太后（母亲），汉景帝的太皇太后（祖母）。她原是魏王魏豹的嫔妃，魏豹被韩信打败之后，薄姬被安排到刘邦的宫中织布房做女工。魏豹在荥阳被杀之后，刘邦偶然来到织布房，看见薄姬长得很漂亮，就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后宫里（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史记·外戚世家》），但是，因为后宫美女众多，薄姬被安排入宫之后，刘邦也就没有再过多地留意她。薄姬也就结结实实地切身体会了一番“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的滋味。

    刘邦好色，在与项羽的荥阳会战期间，吕后恰好在项羽阵营做人质，刘邦的身边当时聚集着许多女人，其中有两个就是薄姬的幼年玩伴管夫人和赵子儿。有，她们两个笑话薄姬说：“以前我们三人约定，无论谁先被宠幸，一定不要忘了另外两个（先贵无相忘。《史记·外戚世家》）。如今我们两个都被宠幸了，就剩下你了。”刚好这话被刘邦听见，就询问其中的原委。管夫人、赵子儿据实相告。刘邦心里很好同情（怜）薄姬，就召她入宫伴寝（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史记·外戚世家》）。

    薄姬是个很好老实的女人，说她每天“缦立远视，而望幸焉”一点也不过分。一听说刘邦召她伴寝，面对突然到来的机会，她马上对刘邦说：“昨晚我梦见苍龙盘在我的腹上。”（老实人也会营销自己啊。）刘邦说：“这是个贵征啊，那我玉成你吧。”（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史记·外戚世家》）于是，仅仅就此一夜之情，薄姬竟奇迹般地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刘邦八子中的第四子刘恒。也就是这次幸运的怀孕，薄氏家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幸运之门。

    薄姬虽然为刘邦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本人并没有得到刘邦的宠爱。这恰恰是薄姬的又一幸运之处。因为，刘邦死后，吕后将刘邦生前宠爱过的嫔妃一律扣在宫中，不准出宫。在戚夫人等众多嫔妃相继受到吕后迫害时，唯独这个备受冷落、从不受刘邦宠爱的薄姬，却免挨吕后的屠刀或幽，到她儿子的封地代地与刘恒共住了（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史记·外戚世家》）。

    来到代地之后，薄太后与其子刘恒都极其谨慎，因此，薄太后的娘家落了一个很好好的评价。

    此后不久，在吕后“很后的疯狂”的高后七年，三任刘姓赵王被害之后，吕后召代王刘恒改任赵王，刘恒婉辞相拒，表示自己愿意镇守边地（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史记·吕后本纪》）。这样，代王刘恒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躲过了吕后的迫害，他没有改任赵王，也没有在高后七年被害。这不能不说是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在薄姬母子身上。

    第二年，吕后病死。诸吕被灭之后，薄氏家族第五次幸运也随之到来。在平定诸吕中毫无建树的代王刘恒又被大臣拥立为皇帝，他就是历目前的汉文帝。

    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在平定诸吕中一无建树而被立为皇帝，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主掌朝政的陈平、周勃等大臣一致认为：刘恒的母亲薄太后很好谦恭，她的娘家人也奉公守法，不会造成吕氏专权的局面（吕后专权给人的印象太深）。

    吕后临朝称制，手握帝位的废立大权，对西汉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皇子皇孙的娘家背景，成了决定立谁为帝的一项重要标准。

    薄姬为人处世很好谦恭，不但在血雨腥风中保全了性命，而且成全了她的儿子坐享荡平诸吕的成果，成为继承大统的皇帝，自己也名正言顺地成了皇太后。造化弄人，又有谁会想到，不受宠、不争宠也能是人生的一种幸运呢？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这样，刘邦生前很不重视的薄姬，到文帝朝已经成为皇太后的薄太后，为自己的孙子（汉景帝）选了一位太子妃，薄氏娘家的一位孙女（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史记·外戚世家》）。

    生性谦恭的薄太后为什么要为孙子选皇后呢？为的是让娘家人永享富贵。糊涂啊！老祖母为孙子选妃子，能成功吗？

    人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儿子当了皇帝，自己当了皇太后，薄太后多年来的谦恭谨慎有了很大变化，她再也不是当年皇宫中的织布女工，也不是不受宠爱的一位普通嫔妃，她是皇太后了。长久以来饱食幸运之果的薄太后早已习惯了安逸、富贵、荣耀的生活，如今她也像吕后一样，企图让薄氏家族长盛不衰、永享富贵。

    依然造化弄人，但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于薄太后了。薄太后做梦都不会想到，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家族大厦，随着她的离世，顷刻间也土崩瓦解。“薄太后崩，废薄皇后。”（《史记·外戚世家》）

