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叶，资本主义弊端凸现，法西斯主义抬头。东西方各国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实验场”——苏联。　　

泰戈尔在亲自踏上苏联土地后，留下了几十封书信，反映了他希望用“俄式革命”来救治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的迫切愿望，也记录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感受。《俄罗斯书简(苏俄观察)》里便是他那时的书信合集。

《俄罗斯书简(苏俄观察)》里记录了泰戈尔在苏联短短两周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让他又惊讶，又欢喜。他看到苏联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建设新生活的高涨热情，看到了苏联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新型的民族关系，看到了苏联在惠及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东西”，他怎能不满怀喜悦、欢欣鼓舞呢？他还十分赞赏苏维埃政权把人民群众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因为“俄国革命者在十年内就把千百万人从愚昧和耻辱的社会底层拯救出来，并且不仅教他们读书识字，而且还教育他们尊重自己的人格”。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不管别的国家的宗教人士怎样谴责他们，反正我是不会谴责他们的。无神论要比宗教迷信好得多！”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的一边。

柔和而犀利的目光

——泰戈尔和他的红色朝觐(代译序)

俄罗斯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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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附录

 致村民们

 农村服务

 一位朝鲜青年的政治观点

 大英帝国的恐怖政策

译后记

我终于来到了俄罗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止。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都是靠一群不出名的人来维持的，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是负重者；他们没有时间关心自己，只靠国家的一点点财产维持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还要为别人效劳；他们付出的劳动比其他人都多，而受到的侮辱也比其他人多。他们遭受着病痛和饥饿的折磨，在老爷们的棍棒和皮鞭下生活。一切舒适的生活福利都和他们没有缘分。他们是文明的灯座，头上顶着蜡烛，笔直地站立着——为那些上层人物带来光明，而在自己的身上却沾有淌下来的滴滴蜡油。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他们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只好如此。如果没有一群人生活在下层，那么，另一群人就不可能高居上层，何况又必须有人生活在上层。如果没有人生活在上层，人类就不会高瞻远瞩；像动物似的生存决不是人类的命运。人类文明就是要更多地获取生活资料。一切优美的文明果实都是在空闲的土地上收获的。为了人类文明，一部分人就应当来保护这种空闲。所以我常常在想，应当尽一切力量来关心那些不得不在社会最底层从事劳动的人们，关心他们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或健康状况都是很差的。

然而，困难的是，只靠怜悯是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永恒的东西来的；只从外部进行帮助，就会使人逐渐堕落。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援助。无论如何，我是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但是如果说，只有让大多数人堕落和丧失人格，文明才会发展——如果认为这种论点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我心里就会产生反感。

你想，英国不正是靠饥饿的印度的食物来养肥自己的吗?许多英国人认为，永远供养英国——这是印度的成就。在他们看来，英国要强大起来，还要在人类社会中进行大量的工作，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即使永远奴役一个民族，也算不了什么过错；尽管这个民族缺吃少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英国人有时出于怜悯，也稍微改善一下他们的境况。他们的境况现在是有所改善了。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既没有教育，也没有卫生保健，更谈不上什么福利了。

在每一个社会的内部，这种情况都大体相同。一个人不会向他所不尊敬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就必然会进行拼死搏斗。在俄国，人们正在努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到评价最后结果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已经使我感到惊叹了。教育是通向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最广阔的坦途。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印度，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这种可能。在这里，我看到，他们以令人惊奇的热情在……

P3-5

柔和而犀利的目光

——泰戈尔和他的红色朝觐

(代译序)

岁月可以尘封一些事情，岁月也会像远去的潮汐，让一些因掩盖在浪花底下而不引人注意的东西裸露出来。泰戈尔14天的红色朝觐和那14封书信正是这样的例子。

1930年，泰戈尔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常常患病。就在这一年的金秋时节，泰戈尔应邀访问了苏联。在访苏期间和经由欧洲前往美国的途中，泰戈尔先后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写了14封信，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苏联的种种印象和真实的感受。其中有几封信在孟加拉文杂志《侨民》(PRABASI)上发表。后来出了单行本，即现在的这个小册子。在泰戈尔的作品中，《俄罗斯书简》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它却向我们展现了泰戈尔作为诗人的另一个侧面。

在中国，泰戈尔是以诗人、文学家的声名而家喻户晓的。其实，泰戈尔也是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泰戈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对印度的掠夺和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给泰戈尔以极大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也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并且他数十年如一日，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不惜倾其所有，先是在祖传的庄园，后来在什利尼克坦，身体力行从事教育和农村改造的工作，以他自己的方式介入了印度社会的历史进程。

而此时的苏联，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新型国家，已进行了1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的人类社会实践。苏联的实践对泰戈尔来讲，无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在信中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称作是自己“今生的朝觐”。

