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德川家庭》）相比，一是《资治通鉴》，一是《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因一直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中，影响不大。”

中文世界第一部白话全译本。台湾著名学人黄锦主编，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学者合译。译文贴近原著，尽得信达雅之要义。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紧贴原著，逐字逐译，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一个“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以拙御巧，看似笨工夫，实为巧办法。

本书以流畅典雅的白话译文+完整原文，全新的分辑形式，以助巨著走出封闭，走近现代读者。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宋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写，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以来的学者所编纂的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结古今的大编年史。为学史者必读之著作。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之目的在于“资治”，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叙述详明。而对无关国计民生的事及人物，如众多的文人、高隐均不予提及。其记人记事，原则鲜明，为历代帝王大臣及学人所乐读。

司马光所处时代，距今已900余年，当时文言与当下所用的白话文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黄锦鋐先生领衔主持，集台湾各大学27位著名教授之力，历时3年，将这部大著译成白活，深受中文世界读者所喜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史学、文学、政治大家，其识见、才能早有公论；他与当时最优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摘幽隐、荟萃熔铸，用功极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故此，译者在翻译时力图贴近、还原《资治通鉴》，译文典雅，紧贴原著，不以“现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发挥，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以拙御巧，实为明智之举。

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全书共计800余万言。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含更始）；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此为第一辑，包含战国、秦、西汉部分，讲述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王莽地皇三年（22），凡425年之史事。

《资治通鉴》译序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宋神宗奖谕诏书

宋史司马光传

执行编译教授简介

卷第一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烈王七年（前403～前369）

卷第二 周纪二 周显王元年～四十八年（前368～前321）

卷第三 周纪三 周慎靓王元年～周赧王十七年（前320～前298）

卷第四 周纪四 周赧王十八年～四十二年（前297～前273）

卷第五 周纪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一五十九年（前272～前256）

卷第六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始皇帝十九年（前255～前228）

卷第七 秦纪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27～前209）

卷第八 秦纪二 秦二世皇帝二年～三年（前208～前207）

卷第九 汉纪一 汉高帝元年～二年（前206～前205）

卷第十 汉纪二 汉高帝三年～四年（前204～前203）

卷第十一 汉纪三 汉高帝五年～七年（前202～前200）

卷第十二 汉纪四 汉高帝八年～十二年（前199～前188）

卷第十三 汉纪五 汉高后元年～汉文帝前二年（前187～前178）

卷第十四 汉纪六 汉文帝前三年～前十年（前177～前170）

卷第十五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汉景帝前二年（前169～前155）

卷第十六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后三年（前154～前141） 

卷第十七  汉纪九 汉武帝建元元年一元光元年（前140～前134）

卷第十八  汉纪十 汉武帝元光二年～元朔四年（前133一前125）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 汉武帝元朔五年～元狩四年（前124～前119）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 汉武帝元狩五年～元封元年（前118～前110）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 汉武帝元封二年～天汉二年（前109～前99）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 汉武帝天汉三年～后元二年（前98～前87）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 汉昭帝始元元年～天凤六年（前86～前75）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 汉昭帝元平元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前74～前68）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汉宣帝地节三年～元康四年（前67～前62）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 汉宣帝神爵元年～三年（前61一前59）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汉宣帝神爵四年～黄龙元年（前58～前49）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汉元帝初元元年～永光二年（前48～前42）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竟宁元年（前41～前33）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汉成帝建始元年～阳朔二年（前32～前23）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汉成帝阳朔三年～永始三年（前22～前14）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汉成帝永始四年～绥和元年（前13～前8）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汉哀帝建平元年（前7～前6）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四年（前5～前3）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前2～2）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始初元年（3～8）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王莽始建国元年～天凤元年（9～14）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 十 王莽天凤二年～地皇三年（15～22）

资治通鉴卷第一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前403）

共35年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1.开始命令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司马光说：臣听说天子的职事没有比尊崇礼制更重要的，尊崇礼制没有比守分更重要的，守分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什么叫礼？就是国家的纪律纲常。什么叫分？就是君臣的名分。什么叫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的名位。