    事实上，她的孙子并不喜欢这位祖母娘家孙女的皇后（皇后毋子，毋宠。《史记·外戚世家》）。这和吕后当年让自己的亲外甥女嫁给自己的儿子惠帝一个样。惠帝不喜欢她的亲外甥女，结果导致皇后无子；而惠帝偏偏和后宫自己喜欢的宫女生了六个儿子。因为，他是皇帝啊！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他可以娶一位不喜欢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皇后，但是，皇帝身边岂无女人？他可以接受这位不喜欢的皇后，而自己则可以将皇后扔到一边，另觅其他女人。当年，吕后的自作主张，害得亲外甥女无子，当了一回“处女皇后”。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

    薄太后为汉景帝选的这位薄皇后，与当年汉惠帝的张皇后一样，不为景帝所喜爱。景帝和她也没有生子。

    汉景帝的生育能力很好之强，他总共有十四个儿子，这还不包括他的女儿，他和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就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因此，他至少有二十个以上的子女，唯独和薄皇后无子。

    要么，薄皇后确无生育能力。

    要么，薄皇后确不被景帝宠爱。

    但是，薄太后是景帝的太皇太后，她与汉景帝、薄皇后的关系是祖孙关系。巨大的年龄差距使她对薄皇后的支持有着巨大的时间约束，她不可能长期支持薄皇后，因为她不可能长期在世。

    到了景帝前二年，薄太后去世。薄皇后的靠山倒了，薄家的幸运也走到了头。景帝前六年（前１５１），汉景帝以无子为由，废了薄皇后（薄太后崩，废薄皇后。《史记·外戚世家》）。其实，无子是表象，无宠才是本质。薄太后因为无宠而保身荣族，薄皇后因为无宠而冷落被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对于薄家两代人的浮沉命运，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又能怎么说呢？

    景帝废后，在汉代历目前是靠前次，它开了后代皇帝废皇后的先例。

    薄皇后无子的事实为其他十四位皇子继承大统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汉景帝不存在立嫡之事（嫡母无子）。同时，一场聚焦于立储之争的宫闱角逐，以薄皇后无子被废事件为导火索，悄然而又激烈地爆发了。

    在排除了立嫡因素之后，摆在十四位皇子面前的争储道路清晰明了。然而，在长幼有序的封建社会中，太子之位对于排行第十的刘彘来说，依旧山高水远。这时，改变刘彘命运的第二个女人出现了。

    薄皇后被废的意义在于它拉开了景帝后宫宫闱角逐的序幕。

    皇后先立后废，为其他嫔妃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刘荣被立为太子而其母栗姬未被立为皇后，也为诸多嫔妃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

