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柳鸣九谈儿子柳涤非以及父亲、孙女等人的情况，叙述家族史，内容丰富，生动感人。这些文字，写于不同的时期，是作者不同生活际遇的产物，都出自于内心深处的亲情，与其说是作为文章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为感念而不能自已地发出来的。

本书中的主要文章，是作者近年来所写关于亲人文字的汇集。这些文字，写于不同的时期，是作者不同生活际遇的产物，都出自于内心深处的亲情，与其说是作为文章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为感念而不能自已地发出来的。成集为书，既是对人生的一份交待，也是对家庭的一种心意。

自序

一个厨师的人生追求——父亲的故事

他仍活在彼岸——忆儿子柳涤非

附录一：亲人的悼念

　母亲朱虹的悼词

　姐姐柳尽染在追悼会上的讲话

　妻子夏建英的哀思

附录二：亲人的寄语

　忌日周年致涤非

　父亲节快乐

小孙女的故事

　小蛮女记趣

　小蛮女记趣之二

　余音

　想象的翅膀朱虹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为了一条神圣的原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想要比常人更认真、更执著、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当时也就更难了，虽然当时没有户籍制、就近入学的法规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掉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最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因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

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

巴尔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一个子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最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医生。这一对可怜的父母与那个挑水夫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以微薄的收入支持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是长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含辛茹苦、自我牺牲。我的初中时代与我弟弟的小学时代，恰逢“乱世”，物价飞涨，学费高昂，非得付“硬通货”才能入学，而入学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硬费用与硬消耗，以及为了在好学校上学而必须维持某种“体面”所不得不付出的“软”消费，更不用说为了保证儿子准时的起居与一日三餐，而长年累月付出的辛勤劳动了……这是亲情的长征，这是坚毅的苦熬，这是慈爱的奋斗，这是精神的追求。

对于这个农民之子来说，这一奋斗，这一长征，这一苦熬，这一追求，几乎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在坚持着，事情是这样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厨艺行业大为萧条，他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60年代中期才回家乡。那一个时期，香港的天，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父亲在香港之所以一呆就将近二十年，唯一的原因就是谋生。50年代，运动此起彼伏，横扫旧制度、旧思想、老习俗、老生活方式，高级烹调术吃不开了，被视为剥削阶级享乐服务的玩意，与父亲同一行业的“名厨”纷纷失业，父亲为了使四口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使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也就只好咬紧牙关，单枪匹马在那尚未“放晴”的天空下做一个老年打工仔了，要知道，他的这三个儿子正一个一个在进中学、进大学，三笔学费与三笔生活费那时是一般家庭绝对承担不起的，而这三个学生要得到国家与组织上全额的补助与照顾又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服务的，其家庭成分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有天壤之别，至多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根本没有资格“依靠组织”，向党“伸手”，即使以“要求进步”、申请入团而言，其中那个领头羊就因为“家庭成分不纯”而三次被否决，后面那两个见势头不妙，也就望而却步了。

那些年，我正经历了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每个月，我都按月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将一些老话一遍又一遍从头讲到尾，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生”，“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自己老朽落后，无力报效祖国”，“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不耐烦，那些信都写得长了一些，语句颠三倒四，车轱辘话来回转。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比当时那些政治课教材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

当然，这个老打工仔常寄回来的远不止他那些冗长的“咏叹调”，还不时有些日用品与文具寄回来，如给他“贤妹”的袜子、围巾，给儿子的钢笔与优质笔记本等等。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则经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从阿华田、丹麦饼干、白糖到香肠、猪油……这些源源不断的补给竞使得母子四人在那段“饥饿的年代”无一人得那种大为流行的“浮肿病”。其中远在北方的那个“蠢材”，收到这类食物补给后，往往在食堂吃完自己那点定量再回到宿舍里偷偷地享用，有时不免碰见同事，当然只能慷慨请客，虽为私下进行，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久后，在一次“思想整风”期间的“组织生活”中，就有革命同志对此严正加以指出，这是“炫耀自己有海外关系”，那时的香港，还是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的海外”。

P7-11

把近年来自己所写关于亲人的文字汇集起来，就成为现在的这个小小集子的主体。

这些文字，写于不同的时期，是我个人不同的生活际遇的产物，都出于人人皆有之的亲情，与其说是作为文章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为感念而不能自已地发出来的，及至成集为一书，则可说是自己对人生的一份交待，对家庭的一种心意。

面对产生这些文字的人生过程，我不能不感到，亲情要算是我这个甚不坚强的人身上一个最易于触感的“软肋”了，但同时也是使我在面对难题与厄运时终能明智而坚挺的一个牢实支点。

这样一种性格素质，首先与我从小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的父亲携带着妻子与三个孩子在各地漂泊谋生，每到一处，整个家庭都感到客观世界像惊涛骇浪、暗礁重重的无边大海，由此，我长期深深体验了一家人“同舟共济”、“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这就逐渐积淀成了身上的一种“惯性”、一种“本能”。

其次，与自己家族中忠于职守的“家史记诵者”有关。在很多家族家庭里，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角色，一般都是由贤良的家庭主妇来充当的，她们念念不忘家史中的事件与细节，常常回顾其中的际遇与起伏，评点、称道家庭成员值得自诩的作为与品格，传颂家族的“优胜纪略”，就像远古的行吟诗人歌唱自己民族的史诗，虽然层次有天壤之别、范围有巨细差异，但都是在起着某种精神传承的作用。在家里，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读书写字的水平很低，但智商与情商甚高，对人与事甚有理解力与鉴识力，她的经常“念叨”使我深知了父亲一生的艰苦奋斗与可贵的人生追求。我的夫人朱虹在家里也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她长期在波士顿大学任教，常来往于中美之间，离我万里的儿子与小孙女的动态与状况主要就靠她传递描述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与祖母，也是一个很好的讲述者，使得我对十六岁即离我去美国的儿子的奋斗历程与品性为人有了深切的了解，也使我分享了小孙女成长过程中带来的天伦之乐。

没有我母亲与我夫人的讲述，我就不可能有如今的这些文字，虽然篇幅数量并不很多，但朱自清关于自己的父亲，不也就留下了一篇《背影》吗？

本集中还收入了几位亲人的几篇文字，作为她们在特定时刻真情实感的记录，不求体例上的统一，因为我觉得，亲情文字最重要的在于真。

2009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