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继《失踪者》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被谁指控有罪?他四处打听有关法庭和法官的情况，却得到一个忠告：“少琢磨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他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罪过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什么呢?相信不同的读者对这部小说会有不同的理解。

本书是卡夫卡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主人公约瑟夫·K“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约瑟夫·K被谁指控有罪?他四处打听有关法庭和法官的情况，却得到一个忠告：“少琢磨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他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罪过究竟是什么。

第一章 被捕——先与格鲁巴赫太太、后与布尔斯特纳小姐交谈

第二章 初审

第三章 在空空的审讯室内——学生——办公室

第四章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第五章 打手

第六章 K的叔叔——莱妮

第七章 律师——厂主——画家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第九章 大教堂内

第十章 结尾

肯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他自知没做过什么错事，可是一天早晨，他被捕了。每天早晨八点钟，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格鲁巴赫太太是他的女房东——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今天她没来。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倚着枕头看着住在马路对面的那位老太太，而她正用一种她少有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终于，K感到又饿又恼，便按了铃。随即听见敲门声，一名男子进了屋。他从未在这幢房子里见过此人。只见此人瘦高个子，却体格结实，穿着紧身黑色服装，上面有不少褶裥、口袋、带扣和纽扣，还有一条束带，这些玩意儿给人的印象是十分有用，可人们又弄不明白到底派什么用场。“你是谁?”K从床上欠身问道。然而，那人并不答理，好像他的来临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他只说：“你按的铃?”

“安娜早该给我送早饭了。”K说道。他想弄清楚到底来者何人，先是默默地，一面观察，一面琢磨。可那人没待着让K琢磨多久，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点点，向显然紧站在门后的某人说：“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饭了。”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哄笑声，从声音分辨不清是否是好几个人发出的笑声。虽然那个陌生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自己也搞不明白，但是他却像传达报告一样对K说：“这可不行。”

“这可是破天荒第一回。”K说，从床上跳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干吗格鲁巴赫太太让我这么烦心。”他又立即意识到自己用不着这么大声嚷嚷，这样做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他们有权如此妄为，可是他觉得此事目前尚无大碍。

至少陌生人倒真是这么理解K的意思的，因为他问道：“难道你不认为你最好待在这里别走动吗?”

“要是你不说明你的身份，我就既不待在这里，也不让你与我说话。”

“我这是为你好。”陌生人说，同时打开了门，这一次是主动的。

K走进隔壁房间，步伐慢得不由自主。乍一看，房间里的陈设跟头天晚上一模一样。

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摆满了家具，桌布，瓷器和照片。也许起居室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点，即使如此，也不是一进门就看得出的，尤其是因为最主要的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开着的窗户边看书。那人抬起眼皮，看了K一眼。

“你得待在自己屋里!弗兰茨没告诉过你?”

“你们想干什么?”K反问，目光从这个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到那个名叫弗兰茨的人身上——他还站在门口未走。K透过敞开的窗口，又看到对面的老太太；她走到对面的窗户前，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她显示着老年人常有的好奇心。“我想见格鲁巴赫太太……”K说。他转身，好像想摆脱那两个人——尽管他俩站得老远——打算走出去。

“不行，”坐在窗边的人说，把书扔到咖啡茶几上，站起身来，“你不能出去，你被捕了。”

“原来如此，”K说，“可为什么逮捕我呢?”他又问了一句。

“我们无权相告。回到你的房间去，在那儿等着。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中，到时候你会了解一切情况的。我这样好声好气地跟你讲话已经超越了我的职权范围。但是，我希望除了弗兰茨外，谁也没听到这番话；弗兰茨刚才对你也太客气了，他也坏了规矩了。你碰上我们这样的看守警官，算你运气好；如果你继续这样走运，看来这场官司你吃不了大亏。”K想坐下来，可一看周围，除了窗户边的椅子外，屋子里压根儿没坐的地方。