    《吕后》：
    吕后位居中国历目前三大女主———吕后、武则天、慈禧———之首。在中国皇权继承制上首创“垂帘制”，开启后代母后独掌皇权的先例，对中国古代皇权继承制影响深远。本书所说的“ 垂帘制”并非今人理解的“ 垂帘听政”，而是将“ 吕后称制” 俗称为“ 垂帘制”，即母后掌权的一种通俗说法，是为了与今人习惯于将母后掌权称为“垂帘听政”取得一致。对于吕后，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她的凶残、暴虐的一面，对她的一生缺少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吕后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她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是一位凶残暴虐的女魔头吗？
    吕后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人们对她的称呼，她的原名叫吕雉。
    吕后的家乡是单父（今山东单县）。她父亲的名字由于史书没有记载，今天已经无从考究了，史书称他为吕公。吕公有四个孩子：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长女吕雉，次女吕嬃。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至交好友，吕公惹了仇家，来沛县避祸，并住在县令的家里。后来，吕公对沛县感觉不错，便把家安顿在沛县。
    吕公很初客居沛县之时，县里有地位和声望的豪杰与吏员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来凑钱喝酒（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这次酒宴，萧何主管收礼。萧何后来成为刘邦麾下三杰之一，官居相国。但这时，他还只是沛县县令手下的一名小小的长吏（ 萧何为主吏，主进）。亭长印按照萧何定下的规矩，献钱不满一千的人只能坐在堂下喝酒，份子钱超过一千的人才能坐到堂上喝酒。刘邦来到以后，大喊一声“ 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就直接来到堂上，实际上，刘邦一个子没拿（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 贺钱万。” 实不持一钱。《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刘邦为什么敢如此公开撒谎？ 负责收礼的萧何难道没有发现？
    靠前，玩笑成习。第二，萧何掩护。
    先说靠前点。刘邦平日和县里的官员吏员们开玩笑开惯了。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虽然只是一位小小的亭长，但是，他平日却一向藐视县里的这些县吏们，经常和他们戏耍、玩笑，从不把县吏们当回事。他也知道县里这些小吏、豪绅庸才多而能人少，刘邦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县吏、豪绅。再说第二点。刘邦深知萧何不会戳穿他的谎言。这次负责收礼的人是萧何，萧何平日对刘邦很好关照。刘邦未做亭长之前，萧何就经常护着刘邦。刘邦做了亭长之后，出远门到秦朝都城咸阳押送服徭役的百姓，每当此时，县里的官员们就送点钱给刘邦，萧何往往比其他官员多拿将近一倍的钱赠送刘邦（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既然萧何负责这次酒宴的收礼，刘邦自然敢于大讲谎言。至于萧何，当然知道刘邦一文钱没拿。但是，出于对刘邦的袒护，他保证不会起底。萧何这样，刘邦堂而皇之地坐到了堂上。吕公一听“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大为惊讶，赶快起身相迎。因为“ 贺钱万” 在当时是个很好了不得的数字。
    从酒宴的规格看，出一千钱的都已经是贵客了，都要请到堂上喝酒。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刮目相看。从来人的身份看，比亭长官高的人不少，但都没有“ 贺钱万”。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从实际收入上看，秦代一位县令的年俸也只是数千钱，至于亭长，一年的俸钱不足千。一个亭长一次酒宴敢于“贺钱万”，保证是个惊人的数字。吕公当然不相信刘邦能“ 贺钱万”。但是，吕公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中的是刘邦敢于公开撒谎的胆量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
    所以，吕公听到这么一个巨大的数字，大吃一惊。立即起身，迎到门口（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人们谈起刘邦，总认为这家伙是个无赖、流氓。这种看法不错。刘邦确有流氓、无赖的一面。像这种大型酒宴，他一文钱不拿，高喊一声“ 贺钱万”就堂而皇之地走进堂上，当然属于流氓行为……

