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君编著的《且吟且啸斯人独行(郁达夫在名古屋)》意在通过这些具体资料，一方面拂去遥远的历史尘沙，告诉读者当时年轻的郁达夫生活于何种地理环境，以及周围环境对他产生的种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力图还原一个远比小说《沉沦》的主人公丰富生动得多的郁达夫。

高文君编著的《且吟且啸斯人独行(郁达夫在名古屋)》以一部《沉沦》翻开中国新文学运动重要一页的郁达夫，年轻时曾在名古屋待过四年。这四年他去了哪些地方，都有过什么经历，对他又有什么影响？

本书作者是居名古屋20年的大学教授，她实地走访、深入调查了许多郁达夫当年停留过、活跃过的地方，着重研究郁达夫在名古屋四年的生活与写作历程，获取了很多第一手信息，创作出这部生动又不失深刻的作家研究著作。

本书通过挖掘、梳理这些具体资料，拂去遥远的历史尘沙，还原了一个远比小说《沉沦》的主人公丰富、生动得多的郁达夫。

序章

第一章 “又向天涯别故居”——从故乡到东京(至1915年8月)

 一 出生

 二 少小离家

 三 出国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第二章 “欲学征鸿留爪印”——初至名古屋(1915年9月一1916年)

 一 当年名古屋

 二 走进名古屋

1．名古屋车站

2．鹤舞公园

3．“旅馆”(住所)及周围(1)“御器所村”(2)“魔兄池”

4．第八高等学校

5．梅林

 三 “征鸿爪印”细细分

1．犬山寻春

2．弥富访师

3．《日本谣》

4．兄弟龃龉

5．丙辰中秋

6．诗人忧国

第三章 “梦返江南岁已迟”(1917年一1918年初)

 一 天外杨花，清清洁洁

 二 “绿树青山十百程，思亲无计且西征”

 三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

 四 雪夜沉浮

第四章 “半世琵琶马上弹”(1918年一1919年)

 一 “题诗大得山灵助”

(一)志势之游

1．“斜风细雨入汤山”

2．南征之路

(二)“又是三春行乐日”

1.京都岚山

2．养老山

 二 “半寻知己半寻春，五里东风十里尘”

1.重访蓝亭

2．病后

3．新春雅集

4．将离别

 三 《自述诗》

 四 一段隐情人不知

 五 “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结语 “只愁物换星移后，反被旁人唤漫郎”

附章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日本学者的先行探考

 1．冈崎俊夫

 2．近藤春雄

 3．稻叶昭二

后记

二少小离家

接下来，是《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孤独者》(自传之六)、《大风圈外》(自传之七)三部分。主要内容，是说自己终于迈步离开富春江畔的故乡，开始外出求学的种种故事。这几年，对于郁达夫的成长十分重要。从地理范围，走出自己从小依偎其中的家乡，先到杭州，再去嘉兴。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做充军，以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非犯下流罪，是不可以去的极边。因而到杭州去之先，家里非得供一次祖宗，虔诚祷告一番不可，意思是要祖宗在天之灵，一路上去保护着他们的子孙。

第二天早晨，别了哥哥，别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学们一起四个，便上了火车，向东的上离家更远的嘉兴府去。在把杭州已经当做极边看了的当时，到了言语风习完全不同的嘉兴府后，怀乡之念，自然是更加的迫切。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沉沉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远一程，再远一程》

当时人的经历和感受，在现在的人看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不就是从富阳到杭州，再到嘉兴吗？连浙江省都还没有跨出呢，至于如此吗？但历史，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一页页翻过来的。百年前，燕人张翼德的后代张大帅一支丈八长矛，“你能抵挡他么？”(鲁迅《风波》)

地理上离开家乡，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精神上的影响更是巨大的，甚至足以影响一生。

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恼，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作诗。

——《远一程，再远一程》

……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孤独者》

我们如果还记得《沉沦》，记得那里面的主人公，那就不难认出，他们的身上，分明带着同样的孤独者的烙印：与周围格格不入，难以合群。默默寡欢中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作诗……少年时期尚且如此，一旦置身国外那样彻底陌生的世界，焉得不变本加厉演化下去？

