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从众多的老上海档案中采摘了一此珍贵的史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编写而成的。全书共有三十九篇文章，从各个方面揭示了老上海发展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名人的故事。其中，既有反映正面人物光辉形象的，也有反映反面人物可悲下场的；既有学术性读物的严谨，又有通俗性读物的趣味，读来令人受益匪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许多文章均涉及到了一般读者喜欢了解的诸多老上海名人最后归宿的故事，诸如上海大亨黄金龙写“悔过书”的真相、杜月笙客死香港的秘闻等。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此书的出版必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城市，短短数十年间，即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为近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其中的风云变幻和曲折历程，令人着迷、玩味和值得探究。

上海近代史是一部上海人民的爱国史和奋斗史。上海开埠后，上海人顺应历史潮流，克服种种陈腐观念，冲开重重阻力，自觉向两方先进物质文明学习，努力变被动近代化为主动近代化，其间的故事数不胜数。

上海历史档案具有原始性、内幕性和学术性的特点。作者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开发，文章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与历史档案都有些关系。本书名为“珍档秘闻”，其实称之为“读档随笔”也许更合适吧。

上海，还有什么

水电煤：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推进器

近代上海最大的工业区

新式企业中洋专家的薪酬之争

回望苏州河

《水上人家》话上海

上海的奢华所在

马跑出来的路——上海早期的道路建设与管理

电车里的上海世象

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远东第一宰牲场兴建前后

中国科学社的通俗科学演讲

模特儿事件再回首

联义山庄的阮玲玉墓地

开风气之先的中国旅行社

上海女子浴室考

老上海的足球运动

“无线电之父”的上海之行

洪深迎萧灰鼻记

罗素：为上海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控制与反控制：上海银行家与蒋介石的冲突

银行家的奋斗与苦闷——以《陈光甫日记》为例

共产党争取“江浙财阀”陈光甫

上海银行舞弊案的应对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政治交易”

档案中所见的“远东保险王”史带

郭琳爽与永安公司共进退

张伯驹绑架案始末

唐寿民：战时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小刀会起义坚守和失败的法租界因素

1909：国际禁毒大会在沪召开

五卅运动时的工部局小报——《诚言》

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

日本人制造的两起假币案

日军强征骗募上海劳工内幕

盛文颐与宏济善堂的贩毒“记录”

端纳：蒋介石私人顾问在上海的最后日子

黄金荣写“悔过书”

黄金荣写“悔过书”的前因后果

杜月笙暮年客死香港秘闻

临终嘱咐

8月7日杜月笙叫来秘书胡叙五，用嘶哑的嗓音说要口述遗嘱。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大意是：我已病人膏肓，行将离世，兹将所遗财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

遗嘱“处分财产”，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

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堂、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在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立下遗嘱后，病势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有一次杜月笙突然清醒，对周围的人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黯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蠕动了一下，想要对众人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姚玉兰和孟小冬见状赶忙趋步上前，为杜月笙抹去眼泪。孟小冬劝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

稍顷，杜月笙嘴里发出“丝丝”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下身去，将耳朵贴向杜的嘴唇，终于听清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真假遗嘱

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奉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视杜月笙。他抵达杜宅时，已是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这份“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感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予以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有不甘。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传最广、刊载于大小报刊的“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遗嘱”又有很大的出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当时，洪兰友将从台湾带来的“遗嘱”交给了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关照他重誊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报社发表。胡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与杜月笙生前好友密商，以偷梁换柱之法将此“遗嘱”删改了一下，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删去，计三大段。因此而文章不通者，再由人添笔润色。

当洪兰友见到这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的“遗嘱”时，不禁勃然大怒，怕回台湾后无法向蒋介石交账。陆京士等人见状，赶忙出来打圆场，在这份支离破碎的遗嘱上略作补充，加了“不能目睹中华民国之复兴”，以及“各竭忠诚，随分报国”等语。

这样，这份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的，也不完全是洪兰友从台湾带来的，成了不伦不类的“第三者”。

魂断香江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争争吵吵、哭哭啼啼，室内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

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护士急忙给他注射强心针，但是仍然无效。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惊叫起来：“哎！杜先生的脚已凉了！”

有人一看表，此时正好是下午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撒手归西。  第二天，港台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杜月笙的讣告，以及那份不伦不类的“杜月笙遗嘱”。

杜月笙的大殓，定于8月19日举行。然而，蒋介石在杜月笙死后，竞一连几天未有任何表示。据当时在“治丧处”工作的一位人士回忆，那几天每有台湾来电，“委员们”便立即相互询问：“蒋公来电了吧？”结果，总也没有。这可能与去年的“中行事件”有关，也可能与“钦定”遗嘱被改有关。