    《宋太祖》：
    寻常而又不寻常陈桥兵变，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将后周柴氏的天下变成了大宋赵氏的政权。从历史的长时段发展来看，陈桥兵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但是，在当时看来，陈桥兵变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军事政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中国历目前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代。 靠前，一个君臣义绝的时代。《宋史》说：五代所建立的国家，传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换姓氏，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受雇佣一样，旧皇帝下台，就侍奉新皇帝，大家习以为常。因此，后唐刚刚灭亡就向后晋称臣，后汉刚刚宣布禅让就当后周之臣。君主信赖的臣子、国家依赖的将领，一旦国灭，不能以名节定生死，伦理道德被废弃殆尽(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世主之所宠任，社稷之所倚赖，而更事异姓，不能以名节生死，伦义废矣。《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大臣、将领把自己定位为给皇帝打工的，维系一个政权稳固的忠义理念就不重要了，给谁打工不是打，因此换个领导也无所谓，当臣子的不觉得耻辱。所以，这个时代的文臣武将历经几个朝代依然春风得意的比比皆是。面对赵匡胤的兵变，宰相王溥率先降阶下拜，范质虽然犹豫了一下，但也随即下拜。禅让仪式正准备进行，忽然发现尚未准备禅位诏书，翰林学士陶谷立刻“出诸袖中”。风向一变，则顺风而偃。君纲不振，忠义不立，君臣义绝，国家颠覆自在意料之中。这是赵匡胤能轻易夺得后周政权而人心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一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李唐晚期，藩镇割据，嚣张跋扈，天下瓦解。五代十国是唐末混乱局面的延续。这是一个崇尚军事力量、接近以武力定胜负的时代。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占据了主动，一旦兵控京师，就可以成为新朝的皇帝。当时有句话很流行，能够反映当时的局势和武将的心声。这句话是后晋安重荣从军卒升到成德节度使后说的——“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卷五十一《安重荣传》)天子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谁掌管了枪，谁就可以做天子。有没有皇室血统，接近不用考虑。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兵强马壮者能当上天子，而军事力量在不同的军阀将领之间又此消彼长，有机会的人自然不止一个，所以皇帝的更换频率很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天。而且，五代时期，依靠军士拥立取得政权似乎成为惯例。在赵匡胤之前，至少已有三个成功的样板。靠前个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第二个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第三个是后周太祖郭威。在这三个样板中，郭威的榜样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因为赵匡胤亲自参与了这次事件，他对依靠兵变黄袍加身的流程已经谙熟于心了。在五代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赵匡胤是第四个依靠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皇帝。因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对赵匡胤，对后周文臣武将，对后周的百姓，一点也不觉得突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君臣义绝，兴亡以兵，所以五代时期的文臣没有坚定的立场，如墙头草随风倒；武将则凭借兵强马壮，嚣张跋扈，恣意妄为。从后梁到后周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天下更换了五个朝代，文武大臣早上还一起上朝朝拜皇帝，晚上则有人可能荣升为皇帝，接受同僚的朝拜，忠义之风荡然无存(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田况《儒林公议》)。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兵变不断，看得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周的殿前军优选统帅赵匡胤抓住后周“主少国疑”的很好时机，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次改朝换代了。陈桥兵变是寻常的，然而又是不寻常的，因为这次兵变具有与以往历次兵变迥异的特色。 一句话，陈桥兵变是一次依靠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平演变。靠前，兵不血刃。陈桥兵变没有宫门喋血，不见遍野伏尸；没有四起的烽烟，不见连绵的兵祸。开封城的一砖一瓦都不曾受到毁坏，在和平演变中后浪推前浪，大宋把后周拍在了沙滩上。“在中国历目前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宋太祖赵匡胤》)这就是陈桥兵变寻常中的不寻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率领大军严整有序地进城，没有发生战争。史书中有一个细节，赵匡胤带兵出城时走的是外城东北侧的爱景门，回城时走的是东侧的仁和门。一些笔记中(如《玉照新志》、《随隐漫录》 )说当时北侧的城门守卫者拒绝接纳赵匡胤人城，为了避免流血，才转走东城门，没有发生像郭威进城时“矢射如雨”的抵抗。赵匡胤也提前安排好了家人的安全，对后周的小皇帝也采取了优待的政策。没有战争，没有流血，一切井然有序，妥善处理后周皇室，这就与郭威兵变有了本质的区别。当然，也不是说陈桥兵变中没人死亡，在京巡检韩通就是在准备组织反抗时被杀的，这当然是个例外。史书上还说“并其妻子”，一些笔记中又演绎成杀其全家。事实并非尽然。据陈保衡于建隆元年(960)二月二日，也就是韩通死后的第二个月，撰写的《韩通墓志》记载，王彦升并未全部诛杀韩通家人，韩通的二女、三女、四女以及幼子均得幸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十七册)。这次诛杀或者真的是一次突发事件，也很可能是赵氏集团有意识、有选择地清除政敌的一次行动，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显然不同于纵容士兵的肆意屠杀。第二，市不易肆。郭威兵发开封之时，曾让手下人宣布：攻京城，允许抢劫十天(俟京城，听旬日剽掠。《资治通鉴》卷二八九)。等到大军进城后，“诸军大掠，通夕烟火四起”，手下人告诫郭威，“再不制止抢掠，今晚就只剩下一座空城了(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资治通鉴》卷二八九)”。史书中记载了两则实例。
    《宋太宗》：

    (12) 强弱异势

    五代后汉乾祐四年（951），后汉重臣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王朝。后汉被推翻后，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晋阳（今太原）称帝，建立北汉政权，继续使用后汉的年号，依靠契丹的庇护，开始与中原朝廷对抗。四年后，胸怀统一大志的后周世宗柴荣曾兵伐太原，由于辽军的支援而被迫退兵。大宋开宝元年（968）、开宝二年(969)、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曾先后三次兵发太原，均由各种因素，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北汉是十国中专享在北方的蕞尔小国，疆域不及后周的十五分之一，不及大宋的三十分之一，人口三万多户，这样一个疆域局促、土地贫瘠、人民贫穷（地狭产薄。《长编》卷四）的割据政权，在五代后期的动荡局势中，为什么能够维持二十九年？为什么能够顶住周世宗、宋太祖多次大规模的讨伐呢？


