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32年5月、由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堪称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策源地和30年代的文学重镇。围绕这一杂志，形成了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文人社团，他们对新感觉派的创作和现代诗派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本书采取社团与人事互为参证的方式，研究从“兰社”而“璎珞社”而“文学工场”而“水沫社”、直至《现代》杂志的演变，探讨这一社团的聚结、发展、离散过程；并细致梳理了该社团与30年代其他重要文学社团、文人群体，以及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将《现代》杂志纳入“兰社”一“璎珞社”一“文学工场”一“水沫社”一《现代》这一动态过程，并从文学社团而非创作流派的角度探讨施蛰存周围的文人群体，并不多见。本书对此将有所尝试。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由于栎社可讨论的议题非常多，非本书所能全部承载，因此，本书只探讨栎社的概貌，包括：成立动机、组织状况、实际的活动情形，及重要社员的介绍，及栎社史上几件重要的大事(如梁任公来台与栎社的关系、连横因撰鸦片特许文为栎社开除之事)。透过书中栎社沿革志略(即活动大事纪要)表及栎社成员分析表，可以掌握该社50年来新旧先后社员的名录，及人数增减消长情况以观察诗社运作进行的变化。至于栎社成员与台湾文社或者外围诗文社的关系，或者连横与栎社的关系，只能稍略叙说。征诗、击钵吟之作的内因外缘、诗艺等探讨，以及更全面的，栎社成员的作品与其他比较深入的议题之探讨，由于篇幅及研究素材的限制，只能留待他日再深刻处理。

001／总序 陈思和

001／序论一个社团和一个人

001／第一节 对这一群体具备社团性质的论证与界定

007／第二节 这一社团的主要特征

010／第三节 “施老大”的核心作用

016／第一章 从“兰社”到“璎珞社”：文学与事业的扬帆启程

016／第一节 同缔芝兰文字盟

020／第二节 欲求新学作新民

023／第三节 沧海腾波龙起蛰

034／第二章 从“文学工场”到“水沫社”：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上)

034／第一节 从今文学有工场

039／第二节 新店开张浮一沫

055／第三章 从“文学工场”到“水沫社”：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下)

055／第一节 洗净风花雪月辞：施蛰存等人的“赤色岁月”

057／第二节 列车无轨任横行：普罗文学与现代主义的杂糅并置

063／第三节 左右徘徊失主张：从左翼文学运动中偏离

071／第四节 相轻相重风云幻：与冯雪峰的渐行渐远

077／第五节 左右逢源无逋莫：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

094／第四章 “因缘遇合协三才”：《现代》杂志的创刊与停刊

094／第一节 《现代》创刊

101／第二节 “《现代》同人”辨析

107／第三节 《现代》停刊

115／第四节 社团分化及各人经历简述

136／第五章 “儒墨何妨共一堂”：《现代》杂志的风貌与品格

136／第一节 现代的

153／第二节 多元的

159／第三节 中立的、商讨的

170／第六章 “文艺自由”与“干涉主义”：“第三种人”论争辨析

170／第一节 “第三种人”论争过程与焦点简述

180／第二节 “第三种人”的演变

192／第三节 “第三种人”辨正

205／第七章 “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

205／第一节 施、鲁交往以及论争始末的一般勾勒

218／第二节 论争所体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大持续言说的路向和语言观差异

226／第三节 论争的辩证与暗合

238／第八章 社团凝聚力的显影：从“文艺自由论辩”到“国防诗歌”论争

239／第一节 “连环图画”与莎士比亚戏剧

246／第二节 “尺”、“圈子”“模子”以及“解剖刀”

254／第三节 “心造的幻影”与“创作的困难的根源”

256／第四节 “小小的显微镜”与“高大的天文台”

261／第五节 《灯》与《“向光明”》

271／附录相关年表

278／参考文献

284／后记

鲁迅的突围，从对“文学”的重新想像开始。在林希隽辈那里，所谓的“文学制作”、所谓的“严肃的工作”，“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而鲁迅以为，“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这里强调杂文品格的严正和杂文家创作的认真，“小小的显微镜”与“高大的天文台”交锋的背后，鲁迅更是在用一种反本质化的“文学”建制，去解构林希隽等人以西方“文学概论”为标准定义对“文学”理解的垄断。施蛰存、杜衡、林希隽等人口口声声视为理所当然的“文艺价值”、“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其实都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破解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即否定了“文学概论”式的文类等级观对杂文的轻视与冷落：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似乎素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缜密的本质性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这一思路印之于杂文的文体确认，则是：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的揭破，正是要世人警醒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后的权力体系，以及在这种纯文学性的“文艺价值”麻痹之下，遗忘了“生存的血路”，甚至无意中成为反动者的帮闲。而那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命、破名的思维特质，承载了鲁迅对文学经典化、体制化的反思，任何艺术、文学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生命与活力，而杂文的价值正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至于鲁迅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自觉，以及这种自觉与杂文创作之间内在的关联，张新颖先生已经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鲁迅直至生命终止才不能不放弃的杂文，这种交织着他人的毁誉、褒贬，消耗着自己的精血和心神的杂文，这种与平庸、繁琐、肮脏甚至是令人愤怒、厌恶、绝望的现实血肉粘联的杂文，写作它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都是出于一个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责任。对于现实的自由责任，是构成这个主体的核心因素，处在主体的内部，对于主体来说，它不是来自外部的动力。P258-259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打完论文的最后一行字，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本论文能够完成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首先应该感谢我的两位恩师，也是我学业道路上的引路人——陈思和老师和张新颖老师。