这样过了惴惴不安的几天，总算在18日深夜，离大殓前还有几个小时，才接到台湾方面转来的电报，说是蒋介石已口述“义节聿昭”四个字给杜月笙，大家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出殡时，队伍逶迤数里，最前面有两个纸扎的“开道神”，高达一丈七尺，据说是用来给杜在阴问道上遇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其后，便是根据蒋介石口述写成的挽额：“义节聿昭”。除蒋介石之外，台湾大大小小的官僚、朋友纷纷拍来唁电，送挽额、挽幛、挽联。再后有仪仗队，有中西乐队，有和尚尼姑，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一路将杜的棺材伴送至香港东华医院义庄安放。后来，又运至台湾台北汐止镇、大尖山西麓安葬。

杜月笙病逝的噩耗传至上海后，其亲属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讣告，略云：“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尼地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虽然这只是一条三十多字的短消息，但在上海解放不久的那个特殊年代，却释放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讯号。P255-258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城市，它在开埠后数十年间，即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为近代化国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其中的风云变幻和曲折历程，令人着迷、玩味和值得探究。上海历史发展的模式也极为独特，堪称“另类”。开埠后英法美等列强纷纷在上海建立租界，以后一百年间，上海造成“三方四界”或“一市三制”的特殊历史环境，租界的影响实在太大，完全反客为主，政治经济中心全部集中在租界，但在租界的带动下，整个上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海人奋起直追，变被动近代化为主动近代化，使上海真正成了大上海。其间的故事既令人发噱，又耐人寻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光是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值得诠释的内涵。说到底，上海近代史，是一部上海人民的爱国史和奋斗史。

与这种眼花缭乱和异常独特的发展模式相对应，上海社会形成了一种文化多元、繁复错综的社会情境。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间的竞争异常激烈，海纳百川而又适者生存。移民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并最终融入这个城市，甚至连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变成了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和流动性，也构成了上海社会的显著特性，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上海，视角十分多样化，层次差别虽大，但每一个人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

近代上海的历史与文化虽然独特，但迄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仍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历史与现实、场景和生活，常常同时出现，如梦如幻，而又真切，足以勾起“思古之幽情”，从而给有关上海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近年来，以老上海为题材的书籍、影视和其他作品层出不穷，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讨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历史发展，引发了人们对老上海阅读的浓烈兴趣，而且乐此不疲。但毋庸讳言，一些有关上海的书籍，其实并不能反映一个真实的上海，而是被不同的作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或想像予以过度的包装，有的甚至变成了时尚和商业化的暧昧符号。

写老上海，且不说通俗读物作家，即使在学术界也很热闹，算得上是一门显学。就是远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也都有许多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从事上海史的研究，他们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出版。正因为得益于上海史研究热，不才如我，也得以经常参与有关的学术活动，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关于上海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从国内开到国外，以文会友，以史会友，不亦乐乎。

不过，专家学者们虽对那些所谓的“老上海”读物颇有微词，却又对此无动于衷，仍孜孜埋首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其心得很难为圈外人知晓。搞学术研究的和搞通俗读物的这两拨人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难处，有时又“华洋杂处”，难分你我，总体上处于互不买账却又相安无事的局面。虽然二者难分高低，但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有的人看了5万字材料只能写出5千字，而有的人正好相反，看了5千字材料可以写出5万字。  撇开有的人笔头过滥、注水过多的问题，在关于近代上海的读物中，学术性和通俗性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非常少见，而要在轻松的文字中，在内容上给人以新意的更是难得一见。我想，如果能在对史实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以学术的眼光、生动的文字和鲜为人知的史料相结合，不凭道听途说，不去感情用事，也不甘心搬搬抄抄，尽力给读者一点新的材料、新的内容，有一点算一点，有一段算一段，或许是一种较好的尝试。幸运的是，笔者二十余年来从事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开发，深感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能从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或许能为有关上海的写作提供一点新意。历史档案天然地具有史料性、原始性和内幕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一想法，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档案工作者，当我在整理、汇编档案时，一些有意思的琐碎史料或许就有意无意地留存在脑海中了，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执笔成文，虽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与历史档案都有些关系。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从档案史料看上海城市发展，尤其是看上海都市繁华背后的发展脉络，大概是主要的一个特点。

我很高兴本书能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老上海系列中的一本。因而所选文章也较通俗，内容侧重与近代上海有关，换句话说，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大部分发表过，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致使风格各异；有些文章是从学术论文改写过来的，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气；绝大部分利用了档案史料，其中难免存在囫囵吞“档”的情况。以上诸多缺憾，谨请读者谅解。好在现在普遍欠缺的不是技巧，而是材料。而在我，虽然技巧不够，但是材料还是可以凑和的。本书名为“珍档秘闻”，其实把它称为“读档随笔”也许更合适吧。上海是写不尽的，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愿有关上海的写作能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留下厚重的一笔。

邢建榕

写于2007年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