那么，短短两周的访问，苏联给泰戈尔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让他又惊讶，又欢喜。他看到苏联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建设新生活的高涨热情，看到了苏联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新型的民族关系，看到了苏联在惠及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东西”，他怎能不满怀喜悦、欢欣鼓舞呢?他还十分赞赏苏维埃政权把人民群众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因为“俄国革命者在十年内就把千百万人从愚昧和耻辱的社会底层拯救出来，并且不仅教他们读书识字，而且还教育他们尊重自己的人格”。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不管别的国家的宗教人士怎样谴责他们，反正我是不会谴责他们的。无神论要比宗教迷信好得多!”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的一边。

他对苏联的热爱远不止于此。他甚至将苏联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国度。看到苏联消灭了人剥削人、贫富悬殊的现象，人们都自食其力，他感到兴奋不已。同时，他也“自惭形秽”。泰戈尔在给他儿媳妇波罗蒂玛的一封信里写道：“他们正在把我的理想变成现实，但是很遗憾，我自己却未能做到。即使不是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到羞愧的。”

显然，泰戈尔的心情源于殖民地的生活体验。访苏期间，泰戈尔常常拿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与印度加以比较。所以“朝觐”本身就包含有一种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济世良方”的愿望。然而，他绝不是自己所看到的苏联的一切事物的盲目崇拜者。他的目光是柔和的，也是犀利的。

比如，他虽然高度评价苏联的“普及教育”的成就，但对其教育制度上存在的缺陷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他说：“他们把教育变成一种模子，而按照模子铸造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理论不与活生生的人的头脑相结合，那么，总有一天不是这种模子破产，就是人的头脑僵化，而且人还会变成会动的木偶。”

泰戈尔的“朝觐”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他的眼里，人类的福利高于一切。当他看到俄国革命者给人以解放、把被压迫者提到人的位置上时，他高声颂扬。然而，当他发现三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治现实与自己的内心尺度相抵触时，诗人的敏感和思想家的锋芒让他无法曲笔，激愤之词跃然纸上：“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他接着指出：“在这里是强大的个人在实行专政。这种个人掌握众多权力的制度，暂时也可能取得良好的结果，但是不可能持久，而且永远不可能使称职的领导人继承下去。”

泰戈尔继续论述说：“一方面使思想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又要使它服从暴力——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胆怯的心理在不长的时间内可能会起作用，但是受过教育的思想在谴责了那种怯弱之后，终究有一天会强烈地要求自己独立的思考权利。

对于盛行的专政或者专制，泰戈尔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喜欢独断专行。我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从来都不使用伤害性的和惩罚性的威胁方法，或者使用恫吓的言行、表情，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写道：“我承认专政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并且还相信，这种灾难今天在俄国仍然在制造许多暴行。专政的一个消极方面就是强制；那是一种罪过。”泰戈尔对专政的解释是，“专政，也就是在国家事务中实行独裁”。他认为，“专政蕴涵着巨大的危险性，它的作用不可能谐调和持久”。

泰戈尔还预言说：“在当今这个病患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

苏联的解体将泰戈尔的担忧和善意的批判变成了谶言。实际上，这恐怕并非是他所希望的。

董友忱

2003年12月5日于深圳大学

《俄罗斯书简》于1931年5月出版单行本。此前收入该书的书信和文章曾经在《侨民》上发表。

诗人的第1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儿子罗廷德罗纳特·泰戈尔的；第2和第3封信是写给尼尔莫洛库马丽·莫赫兰比什的；第3封和第5封信是写给普罗山多琼德罗·莫赫兰比什的；第6封信是写给阿莎·奥提迦丽的；第7、10、1l、12封信是写给苏棱德罗纳特-科尔的；第8封信和《总结》是写给拉马侬德‘丘多巴泰的；第9封信是写给侬德拉尔·巴苏的；第13封信是写给迦梨莫洪·高士的，而第14封信是写给苏廷德罗纳特·德多的。

早在1930年前，泰戈尔就接到了访问俄国的几次邀请，由于他健康方面的原因，1926年和1929年访问俄国的建议都没能实现；最后在1930年，他同哈里·廷巴尔斯、马格特-爱因斯坦小姐、绍门德罗纳特-泰戈尔、阿利亚姆威廉斯(阿尔贾纳耶科姆)和奥米耶·丘克罗波尔迪前往欧洲旅游，并且去俄国参观访问，9月11日至25日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参观访问了一些部门。

在泰戈尔访问俄国之后所写的各种书信中可以看到，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何种印象。

他在写给儿媳妇普罗蒂玛的信中说：

“对富贵人家的奢侈浪费，我现在从内心感到厌恶，要打消对还债的顾虑，就必须堵住高筑债台之路。此外，不要再把吃穿的重担压在我们贫苦的佃农身上。这是我很久以前就说过的老话了。长期以来，我就希望我们的田产归我们的佃农所有——我们只作为他们的管理人员。我们对他们只能提出一点吃穿的要求，而这一点要求也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提出来。但是我每天都看见，地主占有田产制的车轮并没有在那条路上行驶——后来由于债务增加，我的那种愿望也就从心底消逝了。我为此而感到很苦恼，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如果能还清债务，那么，实现我长期来的夙愿还是有希望的。

在俄国，我看到了长期来我一直向往的东西。他们正在把我的理想变成现实，但是很遗憾，我自己却没能做到。但是，如果放弃命运，我也会感到羞愧的。我年轻时所怀抱的理

想尽管在斯里尼克坦和圣蒂尼克坦没能完全实现，但我毕竟还是大大地加宽了这条理想之路。我经常为自己的佃户难过。在死之前我难道就找不到通向那个地方的坦途了吗?

