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高勇是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的秘书。

全书分九章，共计27万字。在这本书中，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据高勇介绍，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

作者高勇曾担任胡耀邦的秘书，与胡耀邦共事多年，为胡耀邦的真挚朋友。

作者通过多年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了胡耀邦从团中央主持工作以后一生的主要经历，包括“文革”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胡耀邦的言行以及对中央重大决策的影响。《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不仅真实反映了胡耀邦的“纯笃而坦荡”的一生，也从侧而记录了新中国的这段历史，其中不乏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前言

第一章 纵横驰骋在青年团

 1.冯文彬工作调动 胡耀邦走马接任

 2.既要敢想敢说 又不要自以为是

 3.立场要坚定 头脑要清醒

 4.贾宝玉也是搞调查研究的

 5.我是有意逼着你学习的

 6.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7.青年工作要有声有色、多种多样

 8.小伙子上台不要着急

 9.要找虎而打

 10.钢是炼成功的 刀是磨锋利的

 11.一开始就要把风气带好

 12.要看事情对不对 不要看是谁提出的

 13.第一书记带头办支部

 14.一个主义三个队

第二章 一怀明月，两袖清风

 1.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

 2.开荒种地，共度饥荒

 3.“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4.一怀明月 两袖清风

 5.海城调查

 6.农村察看

 7.胡耀邦与邓小平的“黄猫黑猫”论

 8.参加庐山会议

第三章 “文革”中的铮铮铁汉

 1.敢于同林彪唱反调的人

 2.走马陕西

 3.痛骂“中央文革”一帮小人

 4.独立思考直言贾祸

 5.团中央稀里糊涂被改组胡耀邦一夜之间成囚徒

 6.真正的铁汉子

 7.怒骂造反派“狗眼”

 8.面对诬陷敢于实事求是

 9.从不会讲假话的人

 10.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11.中央临时解放胡耀邦 造反派军代表一齐傻眼

 12.半个“五好战士”

 13.身处逆境依然“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第四章 带饭盒上班的政府部长

 1.带饭盒上班的政府部长

 2.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

 3.讲稿漏一段一眼即看出

 4.不要“长日惟消棋局”

 5.刻苦读书从不懈怠

 6.一举三得

第五章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1.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2.拨乱反正需要一点勇气

 3.水落石不出

 4.落实干部政策光说空话不行

 5.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本依据是事实

第六章 真理标准越辩越明

 1.十年蒙尘存浩气一朝破壁展雄风

 2.“论战也带核弹头”

第七章 尊重知识 爱护人才

 1.尊重知识爱护人才

 2.公道正派宽厚待人

 3.要有两种思想准备

 4.另外的一个“三不主义”

 5.诗人灵魂要纯洁高尚

 6.关心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第八章 光明磊落的总书记

 1.全国团代会的指导者

 2.《团的干部》这一条要重写

 3.政治上很坚强行动上做榜样

 4.钻一点经济刹一刹歪风

 5.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6.多琢磨事少琢磨人

 7.同心同德搞好精简工作

 8.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

 9.一次广泛的调查和漫谈

 10.一次严肃的批评

 11.给“文化大革命”打个引号

 12.足迹遍神州

第九章 忠魂长眠富华山

 1.积郁成疾猝然去世

 2.十里长街哭耀邦

 3.“共青”有幸埋忠骨

 4.忠魂长眠富华山

 5.一匾高悬辉玉宇八方争仰颂清风

小伙子上台不要着急

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成员时，对《团章》提出了意见。对原来团章草案中要求过高的规定，他都要求改掉。比如，原来规定团员“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被认为是自动退团”，“不要背后乱说”，“不歧视妇女”等，以及选拔年轻人当团中央委员的问题，毛泽东都作了指示。

毛泽东问胡耀邦：“有人说，团章义务多，权利少，改了没有？”

胡耀邦答：“八条已改为七条。”

“还有七条之多！”毛泽东表示不满意。

李昌说：“已经缓和了些。”

毛泽东接着说：“是要缓和一下，照顾几百万群众，不要只照顾几十万、一百万最活动的分子，要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当时，全国团员已发展到九百万人。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执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说’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毛泽东反复讲要照顾青年特点，要照顾多数。

他说：“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毛泽东又讲到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年龄问题，认为年龄小的太少。他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说服大家。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黄盖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针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人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毛泽东还讲到青年人的威信问题，而且对胡耀邦做了鼓励。他说：“威信是逐渐建立起来的。过去军队里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把头转向胡耀邦，问：“胡耀邦，你来了多久了？”

胡耀邦答：“半年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毛泽东最后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还经常回味、咀嚼。他几次说到，毛泽东反复指示要把工作放在照顾多数上，这应该成为青年团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同时，他对毛泽东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这些话，也不断反复思索，但他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不是毛泽东听到了有人对他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批评。1961年春天，耀邦同我谈起时说：“当时毛主席可能听到了什么人对我有批评。”我说：“这也不好猜。”耀邦说：“毛主席那些话主要是对我的鼓励。”

P32－35

胡耀邦1952年7月由川北调来北京。当时他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据传他可能到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因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忽然要调动，急需有人接替他的工作，于是刘少奇推荐了三位接替人选：胡耀邦、谭启龙、陈丕显。名单呈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

胡耀邦于1952年8月10日到团中央上任时，我是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我是1952年4月由中央团校土改实习队分配来的，比胡耀邦早来四个多月，时年20岁。当时我做梦乜不曾想到，1959年3月组织上调我去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后在他那里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前后将近6年时间，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任秘书时间最长的。当时胡耀邦住在灯市西口附近的关东店（胡同）20号。他和其他不少首长一样，习惯在家里办公，几位工作人员也随他在那处院子里居住和办公，与胡耀邦日夜相处。“文革”中我还曾与他同挨批斗，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以后虽不在他身边工作了，但还时有来往和接触。在与他长期的近距离接触中，受到他多方面的教育和影响，感受到他身上有许多优良品格，是一个很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后，一些老同事、老朋友鼓励我写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字，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高尚品格、深邃思想和不朽功绩。但我却迟迟未能动笔，一是虽已离休，但还有一些杂事缠身；二是不少资料在“文革”中被抄家而散失了，许多事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回忆。因此，直到1997年和1998年才陆续写出一些单篇回忆。最早得到这个信息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编审邢济萍老师，她亲临寒舍，指点我调整章节，并将书稿取走，呈送党史专家廖盖隆先生审阅。廖老先生百忙之中，费尽心血，仔细审改，于1999年4月2日写出书面意见：“送来让我审核的高勇写的《回忆胡耀邦》，我已仔细看过。我认为可用，写得很好，生动感人，对广大群众，尤其青年，很有教育意义。我只改了个别字句。”书稿于2003年7月以《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为书名，首次在香港出版。

2013年我将本书首版的舛误错漏之处加以改正补订，在李胜平、王焕德、汪平、俞笛等诸位好友的帮助下，于2014年1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的书名，加以出版。但这个修订版是繁体字版，只能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发行，许多大陆读者无缘相识。

今年恰逢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我对全书又作了一次校阅订正，首次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借此机会，特向这些年来支持帮助本书写作出版的各位老师、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勇

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