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所著的《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共分为十二讲，分专题讲述了钱钟书生平的几件事，包括读书、日记、翻译、编辑工作、家庭教师经历、住房变迁等，最后一讲还涉及了钱父的人生遭际，部分内容鲜为人知，在细节之处丰富了读者对钱钟书的印象。本书引述史料丰富，叙述严谨通畅。

这本《钱锺书生平十二讲》是作者钱之俊关于钱锺书先生的文章的合集。《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分为十二个主题，每篇文章的内容都紧紧围绕着主题写作，介绍了钱锺书的生平，包括“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为何不读研究生”、“为何要拆‘金玉良缘’”、“当家庭教师”、“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是‘御用翻译’吗”、“编辑工作”、“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等方面，以主题方式从侧面勾勒了钱锺书作为学人的一生，也折射了其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夹议夹叙，议论谨慎，叙述详尽。

序 范旭仑

第一讲 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1

第二讲 钱锺书与(《桃坞学期报》／14

 附：天择与种变(译作)／25

第三讲 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 ／29

 附：曹禺谈钱锺书 ／52

第四讲 钱锺书为何要拆“金玉良缘”？ ／53

 附一：金玉缘谱／65

 附二：钱锺书与叶崇范小姐 ／70

第五讲 钱锺书当家庭教师／75

第六讲 钱锺书与合众图书馆／82

 附：《顾廷龙年谱》里的钱锺书 ／92

第七讲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97

第八讲 钱锺书是“御用翻译”吗？ ／ 110

第九讲 钱锺书的日记／126

第十讲 钱锺书的编辑工作／141

 附一：1948年的《写在人生边上》／ 164

 附二：丁聪与《围城》及其他／168

第十一讲 钱锺书的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171

第十二讲 钱锺书父亲的遭际／197

 附一：钱基博的日记被谁“付之一炬”？ ／213

 附二：钱基博为人取名及其他／220

后记／227

第一讲 钱锺书少年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小学时期的读书与作文

钱锺书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基博是现代著名的国学家，著述等身，对儿子的家教极其严格。但钱锺书在入东林小学之前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大伯父钱基成负责。钱基成因为长房无子，钱锺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他。钱锺书4岁(虚岁)时始由伯父教识字，6岁入秦氏家族办的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病停学。他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加之本来就不太赞同新式学校教育，借此就停学在家。按当时新式教育的学制，像钱锺书这个年龄段，应该人初等小学学习了。但钱家人不仅钱基成不赞成新式教育，钱锺书祖父钱福炯也很反对进“洋学堂”，他们还是倾向于老式教育。不久，钱锺书又被送往亲戚家的私塾附学。因附学不便，一年后又在家由伯父教。

钱基厚《孙庵年谱》记民国五年：“长侄锺书及子锺韩始由伯兄授读……伯兄首以《尔雅》授之，叔兄为重订次序，盖父意欲令于幼时能正音读、辨字义也。”到考上东林小学时，钱锺书已“卒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诸书，暇则涉猎子史，好臧否古今人物，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①。其实跟伯父后面读书很是轻松，这期间他还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雅的、俗的，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小小年纪，书看多了，除了喜欢讲给弟弟妹妹们听，自己还喜欢琢磨：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若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李洪岩先生认为，“在这些疑问与纳闷中，也倏忽闪动着钱锺书日后‘以解颐资解诂’的某些治学特色”①。

1920年，钱家人看到时代实在不同了，不得不让钱锺书、钱锺韩兄弟(堂兄弟)进新式公立小学上学。是年7月，他们考上其时已改称第二高等小学的东林小学。东林小学，原为东林学堂，其前身即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将各州、县的书院改设小学堂，东林书院遂改名为东林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名为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但当地人习惯上仍称它为东林学堂或东林小学。学校秉承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传统，多年来培养出许多人才，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陈翰笙，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经济学家王寅生，革命家秦邦宪(博古)等都是当年东林的学生。钱锺书在东林小学读书时，学校已显得规模宏大。当时教职员只有十多人，校长专职，不上课，其他没有专职者，舍监、庶务、会计都由教师兼任，全校教职员都住校，一心扑在教育上。学生每周要上国文课十节，英文、算术各四节，其他如修身、史地等课一二节。②