在我的桑榆之年，我应该放弃富人的穿戴，否则我的羞愧就不会完结。由于我那命运之主的惊人安排，从现在开始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为止，我将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生。”

——《书信集》第3g，1930年

1930年10月14日在给普罗蒂玛的另一封信里写道：“我最近在俄罗斯的体验，使我深刻地思考许多问题。我非常清楚地看到，过分地占有物质财富，是设置在自尊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当我从那里返回我们这个富有家庭之后，我一点儿都不欣赏它了——我在‘布列门’号船上所目睹的那种炫耀和挥霍，使我每天都感到厌恶。财富的负荷是多么沉重和无聊啊!一个人怎样才能比较容易地从众多的不需要的生活繁杂事务中摆脱出来呢?”

1930年1O月31日他在写给罗廷德罗纳特-泰戈尔的信中说：“你在来信中谈到了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情况。永远不再依靠地主土地占有制而生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心里谴责这种东西，目前这种新的东西已经成熟，现在我在俄国看到了它的形象。因此，我为经营田产而感到羞愧。我的思绪已经离开了上层宝座，来到了下层。遗憾的是，我从小就是依靠别人的劳动长大成人的……  国家的历史在这方面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将会发生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时候，只要我们能减轻负担，问题就会变得容易一些。从根本上改变生活进程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我们将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变化。谁要是更多地陷入各种罗网，他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当苦难的一天到来的时候，迎上前去将其接受比当作负担接受为好，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痛苦的负荷，不应再进行无谓的争吵。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会受苦——现在已经在受苦了；希望避免危机，过安宁的日子，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只要我们从自己的方面摆脱旧事物绳索的束缚，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养成新的习惯，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如果拉紧旧事物的绳索不放，它就会变成绞索。”

……我很懂得这一点，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斯里尼克坦。应当如何来拯救国家呢?小范围地在那里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义务。假如你也到俄国来，你一定会学到很多方面的经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收集了一些材料，回国后可以进行研究。应该完全忘掉自己!更重要的工作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  

《当代评论》杂志1934年6月号以《俄国书简》中的《苏维埃政策》或《总结》为标题，刊登了邵绍陀尔．辛赫的译文；其他刊物也准备陆续转载。此前在Ⅸ侨民》杂志连续刊载《俄国书简》的时候，政府方面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苏维埃政策》或

《总结》的另一个英语译文1931年9月在《当代评论》上发表的时候，政府也没有因此而表示不安，但是在1934年《当代评论》发表上述译文后，却禁止其他刊物转载上述译文。

前面已经提到，在1930年前往俄国访问之前，就曾经有过邀请泰戈尔访问俄国旅游的建议。1926年在柏林苏维埃俄国的教育部长卢那恰尔斯基代表本国就曾经向他发出过邀请。早在这之前，罗宾德罗纳特就与俄国建立个人联系——1922年俄国发生了饥荒，为了帮助陷于困境的俄国知识分子，四处请求援助，牛津大学的教授P．维诺格拉多夫也将类似的求助信寄给了泰戈尔。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8年前当我在加尔各答结识您的时候，我不曾想

到，我会代表我的不幸的俄国同胞向您提出请求。

我们的会面交谈之后，我产生的印象是，我会见

的人有资格代表伟大的印度国民，他们数个世纪来一

直在与各种困苦——肉体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困苦作

斗争。我向这样一些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提出请

求，其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特别令人伤心的急迫的需

求——这是俄国知识界领导者们和优秀工人们的需

求，这些人正在遭受毁灭……牛津，1922年明9日

——《号角》。1922年6月，第195页

泰戈尔尽管谦恭地表示自己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他还是将维诺格拉多夫教授来信的主要部分连同自己的求助要求刊登在一些日报上——告知他在圣蒂尼克坦邮局的地址，以便有捐赠钱款者可以将捐助寄往该地址。

——《侨民》1929年6月，第461页

俄国的少先队员公社在泰戈尔七十华诞之日，给诗人寄去了一封贺信。孩子们写道：

亲爱的诗人：

第一少先队员公社至今都记得与您一起度过的那

个夜晚，在您七十岁生日之际，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

贺。

我们还记得您给我们唱过的那首非常好听的民族

歌曲。

您走了之后，生活带领我们大踏步地前进，国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们祝愿您幸福并希望在我们这个自由的社会主

义国家再次见到您。  第一少先队员公社向您致敬!

——G0lden Book ofTagore，第265页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逝世后，苏联驻伦敦的代表梅伊斯基为悼念诗人写道：“值此印度伟大作家和诗人仙逝之际，请允许我表达我深切的悲痛!谁的名字能像他一样在我国家喻户晓，谁的著作能像他的著作那样在苏联人民群众中那样流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