    北汉：我有恃故我在

    区区北汉能够顶得住周世宗、宋太祖的数次讨伐，有多方面的因素，此处主要从北汉的角度来看，总结为七点。
    靠前，地险。
    北汉是十国之一，都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史书上习惯将这一区域称为河东，因为这一区域处于黄河“几”字形右侧，位于黄河东部。河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备了左右五代政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汉东面为太行山，西面有龙门、黄河，北面有雁门关、五台山，南面是霍山、鼠雀谷。这样的一个山川险固的军事要地，易守难攻，是历来兵家必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是据此起家。后汉的开创者刘知远离开太原入主中原时，不肯将此地授予他人，任命其弟刘崇坚守，这也是刘崇能各大够建立北汉的军事地理条件。河东是个盛世很后归附、乱世很先叛乱的地方（国家盛则后服，国家衰则先叛。《山西通志》卷五十七），也是源于其山川险固的军事地理条件。
    第二，城固。
    太原城历史悠久。历目前晋阳城军政地位特殊，曾作为赵国初都、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盛唐北京而名著历史。李唐王朝即发迹于太原，五代政权也多发迹于此，千百年来，一直是政治军事要地。太原城经过千百年的经营，城墙十分坚固，周长有四十里（太原城方四十里。《新五代史》卷七十《东汉世家》），以当时的兵器，要顺利攻陷这个堡垒是相当困难的。晋阳城墙坚固，得到了当今考古与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的证明，晋阳古城墙地面遗存宽约30米，夯土构建，土质杂乱且坚硬（沈鸿雁等《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地球物理特质》）。
    第三，王气。
    李唐王朝发迹于此，此后五代好几个政权均从这里起家，望气者说这里有王气，是出帝王的地方，宋代称之为龙城，也流传着能出真龙天子的说法。这虽然是迷信的说法，但这种舆论对北汉割据者的心理作用、对北汉民众、士兵的凝聚力无疑是很有用的，这也北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部分心理基础。
    第四，死敌。
    北汉与中原王朝有世仇，是死对头，这要从北汉的建国说起。北汉是在后汉灭亡后建立的。后汉是五代中很短命的一个王朝，仅存在了四年。建立者刘知远在位一年就死掉了，年仅十八岁的汉隐帝即位。汉隐帝年幼，大臣专政，枢密使郭威主持河北军政，统率诸镇，拥兵自重，逐渐具备了左右朝廷的能力。后来，汉隐帝为收回权柄，大肆诛杀大臣，郭威家族身在开封，全遭屠杀。汉隐帝又遣使诛杀郭威，郭威不得已，率兵回汴，控制了局面，汉隐帝也在混战中被杀。郭威并没有接着自立为帝，而是搬出了刘崇的儿子刘承赟（yūn），刘崇是刘知远的弟弟，当时他正要率军与郭威决战，见郭威立自己的儿子为帝，高兴地说：“我儿子做皇帝了，还有什么担忧的（我儿为帝矣，何患？《新五代史》卷七十）？”也就不再举兵。当时的形势，谁都能看出郭威立刘承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但偏偏刘崇脑子进了水，还把劝谏他继续出兵的人给杀了，说是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结果，他的儿子还没有到达开封，郭威就在澶州黄袍加身，杀回开封，亲自做了皇帝，这就是后周。从徐州赶往开封准备登基的刘承赟，才到宋州（今商丘）就被杀了。
    刘崇自视为后汉的继承人，于是割据太原，改名刘旻，国号仍称汉，还用后汉的乾祐年号，这就是北汉。在刘崇看来，刘家的天下被篡夺，他的皇帝儿子被杀，所以与后周有不共戴天之仇，刘崇以报仇复国为号召，建立北汉割据政权，当然视后周为死敌。因为有这种历史的原因，后周攻打北汉时，北汉上下自然以死相搏。
    大宋王朝代周以后，北汉视中原朝廷为死对头的心理仍根深蒂固。所以，宋太祖曾通过边境的间谍向北汉国主传话说：“您和后周世代有仇，坚决不向其低头，这接近可以理解。现在我和您又没什么过节，为什么还继续让一方之民受困呢？如果您有称霸中原的想法，不妨走出太行山，南下中原，咱俩一决雌雄（尝因北汉界上谍者谓北汉主曰：“君家与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长编》卷九）。”从宋太祖对北汉国主的传话可以看出，后周虽然被大宋取代了，但北汉把中原朝廷看作仇恨对象的心理仍然继续。有这种历史渊源，有这种心理存在，北汉问题和平解决自然不可能，战争征服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第五，顽固。
