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我注鲁迅》（作者周楠本）为“而已丛书”之一，涉及的多是鲁迅研究中存有疑点或具有争议的事情，如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入了一封《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本书作者即根据原始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此信系他人伪托，并非鲁迅和茅盾的文字。本书所讨论的这类焦点问题，包括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文史知识的介绍，作者都坚持信之有据、让史料说话的原则，力避空论，尽量为读者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这本《我注鲁迅》（作者周楠本）涉及的多是鲁迅研究中存有疑点或具有争议的事情，如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入了一封《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本书作者即根据原始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此信系他人伪托，并非鲁迅和茅盾的文字。《我注鲁迅》所讨论的这类焦点问题，包括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文史知识的介绍，作者都坚持信之有据、让史料说话的原则，力避空论，尽量为读者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前记

鲁迅与左翼文学

 ——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期

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一封不应该收入《鲁迅全集》的信

再谈《致红军贺信》

不应删去的一封信

关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校注问题

关于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校注的问题

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

关于鲁迅治丧事宜的一篇资料及宋庆龄的一封佚信

让史料来说话!

国民性问题随感

谈涓生的忏悔

也谈《一件小事》

盂兰盆节

谈《理水》中的几个人物：皋陶、伯益和后稷

谈羿

谈若敖氏

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

谈“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释“无地”

谈“的”“地”二字

关于“的”“地”二字再举一例

名言中的歧义

关于“鲁迅”这个笔名

谈Milky Way与银河的互译

谈西洋绘画中的神话故事

 ——以鲁迅著作中涉及者为限

关于“肯陶洛斯”与“弥诺陶洛斯”

 ——名画赏析正误

彼得·勃鲁盖尔和他的绘画

“埃及犹太人”

“恋头癖”的奇葩——《莎乐美》

谈耶稣受难的故事

 ——以鲁迅散文《复仇(其二)》为中心

不久之前出版的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即陈仲山的注释最后有这样一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珍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竟然花了七十年!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

由于当年鲁迅心中郁积着更大的忧虑，他的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使他无法反思托派一类的问题了，他的迷惘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之中。他早就对人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个思想在他脑子里顽固的盘旋，并非转瞬即逝的一闪之念。1936年4月鲁迅的未名社朋友李霁野从英国回来后去看望他，此时冯雪峰也刚从陕北潜回上海，鲁迅告诉李霁野，他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曾译介过许多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他们的命运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还提醒他的青年盟友们应以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为前车之鉴；可是，晚年的他却常常不自觉的将自己实际上已经摆在了一个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难怪他的朋友包括周作人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胡适至死也认为鲁迅与他是同道。“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写过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写道：“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他这话的意思是分着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认为政治家在获得权力前与文艺家之间是有着“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与文艺家处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文艺家却是时刻触着了感觉灵敏的神经，时刻不能安于现状的，于是要反抗现实，因此文艺家与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可是鲁迅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时，文艺家就已经遭到压迫了，他哪里会知道早在几年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只是因为反对莫斯科代理人王明的阴谋篡权及“六届四中全会”极端专横的政治路线，在去参加党内反对派的一次秘密会议时，竟被人告密出卖而惨遭杀害的这一借刀杀人的黑幕呢?他更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地下秘密编辑出版纪念被害的“左联”五作家专刊《前哨》时，牺牲者生前即行将遭到共产国际密令“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的厄运了，而在身后又竟被王明的党中央宣判为“反党反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追加惩罚。生前的事有许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们只能预料，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过去“左翼”阵容的内部斗争的残酷延续了，他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悲惨的现实，他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萧军等等，无一幸免的一个一个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众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证没有灭顶之灾。毫无疑问，他的心胸将一定比写《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时更为褊狭、更为愤怒——实际上当年由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给予他的论敌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更加变成了无声的中国，即使是鲁迅，“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训，也由于时局，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对自己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决定，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他称之为“元帅”“奴隶总管”的人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论这将给他带上什么样的帽子。他已经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冯雪峰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在1936年7月17日写给杨之华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他信中没有说去何地，但肯定不是苏联。而此时离他去世已仅仅三个月，已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P24-26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书信集》两卷及《鲁迅日记》两卷。《鲁迅日记》卷后编有索引，而《鲁迅书信集》则无，这对于希望更多的了解书信中所反映的信息的读者来说，就感到很不方便。当时我的一位父执，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便鼓励我为这部白文本书信集做一个索引。在那个连读马克思的著作都甚至被认为是对于学习毛著的抵制的年代，能够读到鲁迅的书，并且能尝试为这位大文豪的杰著做注，那真是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情了。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自己是否具有担当此任的学力，居然大胆动起笔来，现在想来真是有点初生牛犊的蛮劲。当时我家里仅剩一部十卷本《鲁迅全集》，这是抄家后的劫余，也就成了我的全部资料库。不久，大概半年的时间吧，写出了初稿。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东西，也幸好在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那个年代这本书稿没有面世的可能，这样就避免留下了许多笑柄。几年后读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才知道我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不过，这个笨功夫对于我却是极其有意义的，它为我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是做了一种职业上的准备，虽然当时没有这种预见。二十五年后我编了一部两卷本《鲁迅集》，一些基础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注鲁迅，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

过去一个时候流行说不要神化鲁迅，其实，以彻头彻尾的反鲁迅精神来捍卫和保卫鲁迅，以纯粹丑化和歪曲的手段来重塑和改造鲁迅，是根本谈不上神化鲁迅的。比如孔夫子，理学家将他神化了，但并未丑化，所以他成为了中国的文化圣人。鲁迅本来不过是一位近代启蒙主义作家，将之神化，实为丑化，于是被扭曲为一个专门攻讦人、伤害人的恶劣形象。本书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为了清除鲁迅身上的灰尘、脸上的污垢而做的，这也是一种破除迷信的工作。“我注鲁迅”信守一个原则，即以原始资料为根据，让史料来说话，力避感情之论。第一篇《鲁迅与左翼文学》就是运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分析观察，说明鲁迅本质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想读者并不需要一个最后的结论自己就能够从事实中得出结论了。最后一篇《谈耶稣受难的故事》，这是试图以史实来说明，鲁迅“拿来”借鉴后之思想与《圣经》原著精神之异同；从而让读者意识到，当下某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历史观，常将主观意识加诸鲁迅，并强加于外国历史人物，实际上这反映出时下的一种治学态度。此外，如关于“致红军贺信”问题，这既涉及鲁迅著作的真伪，也涉及鲁迅思想及文风等问题，这类似是而非的事，本书均以实证的方法加以解决。还有一些为鲁迅辩诬的如所谓“牛奶路”问题，所谓鲁迅“的”“地”二字都分不清的问题；有一些是关于鲁迅作品里古今中外的典故的讲述，等等，这些文字尽管主观意识的份量会大一些，但仍然是以资料为依据，让史料说话，凭空推测、异想天开的东西是绝对违背我的作文原则的。“我注鲁迅”同样也可能存在解读上的错误，那一定是我掌握的资料有偏差，读书不够所致，但是蓄意制造迷信、神话这样的行径是绝对杜绝的，因为我所使用的是史料，而不是学术之外的东西。

200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