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在成长时期饱尝孤独的他，无形中铸就的内向封闭的灵魂，却会向自然山水寻求慰藉。这一与生俱来的天性，或许就是他的唯一救赎？

每日侵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儿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节季已渐渐地进入到了春天，是一九一一宣统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天，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天地里去游行。

——《大风圈外》

仅此一节，也和《沉沦》的主人公个性十分相像：酷爱读书，钟情山水。而举世震惊、从此改变了中国乃至于世界命运的辛亥革命，在富阳这个小县城，不过是一阵流言伴随着人们的一阵惊恐之后，迎来了几十个士兵，家家换上了五色旗，就“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压制”。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儿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

——《大风圈外》

三 出国

1913年秋，郁达夫跟随被派赴日本做司法考察的长兄夫妇，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一年他虚岁18，但因为生日比较迟，实足还不满17岁。

二十世纪初始，出国、留学，对国人来说，还是个十分陌生的字眼。鲁迅先生作为最初阶段的留学生之一，于1902年赴日，时年21岁。据《藤野先生》中的文字，那其实是在家道破落、别无去路的情况下选择了官费留学的。而对于他母亲来说，儿子出国留学，实在离光宗耀祖、立身出世的男儿正道相去甚远。“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这番叙述，大约可以看作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下，中国社会对于“留学”的一般认识。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华)，则是在稍后的1905年，作为浙江省选拔100名赴日留学生中的一名，来到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留学的，时年22岁。因为是国家选送，比鲁迅大约光耀一些。

郁达夫初次东渡，比他们都更年轻。

虽然有兄嫂相伴，聪慧早熟的他，在第一时间就已面对陌生的世界，投去了充满好奇与渴望的目光。P25-27

百余年的岁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轻轻一缕过眼烟云。云烟散去，曾经存在过的人物，只留下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芸芸众生中，文学家们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在自己人生的各个阶段，不仅仅活着，还以文字留下了作品，留下了人生纪录，留下色彩各异的文化结晶，有意无意间成就了人类“不朽之盛事”。至于他们自己，则任由后来的人们去领会，去捉摸，去评说功罪。当年曾经鲜活生动、曾经叱咤风云、曾经率性嬉笑怒骂、曾经历经爱恨情仇，最终走完一生的文学家们，也就在历史的画卷上，刻写出各自不同的印记。每一段历史，每一个人物，都会在“现在”这个时间坐标的投射下，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影像。

比如，本书将要去寻访的主人公郁达夫，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以一部《沉沦》轰动文坛，对刚刚拉开帷幕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爆炸式的冲击。他的文学影响，远远不止于一代读者。后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这位作家几经沉浮。人们对他毁之誉之，褒之贬之，众口从来就没有同声过。近一百年过去，曾经的热闹貌似归于沉寂。与世事无关，人们好像不想再来打搅这位当年曾经独领文坛风骚的文学家了。可是，好事如我辈者，却觉得有些话题似乎仍未被说尽；在不同角度的历史灯光下，或许还有一些未曾被照射到的幽暗区域？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她诞生初始应该是另一个名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有着两三千年历史的古典文学而言，她确实很新，新得像个初至人世的小姑娘，不谙世事，灵动活泼，只是一味地尽情伸展自己勃勃生长的腰肢、体干。

新文学究竟起于何时？按一般的说法，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应该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颗略带青涩的果实。紧随着鲁迅，创造了新文学另一个“第一”的，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郁达夫了。1921年10月，泰东书局出版了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三篇短篇小说。