“你很快有机会发现刚才说的全是真话。”弗兰茨说。两人同时朝K走来，两人都比K身材高大得多，尤其是第二个人，此人不断地拍着K的肩膀。他们俩摸摸K的长睡衣说，他现在不该再穿这么考究的衣服了，但他们会保管好这件睡衣和他的其他内衣；如果他赢了官司，再把这些衣服还给他。“把东西交给我们比交到仓库里好，”他们说，“因为仓库里老丢失东西；还有，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把东西卖掉，不管你的案子结案不结案。这类案子往往会拖很长时间，尤其是最近发生的案件。当然，到头来仓库也得给你一些钱作抵偿，可那是少得可怜的一些钱，因为他们的销路不是按正当市面上的牌价算的，而是掮客开后门悄悄塞的回扣，再加上雁过拔毛，每年通货膨胀，到你手里就剩不了几个子儿了。”K对他们的劝说心不在焉，他并不看重他还拥有什么财物或者谁来处置这些物品。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明白自己的处境；可是，有这两个人在身边，他头皮就发麻，无法思考。第二个警察的肚子——他们准是警察，不会是别的什么人——老是相当友善地顶着他。K一抬眼，就看见他那副与身材不相称的干瘪而瘦骨嶙峋的面孔，大鼻子扭向一边，仿佛对K不屑一顾，与另一名警察点头称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正在谈些什么?他们属于什么部门?毕竟K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天下太平，法制完备，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这么唐突地与他讲话?他一直对人生泰然处之，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处世态度，即使危在旦夕，也不为明天忧愁。但事到如今，看来这个态度是不行了。他也本可以把这一切看做是一个玩笑，他银行的一个同事由于某种不明白的原因而开的大玩笑；也许因为今天是他30岁的生日。这些都是可能的。也许他只要朝着这两个警察会心地笑笑就好了，他们准会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只是街角的小贩，他们看起来有点像……；然而，自从他第一眼看到那个叫做弗兰茨的人，他就下定决心，决不放弃他可能在这两个人面前所占有的任何一点点优势。日后，人们或许会说，他居然一个玩笑都开不起，这种小小的风险是有的。尽管他通常不习惯从经验中长见识，但他也许还记得有几个不很重要的场合，他不像他的那些谨言慎行的朋友那样，而是行为鲁莽，丝毫不考虑会产生什么后果，终于吃了大亏。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蹈覆辙了；如果这是演的一场戏，他也要奉陪到底。

他还有时间。“对不起。”他说着，从两个警察中间穿过，匆匆走入自己的房间。

“看来他是识相的。”他听见他们在背后说。一进屋，他很快拉出了写字台的抽屉，里面一切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但是，由于激动，他一时找不到他想找的能表明身份的证件。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执照；正想拿它去给警察看，又突然觉得这种执照不管用。所以他继续翻寻，直到翻出出生证为止。他刚回到隔壁房间，对面那扇门打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正要进来。他只看见她一会儿功夫，因为她一认出K，就显然感到尴尬，赶紧表示歉意，便退了出去，并小心翼翼地随手关上门。K此时本可以对她说：“进来，进来吧。”可他只是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拿着证件，看着那扇再也没有打开的门。直到坐在窗口小桌子边的那个警察喊叫了一声，他才惊醒过来；这时K才发现那人正吃着本该他吃的早饭。

“为什么她不进来?”他问道。

“她不准进来，”大个子警察说，“因为你被捕了，知道吗?”

“可我怎么会被捕呢?怎么以这种方式被捕了?”

“瞧，你又来了，”那警察说道，把一片涂过黄油的面包放到蜂蜜罐里蘸了一下，“我们不回答此类问题。”

“你们得回答，”K说，“这是我的身份证件，现在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当然要看逮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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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具有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一个精明而成功的犹太商人，做百货批发生意。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曾尝试过学化学，但不久便转学法律。大学期间他旁听过一些文学和哲学课程，迫于父亲的压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修专业。1906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直到1922年因病辞职，卡夫卡一直在一家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卡夫卡从小就热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钻研戏剧和哲学，喜欢读易卜生、尼采、达尔文和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大学时期，卡夫卡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这时期他最喜爱的作家是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和德国戏剧家赫贝尔。之后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人还有丹麦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时至今日，卡夫卡已经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作家变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祖师爷，其地位在中外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卡夫卡并没有倡导过任何学说、没有建立过任何流派、也没有组织过任何文学团体，但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股“卡夫卡热”从没有消退过。各种有影响的流派都试图与他攀亲结缘：存在主义文学在其作品中看到了追求自由的痛苦；荒诞派文学看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形象；黑色幽默派看到了“含泪的笑”；超现实主义文学看到了“超肉体感觉”、虚构和寓言形式；表现主义看到了梦幻和直觉……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极为勤奋的，在他短短的12年创作旺盛时期中(1912年——1924年)，有7年是被病魔缠绕着的，且只能够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写作，尽管如此，他一共写下了三百多万字。让人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卡夫卡在有生之年从没有拿出任何一部长篇小说来发表，他反复修改的三部长篇小说都在他嘱咐好友勃罗德在其死后“尽行焚毁”的作品名单之中。勃罗德违反了卡夫卡的遗嘱，把好朋友的作品陆续整理出版，我们也因此才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学杰作。《诉讼》就是卡夫卡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

