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团队推动伟大的历史 伟大的文化成就伟大的团队

岳麓书院如何掀起近现代中国的湖南风？留日学生与北洋学生怎样主导了清末民初的政局？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抗日军政大学到底谁更厉害？留日、留苏、留美怎样影响中国？康梁的思想为什么经久不衰？IT新文化能否改变中国历史？学统如何衍化为政统？文化基因怎样成就并局限精英团队？英雄与团队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边缘人物为何常常成为黑马？毛泽东怎样看待本领恐慌与经济恐慌、政治恐慌？中国现代化的大势是什么？……

本书纪录了传统中国末世以来，一个个英雄志士以文化为灵魂形成团队，应势而起，创建事业，成为时代骄子，推动中国复兴的历程。书中通过新颖、丰富、严谨的材料形象地揭示了团队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文化在团队成功中的核心作用。

本书是一本用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与现实的大众读物。

在“大团队”这一概念的统领之下，本书运用丰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一个个有着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文化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洋务，维新，革命，北洋，黄埔，红埔，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等都被归类于大团队。

本书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析了大人物领导的大团队影响时代、推动历史的方式，人格的养成、群体的聚合、历史的拐点，在本书中都有案例式的呈现。

导言：大人物拥有大团队，大团队推动大历史

第一部分 大学问孕育大团队

第一章 曾国藩们：从经世派到洋务派

第二章 康梁集团：学问与时政的纠缠

第二部分 文化与武化

第三章 留日学生：孙中山的同志们

第四章 北洋军：袁世凯们的大团队

第三部分 主义之争

第五章 黄埔：校长蒋中正和他的学生们

第六章 毛泽东说：我们要办一个“红埔”

第四部分 专业就是力量

第七章 留苏学生：“世界是你们的”

第八章 77/78级、IT精英、海归：现代化、世界、未来……

后记：这是一本案例集

湖湘实学：从王夫之到魏源

曾做过岳麓书院主持人的朱熹在办学时提出过一个学规，传播很广，影响巨大。该学规的内容包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准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四、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学思想的基本要义。岳麓书院作为儒学重镇，既传承了理学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讲求实际的特色，追求内圣外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受书院山长吴道行影响，王夫之兴趣广泛，山川、食货、典制，都喜欢研究，他还与同学创办“行社”，强调躬身实践。王夫之是一个卫道士，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清兵南下，王夫之以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后，为躲避“剃发”，王夫之改名换姓，四处流亡。后来隐居于山乡草堂，拒绝清廷的利诱，钻研学问30年。王夫之著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内容广博，见识高深，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认为天下惟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行是知的基础，知行统一。王船山还强调纲常伦理，推崇豪杰人格，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许，体现出了巨大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

在清代，学界盛行考据之风，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考据在清代的兴盛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岳麓书院则偏居一隅，与学术潮流拉开了距离，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朱熹、张■的理学与王夫之的实学一直在湖南学人中流传。岳麓书院的主持者明确要求学生修炼道德、研习经典、关心实际、经邦济世。湖南籍学人王文清前后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在教学方面强调经史和时务。上任伊始，王文清就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有：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王文清把经书作为经纶之源，以读史来解除困惑，他还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因此，岳麓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史，又明达时务，有境界，有本事。

继王文清之后不久任山长的罗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罗典将修身与济世结合起来，提出：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罗典做过御史，对政务非常了解。他的学生严如熤只取得“优贡生”的功名，但却成了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官员，官至按察使。严如熤不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和民俗，他写的《苗防备览》对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严如熤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对沿海的防御产生了兴趣，编纂了《洋防辑要》。严如熤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岳麓书生注重实际、经邦济世的传统。

在事功方面，严如熤的两位岳麓师弟、同是罗典学生的陶澍和贺长龄比严如熤幸运得多，一个官至两江总督，一个官至云贵总督。罗典之后，袁名曜做了岳麓书院的主持人。袁名曜曾在皇帝身边工作过，对时务很了解。他的学生罗绕典在岳麓书院读书12年，考取了道光进士，最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黔南世略》等。袁名曜的另一个学生魏源则做了幕僚，追随岳麓师兄贺长龄、陶澍，既是海运、河工、盐政、币制等方面的改革专家，也是摒弃九洲八荒、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22岁时走出湖南去了京师。在京师，魏源师从刘逢禄，与龚自珍同学，他们“托经议政”，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通过学术研究表达变革社会的思想。魏源与龚自珍被时人并称为“龚魏”。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他的视野限于国内社会问题，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则睁眼看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认为经书仍是指导现实政治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经典做依据，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同时认为历史情况常变，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这就是著名的“与时俱变”思想。