我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完全归功于陈老师。本科一年级下学期，陈老师给我们上文学史课，一下子让我入迷。当陈老师讲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理解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时，当我理解了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实蕴涵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寄托与失落，欢愉与激愤时，探讨这一群体的复杂心态就成为了我最初的学习动力。当时陈老师的课安排在下午的一、二、三节，我买了一个采访机录音以便整理笔记，为了让记忆的损耗降到最低，我总是力求在上课的同一天内将笔记整理完毕。三节课的讲解内容非常庞大，所以我每次都是听完课带着一个作晚饭充饥的面包就走进自修教室，然后一边跟着录音的回放，一边整理笔记……当我回到寝室时，往往已经熄灯，虽然辛苦，但是内心异常充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与对陈老师的敬仰，就是这样同时起步的。

入陈老师门下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总显得有些拘谨。上课一般都坐靠后的几排，下课向老师讨教也总是站在人群的最外一圈。等到现在能够和陈老师自然交流了，我才感激陈老师没有“放弃”当初沉默寡言的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我睁开懵懂的心眼……

能够加入陈老师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课题组，并得到他的指点与辅导，是我的荣幸。当选题开始时，其他师兄、师姐都很快找准了目标，只有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写哪一个社团，感谢陈老师对我这样一个愚钝弟子的宽容。在他的点拔下，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论文选题。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经常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还是陈老师的悉心教诲，让我一次次豁然开朗。比如刚开始面对一大堆材料时，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现代》杂志翻了两遍，但是对于论文设计还是心中没底，当时我很困惑是不是论文就写成时髦的期刊研究呢?这个时候陈老师打开了我的视野，他让我从施蛰存等人的文学工场，甚至更早的兰社时期开始关注，逐渐地，一个前后更替的社团集合体的面貌在我心中浮现……现在回想，这一步打开视野、廓清思路，是我论文写作中最关键的地方。没有陈老师的指导，我无法走出困境。

半年前一位同门师兄毕业南下，临别前讲起陈老师在手术台上，还在为他的工作打电话联络请托。那一刻，我看见师兄的眼睛是湿润的。没有一个学生不爱戴陈老师。2004年的时候，复旦学子评选“十大导师”，我给陈老师做一块宣传用的展板，我选了陈老师写的一段话印在展板上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我以为这是陈老师治学特点的精要所在，也蕴含着一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价值寄托。

前不久，临近毕业的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宝贵的工作机会，当时在先工作还是先读博完成学业之间徘徊不定，于是敲开了陈老师的家门，坐在沙发上，听师母拉家常般的开导，逐渐打消了我心头的疑虑。有一次陈老师手术住院，出院时我和两位师兄一起去接，走出病房大楼上出租车前，陈老师把我拉在一旁，说：“今天是你师母生日，你帮我忙，去买个好点的蛋糕，再买些面条。”我知道陈老师想给师母一个惊喜，所以赶紧去置办了，那天天气不好，但在风雨之中我却感到阵阵温暖。陈老师和陈师母之间“举案齐眉”的爱，以及贾先生和贾师母之间“感天动地”的爱，总让我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中体会到世界的美好与纯净。

我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他当年插队时看到的一个情形：那边走水路用筏子，不一定是渡人，也可能是载货。于是艄公在走很长的水路的时候自己会唱山歌，后来我脑海里经常浮现这个情形，我想艄公这样唱山歌其实不是给其他人作表演，不过是路途太长，信口唱出，解解寂寞，聊以自娱罢了。但是如果刚好被两岸的路人听到了，点头称许，甚或鼓掌示意，那劲头就更足了。当我刚开始投身于自己这个专业的时候，也像上面那个老艄公一般，并不觉得学习、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感到在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可是当我遇到学业上的激流险滩时，就不仅需要有经验的路人鼓励，最好还能得到他的指点。张新颖老师对我就是这样的。