时隔九十多年，现在的读者大多对郁达夫这个名字，已经有一种历史的疏离感了。笔者曾遇到过，九十年代初，连日本的媒体也都想了解：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知道“郁达夫”这个名字？而在“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初起之时，除了几个提倡者一个劲儿地摇旗呐喊之外，这一片园子恰似“未开垦的处女地”，作品寥寥。郁达夫的《沉沦》一出，不啻晴天惊雷。同为创造社成员的成仿吾说：“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他不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他那种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小说中对个人私密不加遮掩的“大胆的描写”，一方面招来道学家、旧式文人的强烈谴责与非难，同时却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许多青年读者连夜从镇江、无锡、苏州、嘉兴等地赶到上海疯狂购书。出版商泰东书局始料不及，赶紧加班加点追加印刷，接连印出十余版，发行数量前后达到三万多册。在当时，这个数字无疑是十分惊人的。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粉丝”们自有他们“粉”的方式。日后成为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年轻时因为读了郁达夫小说深受感动，特地模仿小说主人公的穿着，制作了一身“香港布”制服穿在身上。据说这“香港衫”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人们争相模仿，“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匡亚明《郁达夫印象记》)。“郁达夫”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曾经在昏睡欲醒的中国大地上备受瞩目，独领风骚十余载。

一部《沉沦》到底述说了什么故事？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

《沉沦》

小说集《沉沦》共收入短篇小说三篇。其中又以《沉沦》为代表作。

小说主人公“他”，是日本N市某高等学校(日语“高等学校”相当于中文的“高中”)的留学生。他原本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富春江畔，故乡的山水造就他热爱自然的一段天性。三岁丧父，家境并不富裕。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式学校教育刚刚起步。为了求学他多次更换学堂，终无正果。于是他在家翻阅书籍，文学造诣日渐提高，开始试着下笔创作。“有兴的时候，他还把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忧郁病的根苗，大约也就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这里的“忧郁病”，是理解小说人物的关键词。)

后来，长兄因公务赴日本考察，就把无所事事的他也带到日本。经过一年高等学校预科学习和考试，他独自一人来到N市，开始了正规高等学校的留学生活。这才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

从东京前往N市时，“他”对未来满怀憧憬。谁知位于田野之中的乡间“旅馆”，四周空无一人，让他在第一天晚上就饱尝寂寞之苦。“他对于都市的怀乡病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开学以后，朋友渐渐多了起来。他也才开始适应环境，常常一个人漫游于乡村田野山水之间。

小说开篇两句，就揭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特征：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竞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

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一方面是酷爱文学。手捧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集，在稻田中边行边吟，他能享受到无限的乐趣。田野的草花树木都是他的伙伴，他那敏感而脆弱的灵魂从中感到无限安慰。另一方面，他却生性内向，苦于和他人打交道。在学校的教室里，他觉得四周都是自己的敌人，如坐针毡。下了课也不和同学言笑，甚至别人的谈笑他都以为是在嘲笑自己。

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

除了发现的欢欣喜悦之外，对我来说，还有一种类似使命感的东西不停地在心里翻腾躁动，不把自己的这些发现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大约它是不会停歇的。

来日本二十余年，我的博士论文，对日本从战前直到九十年代的郁达夫研究，做了一个概观综述。虽然论文完成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碰它，任其寂寂沉睡，但在写作过程中，日本人的治学之道，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方法，却已在不知不觉中化人心头。

常常听到有人说(包括日本学者自己)，日本人的思维缺乏大视野，过于拘泥于个别现象，不足取云云。但据我所接触到的，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保持了一种尚实的良好学风，并且自有硕果累累。别的不谈，仅以郁达夫研究而言，当我们还处于“反右”“文革”这种人类史上极不正常的状态中，有见地的郁达夫研究者可以随意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再被“踏上一只脚”的时候，日本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和铃木正夫等学者为代表坚实耕耘，正在把郁达夫研究一步步推向巅峰。全世界最早的一套五卷本《郁达夫资料》(其中第一本出版于1969年)，由日本人完成，世人有目共睹。身在日本，在阅读上没有障碍的我，一旦要展开自己的工作，恐怕是无法避开多年来日本学者的影响而闭门造车的。时至今日，以世代论，在郁达夫研究这一领域做了大量辛苦耕耘的老一代学者，有的谢世，有的业已退出。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中间层，以自己的阅历及人生感悟，或许差强人意，可令香火得以为继？以专业论，中文系出身，且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打，不事此任，却待如何？种种理由，大有天降斯任舍我其谁之感了。

