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父亲晚年的一张照片凝眸沉思：头戴一顶过时的软檐儿呢帽，一束露出帽外的白发如根根银色的钢针挺立，加上一只丰满的左耳，衬托得整个头部侧面轮廓分明。他眼角和嘴角的皱纹和老年纹不是向下而是向左右方向飞扬，眼神由上向下凝视，仿佛穿透了一个世纪的漫漫岁月。我从这张照片上看到了父亲内心的执著和坚守。
这张照片是摄影家侯艺兵为父亲拍的，收人他的摄影作品集《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第11版和《北京晚报》2001年7月26日第25版。在《光明日报》版父亲的遗像下面，侯艺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眼前的刘潇然老人，年登九六，精神矍铄，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刀镌刻在额头上，却毫无被摧折之迹。当我把镜头聚焦在老人那顶过时的软檐帽时，人的思绪被拉向久远。
我的思绪也由此向久远的岁月追溯，我追踪着父亲百年人生的足迹，感受着也理解着世纪风雨中父亲那艰难的跋涉。这艰难的跋涉贯穿在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中，充满了内心的困惑、选择和坚韧。它是有表情的，摄影家用他的摄像机，捕捉住了世纪学人的表情。所以，侯艺兵把这本《世纪学人——百年影像》也叫做“思想表情”。
上
先父刘潇然，1903年10月21日（即晚清光绪二十九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申阳村。这块诞生并抚育父亲成长的热土，对于我和三个妹妹来说，几十年来一直停留在履历表上的“祖籍河南偃师”这几个字上，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从来不对我们说。这是因为父亲青年时代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并和母亲周筱沛在开封读书时相识相爱，双双登报声明与家庭脱离关系后自主结婚，生下了我们姐妹四个。
我们都没有回过老家，不知道老家的门朝哪儿开。直到父亲去世后，读到他晚年写给我们姐妹看的“回忆录”，我才感受到了父亲那被压抑的对故土的眷恋，对他的祖父母、父母和乡亲们的爱，绝不是一纸声明所能够割舍的。他把故乡的地理景观、人文政治环境、风俗人情乃至他居住和读书的地方，把他的亲人和邻里朋友们的姓名经历、音容笑貌记了一辈子，直到80多岁了还能如此清晰地一一呈现出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力问题。或者说，父亲的博闻强记是由他深厚的故土情怀做支撑的。96岁那年夏天，也就是父亲去世前的两个月，他给我的六叔刘志清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和祖父母、父母埋在一起，但他也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
据我想，我大概没有可能埋在老家的坟地了，大概死后骨灰就撒在北京某地吧。这是一件死后愧心的终身大事。没有办法，只有听天由命，随它去吧。只有希望你抽工夫，往这坟地看看，将情形简单告诉我，我就放心了。
父亲没有等到六叔的回信，就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10月9日上午1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父亲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灾祸连年，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时代：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迫订立割让琼州岛的不平等条约，俄国租借旅顺、大连；康梁变法维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日本；义和团扶清灭洋事件，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火烧园明圆；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直到父亲出生的前一年即1902年，才由西安途经偃师逃回北京。 我看了父亲留下的回忆录，并结合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想要理出一条父亲思想性格发展的主线和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形成他的思想性格的可能性。于是，我发现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父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或者说，是一个真诚的和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前期的思想主线是爱国，进一步说是因爱国而抗日，而救亡，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独裁统治，这就必然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和共产党的积极抗日、反对投降，和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破裂的统一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追求和坚守中，父亲养成了他那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而又从善如流的性格，这是他自幼从丰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的精神营养，也是他从勤朴正直而又具有开放眼光的祖父母、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禀性。父亲说：他小时候的启蒙读物，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也不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而是他的父亲刘育民从书店买来的“世界地理四字经”，他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话：“大地椭圆，旋转如球。日亚细亚，日欧罗巴，亚美利加，阿非利加，澳大利亚，是五大洲。”他对这个“椭圆”的“旋转如球”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兴趣，直到90多岁了还给四妹刘思敏写信说，他还想“再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