以广极四海的土地，亿兆众多的人民，大家情愿接受一个人的统制，其中虽有力量绝伦之人以及超迈当世智慧的人，但没有不为他奔走而服役听命的，难道不是靠着礼，作维系的纲纪吗！因此，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督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高贵的指挥卑贱的，卑贱的服从高贵的。如此，上级指使下级，好比心腹运转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下级事奉上级，如同手足捍卫心腹，枝叶庇护本根，然后上下才能相保，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事没有比尊崇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次《周易》时，把《乾》、《坤》二卦列在书首。孔子《系辞传》说：“易含万象，天地最大，天以阳刚，尊于上，地以阴柔，卑于下，于是乾坤二体得以设定。地体卑下，天体高上，卑高的大义既经设定，那么万物贵贱的地位便大明于世了。”意思是指君臣的名位，如同天地的不可更动啊！《春秋》一书的主旨是贬抑诸侯，尊崇王室，王室虽然微弱，夫子还把他列序在各国诸侯之上，可见圣人对君臣的分际，向来都是殷殷致意，极为重视啊！如不是遇到像夏桀、殷纣般的暴虐，商汤、周武般的仁圣，四海归心，奉天承运以至汤、武取代桀、纣，那么君臣的分际，自当坚守名节，效忠至死。因此，如果以微子的贤才，代纣王而有天下，那么成汤可永远与天相配；以季札的德能，担任吴国国君，那么太伯可以永远得到奉祀。然而他们两位宁可身受亡国的悲哀，不愿取而代之，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不可破坏的缘故，所以说崇礼再没有比守分更重要的了。

礼的作用，可以辨别贵贱，序次亲疏，裁制万物，办理众事，但是没有名分不能显著，没有器物不能具体；用不同的名分来命名，用不同的器物来辨别，然后由上而下，才光辉灿烂，有条不紊，这就是礼的大本。如果名器完全丧失，那么礼又怎能单独存在呢！例如过去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受奖的时候，辞去实质的采邑而请赐繁缨，孔子认为还不如多给他些采邑的好，因为只有名位与器物，不可随便送人，这是国君的职掌；否则，如果政令不上轨道的话，整个国家也就随之灭亡了。卫出公在位时，等待孔子来办理政治。孔子竟以正名定分为当前急务。他认为名分不正，人民的举止行为便手足失措，得不到妥善安置。试想，繁缨，不过是马头上的小饰物，而孔子却特别珍惜它；正名，可说是政治上的细微末节，而孔子列为施政的优先；究其实，因为名器一旦败坏，那么君臣上下的关系也就无法保持了。由此看来，任何事情的发展，莫不是先由细微末节而后逐渐显著。圣人的思虑深远，所以能在细微处小心处理；一般人见识短浅，所以必须等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设法补救；在细微处处理，用力少而功效多，到严重时补救，往往竭尽所能还达不到效果。《易经》说：“脚下踏着严霜时，就知道水就要凝固成坚硬的冰块了。”《书经》上也说：“为政之道，要天天注意事情的细微末节。”指的就是这一类的情形。所以说守分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了。

唉！幽、厉二王丧失为君的德行，西周治道日渐衰败，纲常散乱，纪律毁坏，下以犯上，上以废下，诸侯擅自征伐，大夫独揽大权，礼的重要体制，十分已丧失七八了。然而对文王、武王的奉祀，尚绵延不绝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周朝后代子孙，还能各自恪守名分的关系。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襄王赐予王者葬礼，襄王不许，说：“这是国家的典章，显示周天子和诸侯不同的地方。从没有国君之德，敢僭行二王之礼，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啊。如果不然，叔父有地，尽管行王者的葬礼好了，又何必请我赏赐呢！”文公于是心生畏惧，不敢反抗。以当时周王所管辖的土地面积，不会比曹、滕大，以周王统治的人民，不会比邾、莒多，但是它经过数百年，仍为天下共主，纵然以晋、楚、齐、秦等国的强盛，也不敢随便加害于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名分还依然存在的缘故啊！至于季氏对于鲁国，田常对于齐国，白公对于楚国，智伯对于晋国，他们四家大夫的权势力量，都能够驱逐国君，自己掌握政权，然而始终不敢为所欲为的原因，难道是力量不够，而心有不忍吗？只是害怕干犯名分，受天下人辱骂啊。现在晋国大夫轻视君上，瓜分晋国国土，周天子既不能起兵讨伐，又百般宠爱，使他们身列诸侯的地位，这样连小小的名分都无法坚守。先王的礼制，到此可说是败坏完了。

有人以为那个时候，周王室已经微弱不堪，三晋势力极其强盛，纵然不允许，恐怕也不可能吧！此说更是大谬不然。因为三晋固然强大，假使不顾天下人的辱骂，而违犯道义，妨害礼制的话，那么可以不必请命天子，而竟自立为诸侯就是了。他们不请命于天子而自立，那就是叛逆的臣子，天下假使有齐桓、晋文一样的国君，必定遵奉礼义，起兵讨伐他们。现在请命于天子，而天子又答应了他们，这是禀承天子的命令而为诸侯啊，有谁可以据理去讨伐他们呢！所以三晋之所以列于诸侯地位，不是三晋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的啊！