更重要的一点，以所处地域论，我现在不仅身居日本，而且就住在催生了《沉沦》的那个城市——名古屋！本来，也许我可以把本书的题目做得更大一些，比如“郁达夫与日本”之类。那样，也许本书的包容量将会更加厚重，涉及范围更为宽泛些。但是，想到隔着一段长长的时空隧道，我与郁达夫处于同一个城市的天空之下；留下了他当年青春足迹的街道、村庄、山水、河流，今日依然有踪可寻。仅凭着身居名古屋的“地利”优势，就使我对自己当初的设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执着。

五年来，我不仅无数次造访图书馆、资料馆，翻阅久远的历史资料，尽力捕捉这块土地的往日形影；而且，还对郁达夫足迹所至，一一追踪逐迹。名古屋四年时间，郁达夫尽享此间山水佳境。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东海地区三县(爱知、岐阜、三重)之外，东起热海(静冈县靠近东京的观光地)、东京，西到京都，当年郁之所至，我基本上都去过，有的甚至是多次往返。一条山间小道，一个昔日旅馆……我的足迹一次次与当年郁达夫的相重合，心情也不止一次地为此而激动。追踪过程中所拍摄的照片，也都尽可能地插入书中。凡此种种，意在文字述说的同时，辅之以原版图片、照片等直观资料，努力再现当年时代氛围，从而达到使读者也能贴近并理解郁达夫的目的。尽管本书的工作可能十分粗陋，会有很多疏漏之处，但起码，它可以算是一种交代。一种对故人，对往事，包括对自己的交代吧。

后记

2009年春的一天，我跟平时一样，来到位于名古屋市东部边缘一个叫“赤池”的车站，等候开往当时还在丰田校区的大学校车。等车时，碰到一位同事，手拽一个四轮旅行箱，也来等车。我知道他平时都是开车上班，不禁心生几分奇怪：今天怎么没开车呢？他告诉我，因为外出调查，没有回家，打算直接去学校。这位老师的专业和我一样，也是“文学”(他是日本文学)，我们平时还比较谈得来，我就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去哪儿？调查什么？”

没想到，他一句简单的回答，却就此改变了我的研究生涯。

“新潟县的汤泽温泉。川端康成《雪国》的背景地。”

“去那儿调查什么呢？”我的好奇心被他激起，不可遏止。

日本人之间(我主要指研究者之间)，平时各人做各人的事，互不相访，也不相妨。个人自尊和学问的独立性固然维持得很好，因交流太少，内心的寂寞有时怕还是难免的(“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种感喟，只有乐于与朋友共享美妙的中国文人才会有的吧)。看到我如此饶有兴味，他也来了劲，跟我细细聊起来。

川端康成的《雪国》，因为太有名了，研究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我们这位老师也写过不止一篇。“但是，”他告诉我，“到实地去考察和关在研究室做文章，那还是不一样的。新潟，我已经去过好多次了。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不去现场，这种感觉是找不到的……”

汽车驶出名古屋范围，丰田市郊大片大片的田野中，麦苗已经泛出新绿。校车行进间，他还在滔滔不绝。而我的心却开起了小差：这也是一条学问之路啊。

博士论文做完后，“郁达夫”这个名字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可是，究竟什么方式是最适合自己的？我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多如牛毛的理论研究论文中，再增加个一两篇，有什么意义吗？可这位老师的话，深深地启发了我。郁达夫不就曾在名古屋吗？还有他的《沉沦》！眼前就有一条实地调查的路子，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五年。

2009年一年，我就写出两篇有关文章；一点点汇聚，就成了现在的规模。

当年跟我大侃川端康成《雪国》的那位老师，后来调到隶属“创价学会”的“创价大学”(位于东京圈)去，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聊什么文学了。轮到我来感受寂寞了。不过，生性难耐寂寞的我，有时跟非文学专业的老师聊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居然也得到鼓励：挺有意思的，做下去，等待你的结果。

现在，以如此粗拙的方式，自己的这本书终于即将问世。

人们常爱引用杜甫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句话，用得近乎于滥。我的这本东西，从做学问的人眼里看来，恐怕根本连“文章”都还算不上。至于“得失”，却是切切实实品味了不少。