老家偃师申阳村就在从郑州西到潼关将近千里的黄土岗邙岭上，而邙岭上有一座首阳山，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那里。自从我知道了这一点，就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把父亲耿直狷介的性格和首阳山联系在一起，感觉到了他性格中那近乎“迂”的一面。他说他的母亲也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奶奶也是这样的性格。奶奶是申阳村西北距离约一里地的著名针科医生吉恒的次女，“性情刚烈，但精明能干，纺织、针线、烹饪样样在行”，“可惜脾气不好，只活到四五十岁，生下小弟以后，到外祖父家里，生了气，不到半年，就患病去世了”。父亲童年还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他和他的祖父母、父母不甘屈辱和自强奋进的性格。那正是他上牛庄小学时的事。有一次考试他和表弟宗淞江分别拿了甲班和乙班的第一名，考试成绩张榜公布，贴在离地面一两丈的地方。不料第二天一早，竟发现他和表弟的名字上盖上一大片污泥，名字已经看不清了。父亲怒不可遏，把教室里自己桌上的铜制镇纸摔到地上，再也不到那个学校上学了。他的祖父母、父母得知，支持他的志气，立即决定在自己村里办小学，并且说干就干，自己请教师、盖校舍，真地办起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学校。
父亲1916年即民国五年由县立高小毕业，考取了当时全省也是全国少数的专门培养出国留学人才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二次英文科（即现在的河南大学前身），1923年毕业。此间因患伤寒病耽误了当年的官费出国考试，在两个中学教了一年书，又考入了由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名的中州大学。父亲在河南开封求学的七八年间，是他这一代“世纪同龄人”所经历的最初的也是最为难忘的“风云激荡”时期。
当时的父亲作为初出茅庐的十几岁少年和20岁出头的青年学子，在这时代的风云中感受着、选择着、行动着，无论是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丧权辱国的21条，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士兵枪杀中国工人、支持工人罢工的游行队伍中，都有父亲年轻的身影。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有他直接参与的罢课游行在学校教务主任、国民党CC分子李敬斋（李鹤）面前遭受挫折的情况，读来历历在目：
事情大概发生在德文科毕业后，可能是在1920年（民国九年）秋季。日本兵在福建省城枪杀中国工人，激起各地学生工人罢课罢工风潮。第二次英文科（可能也有第三次英文科同学），在德文科原来的化学讲堂内集合，准备罢课游行，声援罢工工人，抵抗日本暴行。那时学生会主席是信阳的李玺芳（汉珍）……大家让他去和校长、教务主任交涉。李回来后向大家报告，说李敬斋不同意罢课游行。于是大家又提出我和汲县的席煊（灿如）二人为代表（我们都是乙班学生，还是那时的值周生）继续交涉。我们二人来到李的办公室以后，说明这是爱国举动，同学们一致意见，说若不和全国大多数学生一致行动，就对不起全国人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青年知识分子！李听后，怒目而视，说：“你们开口爱国、闭口爱国，我问你们，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可爱的？！”我们听罢这种出入意外的怪话以后，立即转回，将李的原话向同学们报告，全体同学马上就失声痛哭起来，没有人例外。而且持续下去不吃晚饭，用绝食办法表示抵抗。到吃晚饭的钟响以后，大家筋疲力尽，哭声稍停。我们的学监为归德人朱龙章，为人比较忠厚。他说：“你们大家不吃饭，我也不吃了。”大家听罢哭声又起，一直哭到一两个小时方才渐渐散去。《河南师大校史》说李敬斋因此孤立，辞去职务，可能是事实。
我的思绪伫立在“失声痛哭”这四个字上久久不肯离去。父亲在这里只说事实而不作分析，只写出他和他的同学们纯洁神圣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挫折和玷污，而不说他们在当时和此后的理性思考。这里所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困扰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直到如今也未必有人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回答这个挑战。国民党极右分子李敬斋的话，自然隐含着爱国无理和卖国有理的诡辩逻辑，他的依据自然是他没有说出也不敢说出的这个国家的积弱积贫和政治的腐败无能之现实。可是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由依附在这个积弱积贫与腐败无能的机体上的人含沙射影地提出来，作为他们卖国投敌、反对抗日救亡的“理由”，不能不使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尊严感受到沉重刺激，成为心灵上难以承受的重负，所以他们无言以对而只能失声恸哭。
我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摘出这一段来，是感觉到父亲由此而承受的困惑与思考，直接关系到他以后的三个重要选择，并与这三个重要选择具有一种心理上思想上的内在联系。这三个重要选择是：1925年加人国民党和1928年退出国民党；1930年到日本留学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活动；1932年留学德国，1933年加入共产党，在1936年希特勒上台、德国全面纳粹化后回国继续抗日救亡活动。