钱锺书他们没有读初等小学，直接上的高等小学③。学习上，他们文史方面很不一般，但有些学科就跟不上，比如算术就得补考。尽管如此，钱家也没有放松对他们进行国学教育与训练。钱锤韩后来回忆说：“进入高小后，由于缺了四年基础教育，学习困难很大，学校里有一套功课，有一套作业(当然比现在少得多，浅得多)，家里却从不过问，只是另行安排一些课外学习任务：继续读些古典文学，读些中国历史，写些议论文章。在这几年里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有时还不及格，只能靠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勉强应付功课。”①钱家的教育方式对今天兴起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在钱锺书上东林小学不久，伯父钱基成去世(1920年农历9月21日)。他对伯父感情很深，悲痛不已。当年，他写了《题伯父画像》一文，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钱锺书最早的一篇文字。文日：

呜呼！我亲爱之伯父死矣，不得而见之矣。可得而见者惟此画像耳。然吾瞻拜伯父之画像，不禁哀之甚，而又慰之深也。哀莫大于死别，夫何慰之有？慰者，幸音容之宛在。然而不能无哀，哀者，哀死者之不可复生也。嗟夫，我伯父乃终不可得而见矣！于不得见之中而可以稍慰夫欲见之心者，幸有斯像耳。岁时令节，魂兮归来。锺书衔哀展(瞻)拜，供奉香花，我伯父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②

全文不到200字，满眼的“之乎者也”，俨然一个小夫子的模样，正是钱基博所言“握管作二三百字论文矣”。文章虽稚嫩，情意却是真挚的。大伯父去世后，钱锺书虽然仍与伯母一起住，但教育开始由父亲来接手。

P1-3

《管锥编增订》出版的时候，钱之俊先生刚出生，现在也才三十出头。之俊少年英爽，好学深思，和我文字往还数载，极锐发。他得知我作《钱默存先生年谱长编》，就将自己几万字的初稿举以相赠；尽管没有溢出的，还是教人不胜感刻。渐渐看到之俊先生斐然述作，大块文章常登大报，益喜其思理深密，文笔鬯利。

已刊行的治钱先生历史的著作，数李洪岩先生的《钱锺书生平与学术》顶好。之俊先生如何后来居上或者别开生面呢？这一二十年来发掘和曝露的文献，作者差不多料简一过，另出手眼，聚类钩元(缕述编辑生涯独阙The Chinese Year Book之consulring editot)，成兹一编，有机会成为比较文学所谓“媒介者”(intermediary)，在“发播者”(transmitter)和“收受者”(receptor)之间大起搭桥牵线的作用。“为何不读研究生”也，“家庭教师”也，“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也，这些题目就足以开张耳目，也见得作者的善逞狡狯以见奇妙。

信信疑疑，善善恶恶，史家之职志也。《我们仨》数计“锺书的拜门学生：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此地只淡淡地说：“第二位学生似乎不姓钱，姓何，叫何灵琰。”不大声以色，而作作生芒——所谓“微而显，婉而辩”的“春秋之笔”。辩折“翻译工作”为“工具而已，奉命而已，仅此而已”，健论卓识，想钱先生亦当惊知己于千古。

当这本小书正式付梓之时，内心既高兴，又不安。收在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曾在《同舟共进》、《书屋》、《名作欣赏》、《出版史料》、《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上不完整地公开发表过(《新华文摘》、《党史天地》、《报刊荟萃》、《读报参考》、《作家文摘报》等也有转载)，有些还引起过一些关注与争议，但时间跨度较大，质量上并不整齐，还有些想收而不便收的文章也没有收录，准备的大量图片资料几乎没用，留下了不少遗憾。但不管优劣，文章总是出于自己的手笔，现在汇总一册，算是对青年时期读“钱”的一次总结吧。

最早的一篇是2004年写的，那是读书时在公开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涉“钱”文章(《钱基博为人取名及其他》，《书屋》2004年第12期)，恍然间已近十年矣。2005年毕业到一所农村中学参加工作后，在两三年间有过沉寂，基本没有再写过什么东西。意志的消沉，自我的放纵，看不见希望的生活，几乎就这样沉沦。看到今天身边很多青年教师在抱怨生活，放弃理想，不再努力地工作与生活时，我能理解，但感到忧心。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理想和追求的，即使身处僻野，即使在别人看来那些东西毫无价值，或渺无希望，也该奋起一搏，锲而不舍。我很欣赏这句话：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我重新拾起那些尘封的书籍，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思考变成文字时，我乐在其中，也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有关钱锺书的文章就是这样重新写起来的。近些年来，愈来愈觉得生命的逼仄、紧迫，感到还有很多的事应该去做，但日子总是耗费在很多无意义的事上。生存的压力，世俗价值的认同，还有尖锐的现实，让许许多多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低下了曾经倔强的头颅，变得世故与消沉。朝气渐远，唯有沉沉暮气。