从其生平可以看出，卡夫卡的一生都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作品也常常使用法律术语作为标题，例如《判决》、《在法的门前》和这里要介绍的长篇小说《诉讼》(《Der Prozess》)。当然，恰如他的许多其他术语一样，对于卡夫卡笔下的“法”，我们不可以只是简单的字面理解。法律对于卡夫卡来说，与其是作为种种具体的给人以行为规定的条款之总和，不如说是一系列引发他抽象地思考“自由”、人的“自主意识”、死亡以及宗教救赎等问题的修辞手法。

叶廷芳先生在《卡夫卡全集》的编者前言中提出，卡夫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Der Prozess》之所以被翻译成“《诉讼》”，还经历了一番细致斟酌。起初，国内的译本大都译成“《审判》”，这是从英译本得来的。但是，在德语中，“Der Prozess”还有一个常用的含义，即“诉讼”，而小说的主旨虽然也包含有“审判”的意思，但似乎更加接近后一种含义，即表现人生如同一场永无结果的诉讼过程，正是它耗费了人的毕生精力。显然，这里的“诉讼”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那个“诉讼”，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某种寓言式指称。在卡夫卡看来，“诉讼”的过程就是人的根本处境：一个人从懂事起，只要介入社会，就必然要卷入不知不觉的、无休止的、莫名的和无望的诉讼过程，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心理的或宗教的，难以确定。

小说描写主人公约瑟夫·K“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这一荒唐的处境似乎与那个倒霉的格雷格尔·萨姆莎非常相似。更为荒唐的是，它与卡夫卡死后不到20年里，发生在欧洲许多犹太人身上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吻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类似的场面：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的早晨，14岁的科维卡·捷尔吉和几千名匈牙利犹太人(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一起毫无准备地、几乎颇具“喜剧性”地被拘留了，他们在警察的诱导下，主动踏上了前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旅途。难道说卡夫卡以他那特异的、令人痛苦的敏锐感受力预见了犹太人即将遭受的灾难?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卡夫卡的创作所指向的并不是形而下的生活实际，而是形而上的精神状态。例如，在《诉讼》中，约瑟夫·K虽然被捕了，但并没有人将他关押起来，他并没有丧失人身自由，不仅可以去上班，还可以约会女朋友，甚至可以选择是否去法庭听审。而且，关于这一指控，他不仅可以选择不闻不问，最终还可以自由地选择三种形式的“无罪判决”：“一种是真正宣判无罪，另一种是表面宣判无罪，第三种是无限期延期审判”。换言之，约瑟夫·K的“被捕”与凯尔泰斯·伊姆雷笔下的匈牙利犹太人的被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前者更加侧重于渲染某种精神上的桎梏，它可能产生于社会制度或权力的压迫，也可能产生于宗教的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够否认卡夫卡凭借自身的特殊敏锐感受力察觉到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犹太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所可能遭受的精神折磨以及在确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等问题上可能遇到的困难。