张老师是我本科所在班级的辅导员(这是我莫大的幸运!)，2002年9月，我们系免试直升的工作展开了，虽然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万分憧憬，但是想到自己平均绩点在班上算起来实在稀松平常，所以并不敢抱希望。再加上毕业实习的奔波，想到即将离开复旦校园，真有锥心之痛。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张老师给了我出乎自己意料的帮助。他鼓励我继续求学，在他的推荐下，我的第一篇论文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并且为我能够顺利直研四处联络、打好铺垫。更让我感动的是，当直研工作正式展开时，身在韩国讲学的张老师并没有忘记我，他为我写好热情洋溢的推荐信递交给系里。2002年10月，我终于通过了直研考核，张老师获悉后又给我来信：“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祝贺你。而且我觉得你跟陈老师，是幸运中的幸运，对你以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难得的机会。很希望你不辜负我推荐你的苦心。……以后就要看你自己的作为了。”后来有次陈老师跟我说：“新颖真是帮你很多忙啊，他为你说了很多好话。”那一刻，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读研究生以后，与张老师交流的机会多了起来，听他讲沈从文的课，读他写现代意识的书，以及私下的一些随意的交谈，无不给我莫大教益，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学业道路上受张老师影响非常大。3年前没有张老师的无私关怀与帮助，我不可能获得进入更高阶段深造学习的机会，那段时间张老师给我的信件我一直保留着；这之后我在学业道路上的跋涉，始终不敢忘记张老师的一片苦心(这也是我学习上的鼓舞与鞭策)，而如果我今后能够取得些微的成绩，这也是呈献给张老师的——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激，回报张老师的信任。

有一回走进绿荫掩映的九号宿舍楼，刚进贾先生家门，大姐就指着桌上一摞书籍对我说：“这是先生给你找出来的资料。你拿去看。”一星期前拜访先生，他问我论文作什么题目，我说跟施蛰存有关。没想到先生就记下了，而且不顾年迈，在我走后亲手从书架上挑出相关书籍，摆在桌上等我下次去的时候交给我。我无法表达心中的激动，其实这大概只是我和先生见的第二面，他就是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张文江老师说从胡风，到贾植芳先生，到陈思和老师，复旦的师长就是有这样一种提携青年、甘为人梯的传统，诚哉斯言。

和先生熟了，经常去他府上打扰，聆听他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教导，也不惮于在先生面前胡言乱语，但是我总觉得无法读懂先生。我一直很难描述先生家的氛围，先生本就是不拘小节的人，聊天的时候更是海阔天空，再加上窗外的市声，房中小孩的吵闹，这实在是一个家常随性的氛围；但是在这样的家常随性中我总能感到一种肃穆。张新颖老师这样评价先生：“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先生的幽默、风趣，贾植芳先生的闲话、笑声底下是怎样的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能够将“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阻挡住、压抑住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和“笑声”呢?我讲不清楚这样的问题，但是每当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先生。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予我的关爱与支持，使我在学习过程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母亲曾经给我讲起当年在江西插队初见父亲的情形：大热天，他上面套着长袖的衣服，下面是长裤，然后穿长筒的套鞋，怕蚊子叮，农村里面虫子很厉害。两个手腕上绑好毛巾，怕湿了稿纸，因为当时稿纸都是很珍贵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文学青年”，这对我志趣的养成有很大影响。在他小的时候，那个精神、物质双重饥饿的年代里，他只能站在弄堂口别人家小孩手捧连环画的背后，暗地里瞟上几眼。他无法读到的书，总希望他的儿子可以读到。所以每回一起逛书店为我付书款时他总是那么慷慨(父亲自幼习画，但是在书店里看到那些精美的画册时，他从来舍不得买，省下的钱都是给我的)。我小的时候有段时间不懂事，在爸爸到上海出差前总是要求他带几本书回来，甚至列出一张“书单”给父亲；等到他回家就一把抢过包来，翻出来看有没有为我带回来什么，有时不如意了甚至埋怨父亲……后来有一次他同事对我说：“你父亲到上海办完公事以后，总是连坐下来吃顿饭的工夫都没有，就急急忙忙跑去书店了。”当时我无知，后来每念及此，总也忍不住热泪盈眶……父亲是搞设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替我设计过未来，这是我的幸福；但是在我的身上，自然延续了他年轻时候无法实现的文学梦想，冥冥之中总有天意吧。

感谢同门的各位学长和同学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刘志荣老师慷慨相借八大册《现代》影印本，为论文写作提供极大方便。我要特别感谢周立民师兄，无论在学业还是为人处世上，他都给予我指点。每次在他那如图书仓库一般的卧室内交谈，想到他那种痴迷学术、忘乎所以的热情，我就感到一种见贤思齐般的激励。

还要感谢本科时候的好友钟征宇、方伟成、柴俊，与他们“无所避忌”的聊天与争论，同样引发了我最初的学习兴趣。

2005年11月29日于复旦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