首先，自己做资料收集工作时才感到，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日本的图书馆等，为读者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方便。比方说，图书馆(包括国会图书馆)有一种叫作“reference”(即“咨询”)的制度，你需要查找的东西，尽可以打电话咨询。哪怕你自己连所需书名都不甚了了，只要告诉对方需要查询的内容、关键词等，人家就会想方设法查出一大堆相关书名，供你在其中选择。如果本地图书馆没有你需要的，可以通过图书馆间“相互利用与合作”的制度，从别的图书馆调过来，再通知你去借取阅读。如此便利的制度，被我发现后大大利用了一把，借书范围包括东京和静冈等远在外地的图书馆，因此而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其次，需要出行的“田野工作”，对于生性喜好山水的我，倒是得其所哉。除了时近黄昏还一个人在荒山野岭里瞎转悠时稍感恐惧，以及上上下下盘旋不已的山间石阶走得双膝疼痛之外，别的，多半是乐在其中。

其实，最令我困惑的，是对于自己文字表现的缺乏自信。文章不是没有写过。有时兴之所至胡诌一点小破文章，送给周围朋友看看博得一些赞语，就飘飘然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才女”了。一旦动真格的要驾驭大块的东西，比如这么一本书，才觉得力有不逮。特别是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郁达夫的旧体诗。搞现代文学的，对于旧体诗，“隔行如隔山”这样的话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但要准确领会，还要将其恰当表达出来，“五里雾中”的感觉不时会冒出来。在这时，我第一个抓住的就是身边亲人——曾是大学同学的丈夫了。他也是中文系出身，专业却是古典文学。不管我平时怎么自以为是、怎么自信满满，到这种时候，只好老老实实装得谦虚，乖乖任其批评、任其指点，心里不得不承认人家的专业知识就是高你一筹啊。

除此之外，我必须郑重感谢的，有几位朋友。

首先，是我的中学同学傅宁军。在“文革”后期那个“大饥荒”的年代，刚进中学的我们都偷偷藏着一份对文学、文字的喜好，是以同气相求。如今，他早已是堂堂大作家。我很喜欢他写的徐悲鸿传(第一版名《吞吐大荒》，第二版更名为《悲鸿生命》)，既有文学色彩，读来娓娓动听，更捏有十分过硬的历史材料，让读者不得不点头称是。据说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我的初稿给他看过，他不客气地对我的总体构架做了否定：不要端着学者的架子向读者炫耀你知道多少，应该站在读者角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由此，我把原先的思路改过，补充了大量我原以为人人都知道、其实并不见得的史实，希望人们借此能对故去多年的郁达夫的青春岁月有个稍微完整的了解。

另一位是我的大学同学龚修森。他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师大附中(高中)任教。多年来，以他的刚正执着、尽领时代风气之先而又绝不随波逐流，加上对业务钻研精进，深受学生爱戴。从大学时代起，我就视其为诤友、挚友和亲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是现在的大学生无法想象的。果不其然，当我书稿初成、向他求援时，他二话没说欣然允诺。曾听到过一种说法：你把自己写的东西送给别人看，那认真帮你看过的，便是在砍削自己的生命。看到龚兄返送回来的修改稿，才相信诚哉斯言。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他先把书稿总体夸赞一番，然后便毫不客气地“朱批”起来，有时甚至语带讥讽，令我脸红心跳。心跳过后，我不得不承认很多地方他都是对的。面对包括标点符号的指正都在内的修改稿，我一方面庆幸时隔三十年，当年的诤友仍然保持了这一份真挚，同时也为朋友对自己的付出感到深深内疚。

还有一位同样为我砍削了自己生命的，是我们在日本的老友、日本南山大学的教授蔡毅。蔡毅不仅是资深教授，同时还是该校“亚洲及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内大学不同，日本大学里许多杂务都是教授们分担，身为主任的他不用说比别人又忙上几倍。可当我厚着脸皮求到他时，他没有一点推辞。和国内朋友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对日本的大事小情也“门儿精”，可谓学贯中日。我有一点点哪怕是数字、标点上的小错误，也休想逃过他的一双“鹰眼”。在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蔡兄面前，我的书稿面临“披红挂彩”的命运，自然也是在所难逃的。当然，提出意见的同时，他还为我“排忧解难”，提出了很多修改方案。前后多达二十五页的手书修改意见，又何尝不荷着生命的分量？