约瑟夫·K被谁指控有罪?他四处打听有关法庭和法官的情况，却得到一个忠告：“少琢磨我们，少考虑你会遇到什么事，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他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罪过究竟是什么。这种荒谬的状态似乎提示我们，约瑟夫·K的“罪行”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外在强加于他的，而是源自于他自身的负罪感。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也证明了这一点。约瑟夫·K从一个精通法庭运作程序的画家那里得知，只要是真正“清白无辜的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等待着真正宣判无罪”，根本无须任何人的帮助。显然，这里所谈论的“罪行”与人的“良心”有很大的关系。在卡夫卡研究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忽视他那近乎疯狂的自责、那种强烈而深沉的负罪感。卡夫卡曾经呻吟道：“可怜、可怜我吧，我浑身上下充满了罪恶。”这种负罪感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不可否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具有极大的影响。卡夫卡还说过：“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原罪。”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引发人的负罪感的可能是人内心的“良心”，也就是人的道德感或社会责任感。这一“良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某种“内在化的权力”，即一种异化了的“权威主义良心”。德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曾经指出：“权威主义良心是外在权威——如父母、国家或任何文化中偶然出现的权威内化后的声音。外在权威的法律和制裁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这个人似乎感到，他不是对身外之物负有责任。良心比对外在权威的惧怕更有效地调节着行动，因为，入能够躲避外在的权威，但他不能逃避自我，因而也无法逃避已经成为自我之一部分的内在权威。”从这个角度来看，《诉讼》不仅仅是社会对入的审判，更是一场人对自身的无情惩罚。约瑟夫·K“举起双手，张开十指”，听任刽子手宰杀，这一行动本身似乎暗示了他最终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另外，关于这一诉讼过程以及最终的死亡判决，我们还可以从宗教神学方面来考察。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卡夫卡对于人的处境和生存状态从来就没有简单地给出宗教化的答案，他一直坚持着没有向上帝乞求安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并非像克尔凯郭尔一样被基督教沉沉下降的绶带带回到人间生活，也没有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那样抓住飞起的犹太人的僧袍的最后一点衣角。”但是，卡夫卡的犹太血统提示我们，他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行动必然难以完全脱离弥漫在犹太文化中的宗教情绪。《诉讼》的最后一章题名为“大教堂内”，在这一章里，约瑟夫·K本来是准备前来陪同一名意大利商人进行观光的，其身份自然是“一名教堂的参观者”，而不是信徒。这个细节一方面提示我们，宗教的因素在这个文本中处于怎样一种微妙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文本与宗教的紧密关系。从宗教的角度看，《诉讼》所谈论的也是人的一种宿命，这里判处人死刑的“法”可以理解为两种形态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和宗教的法则。从自然的法则来看，每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都被判处了死刑，所不同的是，执行死刑的期限尚未确定且各不相同；而从宗教的法则来看，在“最后的审判日”来临时，有罪的人将被判决不得永生，不过，这一天似乎谁也不知道何时会来临。在“大教堂内”这一章里，约瑟夫·K被人指引着遇见了“监狱神父”，此人给K讲述了一个“乡下人”的故事，这就是后来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的《在法的门前》。在这个故事里，似乎上述两种法则都隐约地获得了表现。“乡下人”竭尽全力、一辈子守护在“法”的门前，希望能够进去，获得关于“法”的奥秘，但是，直到自然法则“判处他死刑并执行”之时，他仍然未能获得进入那个“法”之门的许可，最终死在那扇“只为他一个人开”的“法”之门外面。这个细节极为费解，卡夫卡在《诉讼》中所谈论的“法”的涵义极端复杂，上述两种形态的法则之间又存在着一些相互制约的关系。根据宗教法则，人如果在“最后的审判日”被认定为“清白无辜”，便将获得永生，因此也就摆脱了自然法则的约束。“乡下人”一辈子无视自然法则的威胁，什么事都不做，一心一意地守护着的“法”之门，究竟希望获得什么? 约瑟夫·K在那个奇怪的早晨突然“被捕”之后，一直希望证明的“无罪”又意味着什么? “大教堂内”后面紧接着就是小说的“结局”，在这一章里主人公被两名小丑似的刽子手砍掉了脑袋，他当然没有获准去天堂，因为他被宣布“真像一条狗”，“他的耻辱应该留在人间”。从宗教神学的角度来解读《诉讼》，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约瑟夫·K就好像那个冥顽不化的“乡下人”，一辈子都渴望着窥见“法”(这里似乎应该解读为上帝之法)的奥秘，这也可以理解为想要澄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终于不可挽回地失败了。

本雅明曾经说：“要想公正地评价卡夫卡这个人并认识他的纯洁和特殊的美，人们就必须牢记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失败的人。……一旦他确认了这一最终的失败，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半途而废，就像梦中所发生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所表现出的那股狂热劲头更令人难忘了。” 但是，卡夫卡真的是一个失败的人吗?在我们解读本雅明对卡夫卡的评论时，我们一定不能够忘记，本雅明本人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人物，本雅明笔下的“失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本雅明或卡夫卡式的失败其实是一种“人的失败”，在这儿，个人所无法超越的并不是个别人自身的局限性，而是人类这个种类的局限性。卡夫卡曾经指出，“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摩西五经》的结尾之外，什么也比不上福楼拜的《情感的教育》的结尾——这两本书都描绘了入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失败——弗里德利克和摩西都失败了，这不是因为人的生命太短暂了，而是因为它是人类的生命。”如此看来，卡夫卡一再强调的“失败”，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失败，它其实喻指着人的宿命，它是人所普遍共有的命运，是我们那暂存的和必死的生命。换言之，卡夫卡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无畏地探索着一些根本没有答案的人生难题。正因为如此，约瑟夫·K虽然死去，他对“无罪”的执著追求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引发我们无穷的遐想。

卡夫卡究竟想通过《诉讼》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什么?中外评论家曾经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解读，除了上文所尝试的从社会心理学以及宗教神学角度作出的阐释之外，人们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对这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寓言式小说进行多元化的解读。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博士

                         昂智慧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