    北汉政权内部的顽固派势力有强大的基础，这是北汉政权的构成决定的。
    一是刘崇长期在河东统治，有统治基础。
    二是刘氏政权以后汉继承者相标榜，以维系刘家血脉相号召，对一部分后汉遗民有影响，由此形成固守一隅的顽固派。北汉国主对宋太祖通过边境间谍传话的答复是：“我们家族世世代代不是叛乱之人，我固守于此，就是为了刘氏家族不断血脉。我的土地兵马比不上你，不会南下，你要是想打，你来就是，我们会背城一战（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汉氏宗祀耳。土地兵马，不能敌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决胜负，当过团柏谷来，背城一战。《长编》卷九引《十国纪年》）。”这话说得倒是不卑不亢，话语中不乏对后周甚至对大宋政权由来的讥讽，更有据城而守的理由与顽固。
    另外，宋太祖在登基之初平定李筠联合北汉的叛乱时，也有一部分人逃亡北汉，这部分人也是顽固死守派。顽固死守这一派在北汉朝廷中占了知名品牌。所以，当北汉的投降派——宰相郭无为——在开宝二年面对宋太祖亲征的猛烈攻势，以死劝说北汉国主投降赵宋时，北汉主不但不为所动（明日，宴罢，群臣皆预，宰相郭无为哭于廷中，拔佩刀自刺，……盖无为欲以此动摇众心也。……郭无为复劝北汉主出降，北汉主不听。《长编》卷十），后来，干脆将郭无为借机杀掉，可见北汉的顽固派势力不小。宋太宗时攻打北汉，北汉国主刘继元投降以后，北汉的民众还在继续抵抗。“君王出降民犹战”的事实，一再证明了北汉抵抗派的顽固（金代元好问有诗《过晋阳故城书事》，中有云“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反映的即是这个史实）。
    第六，强援。
    北汉自建国起，就投靠军事实力强大的辽，向辽自称侄皇帝，接受辽的册封，不断向辽进贡，成为辽的一个附属国。辽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愿意将北汉作为一个与中原朝廷对立的中间地带、缓冲地带，视北汉政权为牵制中原王朝的重要砝码。辽国的执政大臣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国和北汉，是父子之国（我与晋阳，父子之国也。《长编》卷十一）。”因此，出于军事地理上互相依靠的因素、出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北汉一旦告急，辽国立刻出兵援助。辽国骑兵速度快，战斗力强，有战斗能力强盛的辽国罩着，这是周世宗、宋太祖多次攻打太原城而不成功的很重要因素。
    第七，其他。
    在战争中，一些突发问题是不能避免的，这甚至成为左右战争结果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左右战争结果的重要转折点。比如开宝二年太祖亲征北汉的那次战争，大宋退兵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宋在甘草地驻扎，天气炎热，多雨潮湿，士兵染病——应该是肠炎一类的腹泻传染病——宋军因此失去了作战能力，宋太祖才无奈退兵。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宋的这次讨伐功败垂成，因为宋军退却后，被汾水淹泡的太原城墙在水退去之后，自动坍塌了。再比如，北汉军中有刘继业（杨业）那样有勇有谋的善战将领，有战斗能力极强的士卒（兵少而悍。《长编》卷一），等等。
    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后周世宗、大宋太祖多次攻伐太原均以失败告终。在这数次攻伐中，专享不能确定的是宋太祖开宝九年的这次征讨。虽然这次征伐事实上也无果而终，但这次征讨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被终止的。因为宋太祖的猝然而死，即位的宋太宗当务之急是先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下诏班师回京。也就是说，大宋朝廷的这次北征，是半途而废。宋太祖的前两次征伐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意图，我们感到好奇的是，假若太祖皇帝没有猝死，开宝九年的这次北征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北汉与辽：七年之痒