经过几位仁兄(包括丈夫)的严查细审，我的书稿，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即将出门去“见公婆”了。明知道错误仍然难免，我想，我算是尽了力了。

郁达夫长孙、现为浙江富阳“郁达夫研究会”会长的郁俊峰，是最早对我的思路予以支持的。有了他当年的一句话，我才能一路走下来。成书过程中，他又为我提供了许多信息和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此外，我还不得不对几位日本人致谢。

一位叫作斋藤正和。我们还在名古屋大学学习时，他已六七十岁，是个旁听生，和我们常有交流。我们离校多年后，听说他以八十多岁高龄终于取得了博士学位，不知是否创了名古屋大学高龄博士的记录？斋藤正和的祖父，是江户时代名重一时、享誉八方的大汉学家斋藤拙堂。斋藤的家住三重县菰野町，就在我想去调查的汤山脚下。因为人生地不熟，头一次我去信向他咨询，谁知他一口答应要亲自为我带路。想到对方是高龄老人，我还是有些顾虑，可他居然二话没说。不太宽敞的山道上，斋藤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得尽兴。不经意间我瞅见车轮离山路边缘只有十来公分，吓得悄悄捏一把冷汗。到了旅馆，斋藤的面子开始发挥作用了。旅馆里装饰着一幅书法作品，他告诉旅馆经理，这幅字是他爷爷写的，人家立马对他肃然起敬，不仅特地打开平时不开放的日本国家指定文化财“水云阁”让我们进去参观，而且还找来一位知情的员工，向我们提供线索。尽管那一次收获很大，回来后整理照片时，看到老人家举步抬足高高石蹬间的身影，心里还是老大不落忍。这样的事情后来还有两回。一次，是领我去一位编撰当地乡土资料的老人家里去；还有一次，他陪我在山上转了一大圈，又开车把我带到图书馆找资料。在一起待的时间多，聊的也就多了。我不仅知道他是郁达夫曾留学过的“八高”的最后一届学生，还知道他的博士论文与他祖父——斋藤拙堂的学问有关；甚至听说他的家世，竟然是日本的往日贵族——旧藩主的后代。如果说由汉学世家传承的对汉文化的热爱，还能使我对他的热情厚起脸皮受之泰然的话，贵族之后的身份，就令人诚惶诚恐了：小子何德何能，能蒙此优遇？所以，最后一次上山，我坚决地不告诉他了。总算是独立行走一遭。

另外还有几位日本老人，也令我深受感动。爱知县弥富市有个汉诗爱好者的组织叫作“亲凰會”，成员是十来位老人。他们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一直坚持写作汉诗(旧体诗)。大约年轻时曾受教于服部担风先生吧，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对担风先生的尊崇不变，对汉文化的热爱不变。在地方有关人士的支持下，他们不仅竭力保护了服部担风家的旧书斋“蓝亭”，为担风先生立了“笔塚”、“孝忠园”，还于2003年在会长山本重兴自家宅地的“千代稻荷社境内”，建立了“郁达夫汉诗碑”。我在郁达夫孙媳妇郁敦子(原是日本人，嫁与郁达夫之孙郁伟为妻，就成了中国人的媳妇了。她对我的工作很支持)的带领下前去调查时，以古田茂为首的几位老人热情地为我带路，向我指点当年弥富的旧迹。在幸存下来的担风书斋——“蓝亭”里，我打开随身带来的电脑，向他们介绍当年郁达夫和服部担风的汉诗唱和往来。谁知道，他们除了郁达夫第一次访师时写的那一首，也就是刻在诗碑上的那一首“行尽西郊更向东”之外，别的，居然都不知道了。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就为了一首诗，立一块石碑？即使在中国，郁达夫也享不到这份殊荣吧？返回名古屋的途中，我心里反复萦回着这几句歌词：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五年问，为了这一本书，我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感谢的人和事，难以一一道尽。自己品尝遭遇过的所有一切，装在心里，酿在心里，一点一滴都不愿让它遗漏。酿熟了，就是现在的这东西。

高文君

于日本名古屋天白川畔疏影陋室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