1824年，魏源32岁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漕运危机，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魏源上书提出了海运的方案。同年，贺长龄又委托他编辑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计划于次年完成，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在清代文章中进行广泛的挑选，前面是理论文章，后面是行政专题，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限来分类。这本“经世”之书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魏源完成了军事著作《圣武记》。这部书叙述了清代从开国到道光朝的主要战役。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纪录战事，他还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魏源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当时汉人只偏重文职，民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魏源主张采取新政策以提高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待遇以消除军事腐败，像西方那样建立常备海军等等。魏源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希望战败后能够知耻后勇，重振国威。《圣武记》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流传到了日本。

1843年，50卷本《海国图志》出版，这是魏源增补老友林则徐未完成的《四洲志》，编撰而成的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介绍了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的史地情况，兼及西方的地圆学说、议会制度、铁路、银行等新知识，使中国人对陌生的海外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海国图志》中还有《筹海篇》等论述性的内容，阐明了对敌策略。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以来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殊为难得，因为在中西交流史上，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自我中心的观念，中国称欧美是“泰西”，欧美则称中国是“远东”。魏源的《海国图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严如熤、陶澍、贺长龄这些岳麓弟子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他们是近代的第一批士人，在他们之后崛起了一支更大的岳麓队伍。这支队伍的教师爷是欧阳厚均，曾在户部任职15年，有丰富的政务知识。欧阳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27年，门下弟子超过3000人。同时，另一个湖南籍士大夫官员唐鉴积极鼓吹恢复宋代伦理哲学，呼吁士人坚持心性修炼并为国效劳。唐鉴还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均属儒者之事。唐鉴与贺长龄是同乡好友，湖南士大夫集团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欧阳厚均和唐鉴的学生曾国藩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开始崛起。

P18-21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从《春秋》到《资治通鉴》，从《史记》到连绵不断的《二十四史》，中国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历史研究中。西方对历史也非常重视，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管理学兴起，注重理性、规范、系统，成为新的显学。管理学的兴起不能变成轻视历史的理由，管理学也会表现出匠气和小气来，历史倒有几分灵气和大气。《孙子兵法》里主张“以正合，以奇胜”，我们应该把管理学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统筹理性和非理性、刚性和柔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注重历史还在于历史形成了我们的性格，性格影响着命运，哈耶克说：“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在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

历史记录人类的生存发展、治乱兴衰，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英雄的崛起波澜壮阔，充满戏剧性。中国身处其中，演绎出一段曲折铿锵的现代化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思考。

清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末世，清朝前期出现了著名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是盛世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富裕了国库，废除了贱籍，勤政爱民，贡献很大。但是，从历史的长跨度来看，我以为雍正对中国的发展是小利而大害。雍正的问题在于他兴起了文字狱，令读书人噤若寒蝉，转而埋首考据，学风大变。雍正以后，以思想见长的理学僵化，以考据见长的经学兴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考据在清代的繁荣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国家也变得虚弱，最终出现了鸦片战争之惨败。

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挑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开始了思考和行动。偏居一隅的岳麓书院一直保持着理学、实学传统，与主流的考据经学拉开了距离，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岳麓学子魏源、严如煜、陶澍、贺长龄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等先后形成湖南士大夫集团、湘军集团，迅速崛起，位极人臣。他们一方面维护传统纲常和秩序，镇压了太平天国；另一方面积极改革，掀起了洋务运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在“器物”层面的发端。岳麓学子的崛起也带来了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洋务运动追求的就是船坚炮利、物质进步。