    在上述七大要素中，很为重要也专享有可能改变的是第六个要素——辽国的军事支持。如果缺少了辽国的军事支持，不管河东如何险要，太原城如何坚固，总有被攻陷的时候。所以，通过大宋—北汉—辽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可以推测宋太祖第三次北伐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在大宋、北汉、辽国三者之间，大宋吞并北汉，这是既定的目标，这一点无需申述，否则太祖皇帝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北伐了。剩下的就是辽国与北汉、辽国与大宋之间的问题了。
    先看辽国与北汉之间的关系有无发生变化。通过史书的零散记载，我们发现，北汉在建国者刘崇死后，北汉与辽国之间的关系不再亲密无间，开始出现隔阂。北汉与辽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始于北汉主刘钧改元不向辽国请示、汇报，北汉自建国以来一直使用后汉乾祐的年号，957年，刘钧改元天会，正好七年，所以，用“七年之痒”来比喻两国之间的关系不算勉强。
    造成隔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北汉对辽国侍奉不够勤谨，辽国扣留北汉的使者；二是辽国出于好心插手北汉内政，北汉主对此不满、猜疑并无声地抵制。
    北汉刘崇（刘旻）建国的时候，对辽国侍奉甚是勤谨，事无大小，一定向辽主禀报（每事必禀之）。后来的继位者对辽国军事上仍然依靠，但在礼节上远没有刘崇那么周全恭顺；更令契丹生气的是，北汉靠前的一些大事，如更改年号，支持李筠叛乱，杀死重要大臣等等，擅自做主，且事后不向辽主禀报，这让辽主很恼火。于是派遣使者持书前来问责，因为是父子之国，辽主就像骂自己的儿子一样将北汉主批评教育了一通，语言很不客气。北汉主惊恐万分，赶紧派遣使者，带着厚重的礼品，到辽国道歉谢罪，辽主扣押使者，对北汉不理不睬；北汉主赶紧再派，辽主依旧扣押（北汉主得书恐惧，遣使重币往谢，契丹执其使不报。北汉主再遣使修贡，契丹又执其使不报。《长编》卷四）。北汉像一个犯了错的、理亏的孩子，辽国则像一个得理不饶人的顽固老人，前后扣留的北汉使者至少有十六人之多。试想一下，辽国与北汉之间这种“猫抓耗子”的游戏肯定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实际关系。
    除此以外，辽国还插手北汉内部事务，尽管这种插手很可能出于一种良好的意图，但北汉国主却不这么想，不但怀疑辽国的动机，而且进行无声地抵制。如开宝三年的正月，契丹使者从北汉回国后，向辽国皇帝汇报说：现在的北汉国主刘继元执政很艰难，关键是缺少辅佐他的人。我国与北汉，是父子之国。北汉派遣来觐见的使者不是其重臣，就是北汉国主的子弟。上一届辽主因为北汉偶尔供奉粗疏而勃然大怒，尽数扣留北汉使者，这样做没有啥意义。现在北汉换了新国主，辅佐他的没有一个旧臣，现在他们形势艰难，难道不会怨恨我们吗，还是把扣留的使者都放回去把（我与晋阳，父子之国也。岁尝遣使来觐，非其大臣，即其子弟。先君一怒而尽拘其使，甚无谓也。今嗣主新立，左右皆非旧人，国有忧患，宁不我怨？宜以此时尽归其使。《长编》卷十一）。辽国皇帝深以为然。从《长编》记载的这则材料来看，辽国有与北汉改善关系的意图。为此，辽国主还从扣押的使者中选择了两个人：一个是刘继元的旧臣，一个是刘继元的兄弟。辽国主还给他们预先安排了回国后的职位，一个是枢密使，一个是保义节度使，诏书令北汉主任命。但是，这两个人回到北汉后，新的领导班子集体进谗言，刘继元也考虑到他们在辽国那么长时间，心存猜疑，并没有按照辽国国主的良好意图安置他的兄弟与旧臣，而是将他们下放到地方任刺史去了。辽国皇帝得知大怒，又遣使问责，说本来是派得力的人去辅佐你，你却不领情，“不听老人言”，对辽哪里有半点恭顺之心（将顺之心，于我何有！《长编》卷十一）！北汉国主面对辽国使者的问责诏书，惊恐万分，认为一定是他的兄弟私下里向契丹汇报的，又派人去问责，结果他的兄弟忧惧交加，吓死了（以忧惧死。《长编》卷十一）。这件事情让辽国很恼火，觉得自己这个叔皇帝做得太没很好不错了。
    北汉向辽国自称侄皇帝，辽国干涉北汉的内政也不算过分，何况辽国插手北汉内政的确出自一种良好的意图，没想到会引来北汉国主的戒备、猜疑与抵制。既然如此，辽国要对与北汉的关系需要重新评估与调整。
    辽国与北汉之间的关系出现隔阂的同时，大宋与辽国之间的几次战争也使辽国重新认识了大宋的军事力量。那么，大宋与辽国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此向良好的方向转变呢？