父亲是在1925年3月参加开封市各界群众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上，公开响应国民党征求党员的号召而签名人党的。此时的国民党，正面临着内部派系纷争和外部反共倒退的危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逮捕了贿选总统曹琨，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电邀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党会议。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经日本、天津到达北京，不幸发现身患癌症，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父亲仰慕并信仰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救国救亡热忱，决定追随先生未竟之事业，才以满腔热忱应召入党的。可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此后的作为以及时局的变化，粉碎了他的美梦。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1926年蒋介石以不正当手段进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蒋介石下令“清党”，发动了血腥屠杀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的“四·一二”政变。父亲说，即使是这样，他和他的同仁们仍在勉力支撑，共同筹建了河南省国民党党部，他还在偃师县国民党党部即老县城北边的福音堂小院里，作过一次题为《士不可以不毅》的报告。“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父亲没有说，我想不外乎是像孙中山那样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和追求真知真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吧，年轻气盛的父亲，此时是将自己定位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士”上的。接着就是他一步一步看清了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的野心，并在一次如何决定国民党全党代表大会代表问题上，和国民党CC派公开决裂而写信声明退出国民党，时间是1928年。父亲这次行动的公开对手仍是做过留美预备学校教务主任的李敬斋：
1928年夏季，蒋介石公布召开国民党全党代表大会，各省市代表人选由中央组织部决定。这一决定激起绝大多数国民党党员的反对。第二战区各省以及南方各省党部都发电反对，河南省党部也不例外。记得当时电文由我起草，经执委会通过。内容大致是说：全体党员一致反对这种供蒋家使用的御用的代表大会。
此电文在全国各大报刊都登载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看到电文后，即时派了我的老师李敬斋来开封找我。记得在一天的下午，他不听警卫的劝阻，直接闯入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代表大会，河南代表共六人，你们不是争代表吗？那就由你提名好了。”我听了非常惊讶，说：“我们不是争代表名额，而是反对产生代表的方法。我个人无权提出代表人选。你讲的方法，从我个人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讲，都不允许我接受。”他听后拂袖而去。当时我不知他在南京当什么官，只晓得是CC派。我将情况汇报给省党部同志后，大家齐声反对。李回南京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发出命令，解散河南省国民党党部，将邓飞黄、王冬珍和我一起撤职查办。其他各省党部，凡是通电反对的，也一律被解散。
从父亲回答李敬斋的那几句义正辞严的话来看，他已经思考了目的和方法（手段）的关系问题。他反对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认为手段的不正当甚至卑劣，最起码是玷污了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甚至可以由手段的不正当与卑劣而说明其目的本身的可疑。我将父亲这个与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决裂的属于契机性的事件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是想起了父亲母亲对我们姐妹四人做人行事的教育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目的与方法的关系问题。母亲也曾反复教育我们：“为目的，一定要择手段。”要“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想，这一定是他们二人在当时志同道合的爱情中达成的一种共识。
父亲说，他由此而“对国民党感到绝望”，并写信声明退出国民党。他否定了通过参加国民党这样的党派而达到救国救民目的的道路，这在他的一生中是重要的一步，时间是1928年。
1930年秋末冬初，父亲由天津大沽口登上日本客轮，赴日本东京学习。他分析自己赴日留学的几个原因：第一便是由于和国民党公开决裂，和河南的党棍学阀也形成势不两立之势，“弄得我不但失学，而且失业了”。这使我想起父亲曾对我们说过，那个国民党CC分子，得知父亲在许昌一中教书，便运用他的权力让学校把父亲辞退了。可见“穿小鞋”这一手段历来有之，并不新鲜。第二便是想到日本这个近邻国家去看看，了解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何成功，而我国的变法维新和国民革命为何失败——还是要寻找救国救民的正当与正确的方法。恰好这时他的同乡同学和好友杨章武已去日本留学，写信告诉他已在早稻田大学附近找到“贷家”（即可以几个人共同租住的公寓），又得到前辈亲友张伯英（张钫）、常志箴的资助，他便兴冲冲地到日本去了。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日本学习才一年多一点，就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匆匆回国。在这一部分的回忆录里，父亲难得地提到了我们的母亲周筱沛：