洋务运动的物质革新并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现代化需要新的制度和文化，儒家传统出现危机。处在中西碰撞前沿的广东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创办万木草堂，研究新国之路。康梁托古改制，将西洋制度嵌入儒家思想，实现了西洋制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是为新儒家之始。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主导了戊戌变法，影响深远。康梁有一个广东同乡孙中山，他也要进行制度变革。孙中山遭遇到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等留日学生，形成了中国同盟会集团。留日学生受日本影响，非常激烈，他们发动辛亥革命，将帝制变成共和，实现了制度的彻底更新。留日学生又开展文化革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编练军队成为应对时局的快捷办法。由于德国依靠普鲁士陆军迅速完成了统一和崛起，李鸿章就学习普鲁士柏林军校建起了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武备学堂采用德国职业军人培养模式，造就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现代军事人才。袁世凯将他们罗致门下，练出了北洋军，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权带有德国的铁血烙印，崇尚威权，激起了孙中山的反对。孙中山效法苏联政治建军经验，创办黄埔军校，编练有主义之师。黄埔的有主义之师打败了技术至上的北洋军，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取得了最高权力。黄埔的思想仍然是救国救民、唤醒民众的精英思想，毛泽东则主张以人民为师，他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人民军队。抗大和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战争，打败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是农业国的底子，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向苏联学习成为时代的选择。留苏学子回国后，工科生迅速崛起，领导了中国的工业建设。工业化遭遇世界新技术革命大潮的冲击，信息时代到来，信息技术学子开始引领风骚，俗称IT精英。现代化不止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要建设。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受理想主义影响很深，又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广泛接触了社会，“文革”结束后他们一些人走进大学课堂，组成77/78级。77/78级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跟上时代、融入世界。世纪之交，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把异域先进事物引到中国，又带领中国走向国际化。

15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征程风起云涌，英才辈出，岳麓士子、万木书生、留日学子、北洋将领、黄埔军人、抗大学员、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派主导时局、转移国运，各领风骚数十年。他们凝聚着群体的力量，我视之为“大团队”。这里讲的“大团队”是宏观、宽泛的界定，指在“大历史”中有某些共同特征和相同追求的精英群体。就上述10个大团队而言，主要是基于相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内核。

放宽历史和现实的视界，我们可以看到：大人物拥有大团队，大团队推动大历史。而大团队崛起的背后有文化在起作用。岳麓士子及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在晚清的崛起离不开理学和实学，曾国藩是从儒家晚期最重要的思想家走向中国19世纪晚期著名的政治家的，宗法制让湘军结成一体，卫道使秀才变成悍将，经世致用精神令洋务运动成绩不俗。万木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仁的崛起有“今文经学”的学术底子，他们主观唯我、意志坚强、目的至上，令维新思想广为传布。留日学子有激烈精神，能够抛头颅洒热血。北洋学子继承了普鲁士的尚武、秩序传统，以武力治国。黄埔学子受政治教育影响，为了主义血染抗日沙场。抗大学子在实践中学习，靠吃苦耐劳精神瓦解了精良的物质装备。留苏学子受科学教育，做事严谨平实。77/78级、IT精英、海归，各自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

文化基因造就了大团队、大人物的成功，这种基因同时也是一种限定，对他们有束缚和伤害。理学的保守性让岳麓士子求海防、弃海权，实学的近视性让岳麓士子止步于物质、技术革新，军制、政制没有改变，从而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今文经学令康有为、梁启超刚愎自用，徒劳于尊孔。留日学子因激烈精神走向极端，不停地革命，要砸烂一切旧制度、旧文化。北洋学子因尚武思想沦为军阀，不停地混战，要武力统一全国、建立治安。黄埔军校既培养了服膺政治教育的信仰战士，也造就了崇拜政治训练的精神打手。抗大既带来了联系工农、注重实践的作风，也产生了轻视知识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认为学风、文风关系到国风、国运，150年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始终与学风紧密相联。洋务运动标志着盛行清代的考据学风彻底转为经世致用学风，“经(邦)济(世)”于是有了一个大发展。甲午战败后，统治集团中兴起尚武学风，大办军校，大派军事留学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才得以走上历史前台，到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仍然以国民生活军事化为目标。与尚武学风兴起同时，民间士人中兴起了政治教育、国民教育、公民教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是其实践者。民国建立后出现文艺救国和勤工俭学思潮，造就了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实践论。

150年来，与大团队的兴起相伴，曾国藩的实学、康有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凯的金铁主义、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相继绽放中国，成为时代精神，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思想家爱默生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150年来，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大团队通常都有一个传教之人，曾国藩之于湘淮士子，康有为之于维新派，孙中山之于中国同盟会，袁世凯之于北洋将领，蒋介石之于黄埔军人，毛泽东之于抗大学员、留苏学生，邓小平之于77/78级、留洋学子，都是悉心培养、谆谆教诲。

