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许多历史名人都对他推崇备至。毛泽东曾说:“他是地主阶级里最厉害的人物。”并在军事纪律方面借鉴了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提倡的精神。蒋介石更是认为曾国藩可以做他的老师,并把曾氏学问作为枕畔必备读物。从他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中,从他的人格品位和素养里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如何能做到“立身如针,处事如线”;如何在多方利益纠葛的时局里营造自我发展的舞台;如何与人相处发展人脉;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
本书从做人、做事多个方面解析曾国藩的一生,用他真实的经历向人们展示打造辉煌成功的方略。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世人推崇的末世圣人。从这点上来说,他是每个渴望成功者的楷模。
本书从做人、做事多个方面解析曾国藩的一生,相信读者诸君定会开卷受益,从中获得无限启迪,在最短的时间内触摸到金科玉律般的处世底线,破译一代旺族崛起的历史密码,进而在为人处世上永立不败之地,缔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圆融通达,磨练一生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闻名于天下。然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他一生都在磨练。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十分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塾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番,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铭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算解恨。
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因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如此看来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然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其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体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用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但是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注重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似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不只注重自我反省,而且尤其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会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人前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刺激非常大,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这样,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如何说呢?
曾国藩还深刻明白: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从小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后担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名就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土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买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隔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斯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匹,时贤殆不逮矣”。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给予了曾国藩以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告诫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适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泛览之书。”教育曾国藩:“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更好地了解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阐述:“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日文章。考核之学,多去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而言,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以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略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尤好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好像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令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学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抒发感慨,“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串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依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明白“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全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目标,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一部分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只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令士大夫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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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谜一般的人生。
曾国藩是位封建官僚,所处的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本身资质并不出众。但他凭借自己出众的品格修为和独特的处世哲学力挽狂澜,平定大乱,广揽天下英才,成就一番伟业。也正因此,他思想谋略的精华,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却影响了几代人。
假如人生可以修炼,则曾国藩堪称是修炼之人中的极品。曾氏哲学是智慧的,因为它刚柔并济、方圆润通,腾达时能励志,危机时能护身;曾氏哲学更是实用的,因为它透析“牵手”之功,深谙进退之道,既注重职悦于外部环境,也不忘及时调适自身。做人绝学,莫于此!
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许多历史名人都对他推崇备至。毛泽东曾说:“他是地主阶级里最厉害的人物。”并在军事纪律方面借鉴了曾国藩组建湘军时提倡的精神。蒋介石更是认为曾国藩可以做他的老师,并把曾氏学问作为枕畔必备读物。从他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中,从他的人格品位和素养里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如何能做到“立身如针,处事如线”;如何在多方利益纠葛的时局里营造自我发展的舞台;如何与人相处发展人脉;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
本书从做人、做事多个方面解析曾国藩的一生,用他真实的经历向人们展示打造辉煌成功的方略。希望世人能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加以利用,缔造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