    大宋与辽：从对抗到缓和

    促使辽国对大宋军事实力重新评估并调整外交策略的是辽宋之间的几次战争。开宝三年十一月的遂城（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境内）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照《长编》的记载，这次战争是这样的：
    辽国派遣六万骑兵入侵，太祖皇帝派遣田钦祚率三千士兵抵抗。太祖皇帝叮嘱田钦祚说：“敌众我寡，只需在城下列阵以待，敌至即战，不需追杀（彼众我寡，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长编》卷十一）。”宋兵与辽在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遭遇，辽军稍稍退却，宋则乘胜追击。途中，田钦祚坐骑中箭跌倒，立即换了另外一匹战马，继续追赶，军心振奋，从早到晚，杀敌甚多，一直追到遂城，夜晚进入遂城。辽兵围攻遂城数日，田钦祚考虑到遂城之中粮草不足，突围而出，当晚到达保定，军中无一损伤（军中不亡一矢。《长编》卷十一）。这次战争影响很大，辽国“三千打六万”的传言甚盛。
    表面上看，遂城之战是宋辽交战中一次很小的战争，但如果结合辽宋关系的转变来看，这次战争意义甚大。大宋以三千兵力击败了辽国铁骑六万的事实，让辽国很吃惊，促使辽国对宋军的战斗力重新认识，宋军并非软弱可欺，于是开始调整对宋的策略，开始主动与宋建立外交。
    辽国与大宋关系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两个试探。
    靠前个试探，是由辽国很先发起的，结果大宋积极响应。
    尽管大宋、辽国双方的史书都记载说是对方首先发起倡议、派遣使者主动要求改善两国关系的，但通过研究辽宋双方史料的记载发现，这次主动示好很初是由辽国发起的（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时间是在开宝七年（974）的十一月，辽国通过边境上的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琮向大宋边境的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知州孙全兴致书，试探性地表达了两国通好的愿望。
    这封书信虽然是以辽国边境刺史的名义向大宋边境的知州发出的，显然代表的是辽国国主的意思。在这封书信中，辽国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交恶归咎于后晋的末代皇帝，然后接着说，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过节，如果互通使者，重新修复睦邻友好关系，互为友邦，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二，《长编》卷十五个别文字略异）！这封外交书信，至少透露了两重意思：一是辽国对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厌倦了，二是辽国主动请求互通使节，与大宋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对辽国议和性质的试探，宋太祖积极响应，以相等的规格，不失体面地令权知雄州孙全兴修书答复，同意修好。辽国为了表达与大宋修好的诚意，在事情还没有接近确定下来之前，就派遣使者前往北汉，告诫北汉国主刘继元，说现在形势变了，强弱也变了，不要不识时务，动不动就想进犯大宋（强弱异势，无妄侵伐）。史书上说，接到通命令的刘继元失声恸哭，竟然要出动军队与辽国拼命，幸亏大臣的百般劝说（固谏。《长编》卷十五）才无奈作罢。
    从开宝七年开始，宋辽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两国国主都给对方使者以极高的礼遇，两国之间由此建立了平等睦邻的友好关系。尽管关于北汉与燕云十六州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悬而未决，尽管宋辽双方的文献都没有记载辽国和约的具体内容，但两国之间应该是缔结了和约的，这从后来宋太宗回复辽国使者的话中可以看出，宋太宗征伐北汉时，辽国遣使来询问原因，宋太宗说若辽国不出手救援北汉，和约仍然有效，否则只有战场上说话了（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长编》卷二十）。
    第二个试探，则是大宋发起的，结果辽国选择了沉默。
    开宝八年（975）的三月，大宋潞州的军队进入北汉境内，攻下一座城堡，斩首数千，获得战马八百（《长编》卷十六）。大宋的这次行动，带有明显的试探性质，试探辽国对大宋征伐北汉的反应，而这一次，辽国则选择了沉默。也就是说，尽管辽国对大宋仍保持着戒备，但宋国与辽国之间在北汉问题上似乎已经达成了没有明说的默契。在宋太祖看来，辽国已经不会为了北汉，而毁灭两国已经建立起的友好关系，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于是，在第二年的八月，大宋开始分几路进伐北汉，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尽管辽的文献中有记载支援北汉的材料，但宋方的资料中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暗示辽国的救援只是一种象征性地援助，对大宋而言微不足道，同时也有警告大宋要适可而止：北汉可以放弃，但不要图谋燕云（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如果大宋继续进攻，辽朝很可能会做出放弃北汉的让步，但遗憾的是，宋太祖还没来得及看到很后的成果，就在斧声烛影中稀里糊涂地去了，大宋的这次征伐北汉也因国家优选领导人的更换而暂时中止。
    不妨再总结一下，大宋征伐北汉不错的对手并不是北汉，而是背后的援助者辽国。在大宋—北汉—辽国三角关系中，很初辽与北汉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但是，随着大宋南方统一的基本完成、军事实力的壮大，北汉对辽的态度出现一些粗疏与忤逆，辽国及时调整了外交策略，对自己的属国北汉可能还会保持军事援助，但因为与大宋的关系，这种援助很可能是有限度的、象征性的。辽对宋的示好，是当时军事实力与格局变化的结果，辽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很可能会牺牲北汉而努力保持后晋以来的领土现状，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使大宋默认这种领土现状。所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辽对北汉不再那么看重，而更加重视国力与军事实力更强大的大宋，与北汉、大宋双方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由此我们推测，如果太祖皇帝不是猝死，开宝九年的这次北伐很可能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当然，这只是推测，只是假设。


    按照前面几讲的解释，赵光义正是抓住了太祖皇帝下令北伐、开封城内兵力空虚的关键时机而成功上位的。太宗皇帝登基之时，很要紧的事情不是北伐，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帝位。当太宗皇帝成功地站稳脚跟，并迫使南方的漳泉与吴越纳土以后，他不想攻打北汉都不可能了，何况太祖皇帝几次征伐未果，恰好给他留下了超越的机遇。所以，太平兴国四年，太宗皇帝不管个别朝臣的反对，正式北征。宋太宗的这次北征，能否一举收工？
    请看：钉破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