唉！君臣间的礼制既然破坏了，那么天下的人从此便以力气互争雄长，使那些圣贤后代而身为诸侯的封国，无不遭受灭绝的命运，老百姓也几乎家破人亡，怎不令人哀伤呢！

2.起初，智宣子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的好。因为智瑶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而不如别人的地方有一点。例如他留有美鬓，身材高大，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四贤；坚强果决，恒毅勇敢，五贤。以如此的贤能，却没有仁德之心。如果他能运用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以不仁之心去力行，试问，谁能受得了呢？如果立智瑶为后，智氏宗族必遭灭门大祸。”智宣子不听。智果为了避祸，经太史的证明，改依别族，就是辅氏。

赵简子的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准备立后时，不知道该立谁为是，于是写些训诫的话，分别记载在两块竹简上，将它交给两个儿子，说：“小心记住！”事过三年，问他们简书的内容，伯鲁答不出来；问他竹简所在？早就失落了。改问无恤时，恤把训诫的话背得滚瓜烂熟；问他竹简所在？马上从衣袖中抽出来。于是简子认为无恤贤能，就立他为正式的继承人。

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临行前请示说：“此行的目的是搜刮民脂民膏呢？或是谋求人民的幸福安全呢？”简子道：“当然是谋求人民的幸福安全喽！”尹铎于是减收赋税，增进民生。简子告诉无恤说：“晋国如有灾难，你不要认为尹铎地位轻，晋阳地方远，一定要去投靠他。”等到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专任晋国大政，和韩康子、魏桓子宴饮于蓝台。智伯戏弄庸子并侮辱段规。智国听说后，进谏说：“主人如不小心提防，大祸就要临头了。”智伯道：“灾祸的发生，出于我的手，我不制造灾难，谁敢胆大妄为呢！”智国回答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夏书》上曾经说：‘一个人的过失很多，人们的怨怒往往出于无形，而非明白表露，所以要防患于未然。’君子如能谨慎小事，才没有大患。现在主人在宴会上羞辱别人的君相，事后又不小心提防，还说‘他们不敢胆大妄为’，恐怕不妥当吧！蚊子、蚂蚁、黄蜂、蝎子，都能害人，更何况一国的君相呢！”智伯不听。  智伯请韩康子割让土地，康子不想给他。段规说：“智伯贪图财货，刚愎自用，不给的话，他会率兵攻打我国，不如答应他的请求。由于他取得土地顺利，必更加骄漫，一定又请他人割地，他人不给，必领兵攻打，然后我国得免除祸患，以静观时势的变化了。”康子说：“此说很好。”于是就派人致送居住有万家人口的都邑给智伯。智伯自以为计划得逞，十分高兴。又请魏桓子割让土地，桓子不想给。任章说：“为何不给？”桓子说：“毫无理由的勒索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无理勒索，必引起诸家大夫的恐惧；我们答应他的要求，智伯必然骄横。他因骄横而轻视敌方，我因畏惧而彼此团结，用团结一致的队伍，对待轻视的敌方，智氏的性命必不会长久了。《周书》说：‘想要败坏他，姑且先帮他的忙；想要占有他，姑且先给他点儿甜头。’主人不如给他，来造成智伯的骄傲，然后才可选择交情深厚的人士，共同设法对付智伯，我们又何必单独作为智伯攻击的对象呢！”桓子说：“好极了。”就又给智伯一处有万家人口的都邑。

P1-6

宋治平三年（1066），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任命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司马光领衔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命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允许司马光任意挑选官吏参加编纂，下令龙图阁三馆珍藏秘籍任由编纂者借阅，编纂所需，尽由库钱支出。

治平四年（1067），刚刚即位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认为司马光等所编史志，记述了以往明君、良臣，记载有议论精要的话言，天人相通的分际，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权柄福泽盛衰的原因，良将的方略，循吏的教化，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政事治乱的关键，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完成，历时十九年。

在司马光之前，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且均文字繁多，体裁各异，布衣尚且“读之不遍”，日有万机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司马光因之属意于编纂一部编年通史，意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世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方便君王大臣阅览、借鉴。后遇英宗皇帝下诏令编写，得以遍选当时优秀史家相助，因缘际会，乃成此三百余万言大著。