在我的博客中，有关钱锺书的文章都归类在“草根钱学”一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些文章归在高头讲章的学术论文之列，我自忖不够层次。一切只为兴趣而作，兴起则始，兴尽而止。对于那些批评与商榷，我毫不在意。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有关“二钱”(钱基博与钱锺书)的文章，你们是有什么关系，还是因为同一个姓氏？令人纠结的问题。读书写作和家谱或姓氏有何干系呢？如果追根溯源，或许都是吴越钱氏一脉，可这毫无意义。钱氏父子是我敬仰的大师中的两位，高山仰止，后辈小子岂能望其项背？读“钱”写“钱”只是一些偶然。中学时读《围城》，初知其人。及至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才机缘巧合地“被”读了一些钱锺书的书及相关研究著作。2002年在中文系办的文学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涉钱文章(《钱锺书眼里的文化名人》)。从那个时期开始，才作了一些研究性阅读。那时莽撞胆大，还就有关问题直接去函请益中国社会科学院“钱学”专家李洪岩先生。没想到李先生不仅回信，还送我三本研究钱锺书的著作，并嘱我“先读一些西方哲学”，因为“只有先具有哲学的修养，才能透彻领悟”(2004年8月28日与笔者信)。惭愧的是，自己至今对西方哲学了无研究。这段经历，使我对李先生一直抱有感恩与敬意，是他给了我许多鼓励。虽然他早已不再研究“钱学”。有关“二钱”的文章也不是自己关注的全部。近些年来，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也是自己没有放下的课题。目前已经整理出一本有关教育的集子，等待出版。傅宏星兄曾非常善意地建议我，跳出“钱学”的圈子，会发现一个更大的学术空间，可能有更大的收获。近年所撰钱文，只是想解开钱氏生平与思想上的一些疑点，以达还原钱锺书本来之目的，并没有给自己设下“圈圈”，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一切顺乎自然。

走出校园后，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文化中心的人来说，做点研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巢湖学院中文系主任方习文教授，写过一篇博文，叫《博友钱之俊》。其中，方先生对我身处僻处而能作文，感到惊讶：“我只是奇怪，他的钱锺书研究偏向‘史述’，而他处在一个偏远的乡下，那些原始丰富的史料是怎么收集怎么得到的？”这些年，断断续续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写一些东西，除了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查阅资料，如果没有师友同学的无私帮助很多事也是完成不了的。

在这本小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一路走来的很多师友同学。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傅宏星兄这几年对我的激励、提携和帮助我铭记于心。现居美国的范旭仑先生通过邮件往来亦多有指导，此次小书出版，先生更是“建言献策”，不吝赐序，深为感动。淮北师范大学纪健生先生、厦门大学出版社王依民先生、苏州市地方志编委会俞菁女士等都曾无私为我提供过资料。安徽师范大学何更生教授、夏家顺老师，淮北师范大学刘彩霞教授，巢湖学院方习文教授，在教育教学研究上曾多次给予我关心和鼓励。编辑朋友中，王洪波先生、续小强先生、王朝军先生、梁思慧女士、陈菁霞女士等都曾不嫌烦琐，为我改稿，提供发表机会；王立威女士还曾将期刊网的账号长期供我使用，让我省去诸多麻烦。同学李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为我提供了大量最新的论文。这本书没有黄曙辉先生也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林凡凡女士的细心编校。中学时期的老校长潘恒俊老，一直对我鼓励有加，如今我们已成忘年之友。在此一并深深致谢。

还要特别感谢母校皖西学院诸师友：文化与传媒学院(原中文系)院长马启俊博士，副院长陈尚达教授，图书馆研究员舒和新老师等。马启俊老师是我学术研究上的启蒙老师，在校读书期间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文字学的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陈尚达老师是位年轻而富有思想的教授，近年来和我亦师亦友，对我启发很大。正是在诸师长的鼓励和信任下，2012年5月，我回母校参加了第三期校友论坛，和学弟学妹们重温大学生活，交流读书体验，更加鞭策自己不断地去读书思考。这几年在媒体上几次见到舒和新老师，学校图书馆珍贵古籍善本若没有他可能还会继续淹没下去。他的人生遭际，让我知道，任何人只要肯努力、愿钻研，总有一天会发光的。皖西四年，也是和图书馆在一起的四年，读书、查阅资料、撰写文章，和舒老师一起整理古籍，毕业以后，每每梦及于此，不胜唏嘘。

最后，谢谢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的工作，为家庭和孩子辛苦付出的妻子董亚艺，谨以此书献给她。

钱之俊

2013年9月1日于安徽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