大团队和大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总有历史的大势参与其中。古人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又说“得时者昌”，“形势比人强”。梁启超认为英雄能够造时势，时势也能够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梁启超将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但都必须“服公理”、“达时势”。150年来的大人物既有应时之人物，也有先时之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当是先时之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当是应时之人物。

军人和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的两支领导力量，军人果敢、组织性强，但崇拜效率、缺乏远见、做事霸道；知识分子深邃、有责任感，但患得患失、胆小软弱、一盘散沙。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容易犯取巧的毛病，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高明”。近代以来的大人物身上常常兼有军人和知识分子的性质，曾国藩、李鸿章、毛泽东、邓小平皆是如此。曾国藩身上知识分子的成分多一些，他注重终极价值。李鸿章身上军人的成分多一些，他通权达变，重视事功。

大国拥有大学，大学成就大国。近代以来，柏林高级军官学校之于普鲁士统一德国，松下村塾之于日本明治维新，都有巨大贡献。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大学的力量。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认为影响现代中国的十所大学是岳麓书院、万木草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北京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清华大学。北洋武备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本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学校，但二者影响了两个时代，我就把它们分开了。一些人会认为上述学校有的算不得大学，但是，这些学校在当时是高层次的学校，从事的是高等教育。比如北洋武备学堂，它是当时中国陆军的最高学府。比如万木草堂，开一代风气，在教学中真正引进了当时先进的西学。至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虽然是外国学校，但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军事政治人才。

审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国背后每每有一种民族文化。德国有尚力、理性、纯粹、勤奋、严格的普鲁士精神，日本有热爱自然、尊重知识、崇尚勇敢、爱惜名誉的大和魂。中国开化较早，文明成熟，形成了仁、和、柔、灵的中华气质。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受挫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中国的崛起一定是我们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

从1860年至今，150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上不断前行。150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拨拨时代英雄，一个个精英群体，一代代人民大众。是他们，在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篇章。

我从书桌上抬起头来，不觉间两年已经过去了。两年来，我住的这间小屋租金一直都是70元，因为除了我再没人愿住在这里。隔壁的屋子闲了一年多，让我生出许多的寂寥。雨水一次次打湿我的被套，让我想起曾经的安逸。这里是开封老城东北部棚户区，我十多年漂泊生涯中的一个落脚点。当我写完了这本书，这问小屋也要拆迁了。

小屋坐落在豆芽街旁，叫它豆芽街，其实是个脏乱差的小巷。豆芽街的北部是宋代铁塔、明代城墙，西北是清代河南的满城，东边是民国河南省议会、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国立河南大学旧址，南边和西边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地方。徐世昌在这里读书，杨靖宇在这里求学。于右任从这里亡命日本，范文澜从这里奔赴延安。余英时在这里爱上了人文，赵九章在这里迷上了科学。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在这里有集中的显现，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黄河文明的兴衰是一个重大命题，时常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多年前，一些河南人宣布黄河文明已经殇逝，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批判中华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的柏杨也是开封高中的毕业生。近年来，曹锦清以开封为中心，走遍中原大地，写出了震动全国的《黄河边的中国》。在黄河岸边长大的刘震云、李书磊也不时地回望黄河故土。

作为一个黄河儿女，我对黄河文明的关注既有兴趣使然，也有责任感在里面。几十年前，前辈报人邓拓在我处的地方求学时，目睹黄河水灾造成的民生艰难，以25岁之龄写出里程碑式著作《中国救荒—史》。“天末惊飙起，中州客梦寒。心潮奔日夜，剑魂隐风湍。大野云龙啸，高空白鹤盘。何时追逝景，奋翅越重山”，这是邓拓当年留下的诗句，催人前行。

研究黄河文明不能不研究中华文明、外域文明。近代以来，在世界舞台上不断上演大国崛起的壮剧，中国也掀起了现代化的大潮。有感于组织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我开始了“晚近中国三部曲”的写作，《大团队》是第一部，从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体的更替，透视晚近中国的变迁。

晚近中国变化急遽、内容纷陈，以“大团队”概念来看晚近中国，只是一种求新的探索，存在很多缺点。我更希望读者把本书看作一本组织兴衰、事业荣枯的案例集，从中看到文化的力量。书中引用了不少前辈学人整理的研究材料，没有他们的奠基，本书是难以完成的。由于种种原因，书中不周之处很多，希望读者诸君谅解。对阅读中发现的问题，读者诸君可来信探讨，我的邮箱是zhchzh1234567@163.com。

朱传志

2010年3月于青灯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