司马光一生勤学博读，对经史尤有心得。编纂《资治通鉴》时，年已近五十，已是当时文史大家。他年仅二十即考中进士甲科，进入仕途，历任地方、朝廷官职。中国历代史家所长大多在于文、史，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甚少；而像他以政治人物，兼具文、史，并属意于史事的就更少了；他上得君王鼎力支持，下得众史家襄助，编纂之时，正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年代，也是他与王安石等变法派盘旋相抗的十数年，这种际遇，历代无两。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敛、刘恕、范祖禹等，历十九年枯坐，所编《资治通鉴》兼具历代史家之长，自不待言，其剪裁、熔铸史事之政治眼光，则是其他史家所缺乏。

司马光主持编纂之《资治通鉴》，其意在于“治道”，故对史事裁选，极为明确：凡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以及才德并高、行为世范、与国休戚的人物，都叙述详明，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而于骚客吟咏、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均不予记载，故像屈原、陶渊明、李白这等隐士高才，均不见采。

《资治通鉴》贯通历代之书，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按年记载，一气衔接，使自汉末、两晋、南北朝学者所篡各朝断代编年之书，一变而为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为中国史学的一大创作。后代史家所作，仅能得其一体，或为专史，或为断代，气具规模，已判然不如。

《资治通鉴》“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读此书，尤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朱熹语）“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钱穆语）

但《通鉴》成书，至今已九百余年，当时司马光等所用书面语言，于现下盛行的白话已相去甚远，故现代人读之，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过多个全译本，遍览这些译本，大致存有如下遗憾：

一为译文以现代人眼光为务，务求译文之通俗和逻辑之“通畅”。如此则尽失原文风味，读之有嚼蜡之感。

二是译余再做指点评说，信手所指，皆关黑白。或指斥为酱缸，或指斥为糟粕。此种译文至少对如下四种情形缺少体察：不知现代人读千百年前的著作，世事两不俱，俯仰逸兴，不独以“才子学人”所具，此其一也；古代史事，自有其来由，古人一言一行，均受时代所限，此其二也；再则《通鉴》编纂者均守春秋笔法之要，寄意于事，述而不作，此法已相传数千年，如今一脚扫开，专务指点，作而不述，与作者之意大为相左，文却同列，令人难以适从，此其三也。司马光深通文、史，尽有实干家之经历、政治家之眼光，著史之遇合更是非凡，后人信手便下，一时便成之文字，难以与之相称，此其四也。

本书所选译文由台湾著名学人黄锦铉先生领衔主持，于20世纪80年代初，集合台湾诸大学二十七位著名教授、学者，历时三年，将这部大著译出。意在“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台静农语）是这部巨著在中文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

本书译文以贴近、还原《资治通鉴》为原则，紧扣原著，逐字逐译，“信”“达”“雅”兼顾，而尤以“信”为第一要务。在保证行文通畅的同时，力求保留原文之质朴简练。不擅作发挥，不平添枝叶，旨在让读者能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通鉴》，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如此方式，以拙御巧，不失为大家之举。

有如下事项，尚需向读者一一说明：

一、为方便读者阅读收藏，本书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如此，既能解决现代大多数读者因原著文字古朴所带来的阅读困难，又能让读者直接接触原典。

二、全书原文三百余万言，白话译文五百余万言，共八百余万言。

三、由于全书规模巨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将其分为七辑出版。分辑仍依原书次序，大体以朝代为别。第一辑为战国、秦、西汉（含王莽新）；第二辑为东汉、魏；第三辑为东西晋；第四辑为南北朝；第五辑为隋唐（其中唐至安史之乱起）；第六辑为安史之乱至唐灭亡；第七辑为五代十国。此分辑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

四、为方便读者计，每一辑前增加了本辑所涉及的朝代世系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供阅读时查对。

五、原文间或有司马光等人评论，排版时前后各空两字距，并在前后各加“◆”以示区分。

六、本书原文及标点参照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本书白话文标点，参照台湾白话译文版本。因现代语言表述与原文言结构有别，致白话译文句式与文言句式多有不同，故两者标点略有出入，请读者明察。

七、本书白话译文段落，与文言原文段落一一对应，完全一致。

八、本书译文所涉及的具体原则，可参看黄锦铉先生《资治通鉴译序》，对此有详细说明。译文中圆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注释。

九、关于本书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如下：人名和大部分地名以原文为准，尽量保留其姓名在古籍中的原貌，编辑处理时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个别常见地名则参酌当今地名演变，在文言中一仍旧名，白话译文则译成当今通用的规范名，不强求文白形式的统一。如地名钱唐，在文言中保留原貌，白话译文则为钱塘。

十、整理古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煌煌如《资治通鉴》者尤是。因学力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新世界出版社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