这年暑假（即1931年——笔者注）同住的几个人全都回国了，剩下我一个人。小沛由北京来日，我坐火车到大阪接她。到东京后我带她游览公园及东京最繁华的一条街道——银座，又坐汽车到日本海滨浴场跑了一趟。她回国时，我又送她到大阪，火车上清洁卫生，她也感到与国内大不相同。
这是指1931年暑假，正在北京女师大读书的母亲周筱沛，趁假期到日本与父亲相聚约两个月。从母亲留给我们的文字资料与照片得知，母亲于开学前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10日回到北平，不久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日本的太阳－旗插到了沈阳的城墙上，大批东北流亡学生逃亡到北平，与北平的大学生们抱头痛哭。母亲便立即给父亲发了一份电报，叫他火速回平，父亲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留学日本生涯。
父亲与母在日本时还拍了几张合影照片，现在这些照片就放在我书房的书架上。那是我年轻的父母亲风华正茂的时期，可也是我们的祖国被侵略被凌辱的风雨飘摇时期。
父亲回国后就与母亲一道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那时中共正值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占上风时期，主张学生与警察公开对抗。学生们与警察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冲突，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被汽车、水龙头、摩托车冲散。父亲说他和一位大个子叫程震轩的同学互相配合，在地安门鼓楼附近，由他登在石狮子上演讲，由大个子程震轩掩护他，一见警察来了，便保护他逃跑。这样搞了几次就行不通了，因为警察已经对他们照了相，只好到城外找个偏僻处躲避。父亲躲到了西山碧云寺，租了一间民房住了下来。
恰巧中法大学的校址就在西山碧云寺。他在这里接触到一些当年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科的同学，多是因世界大战不能赴法学习而在此滞留，等待来日赴法求学的。我想父亲的头脑就是在这时冷静下来。他带了一部在商务印书馆买到的三分册的英译本《资本论》日夜攻读，并且在这里作出了赴德留学的决定，最终进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国家学系主攻经济学。
无奈在他德国留学的4年，又正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羽毛渐丰野心勃勃、要建立第三帝国实现全面法西斯化的时期。年轻的父亲租住在一间距德国留学生会不远的民房里，知道了希特勒如何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夺取了主宰德国命运的最高权力；知道了德国议会的所谓“全权法”的选举，是在纳粹冲锋队员“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以所谓“压倒多数”通过的；也知道了震惊世界的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己纵火而企图嫁祸于德国共产党人的。父亲热血沸腾，后来跟我说过，他还亲眼看到过成千上万的德国学生到柏林大学对面广场上游行，把成千上万的火炬扔到了广场上堆积如山的书籍上，熊熊燃烧的火焰烧焦了广场周围沉默无语的菩提树……父亲说，在这数以千万计的书籍中，就有爱因斯坦的书，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纳粹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犹大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
父亲就是这时在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事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次又在他的“回忆录”中看到了清晰的记述。父亲说，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抗日与不抵抗这两种主张的对立也非常尖锐。1933年，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和另一位姓王的将军，兵败逃到苏联，又到柏林。中国驻德大使馆借用中国在柏林的一个餐厅作为会场，邀请马占山等讲话，报告抗日军失败经过。父亲说，他这时突然情感激动，不能抑制，马占山刚刚讲完，他忽然起立，高呼：“我们拥护爱国抗日将领，打倒不抵抗主义！”到会者为之大惊。散会后，有几个留学生走过来，说他“捣乱会场”，他说：我不是捣乱会场，我只是说出我的抗日主张。你若不同意，我们就在这里开个辩论会吧，我出的题目是：“中国人是否愿意当亡国奴！’’那几个人一听，就溜走了。
我注意到，就在这段文字后面，父亲写到他读世界史最佩服的人物，除了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改革天主教为基督新教的马丁·路德。路德以一个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的地位，竟敢在1517年10月31日在教堂正门上贴出95条论纲，公开反对罗马天主教售卖赎罪卷，假借神的名义聚敛钱财，这是何等气概……这可能就是父亲4年留德生涯在异国他乡所获得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吧！ 父亲在报告会上高呼抗日口号不久，中共在柏林的负责人江隆基、王炳南就到他的寓所找他，并征求他对参加第三国际的意见。他表示同意，随即加入了第三国际组织德语支部中国语言组，并与江隆基等一起，参加了在柏林大学的联谊会，参与办刊物等活动。1936年由德国回国时，经柏林中共组织介绍，先到巴黎与在那里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会面。吴老与他每天在一家餐馆会面，谈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征求他对在国民党内做秘密工作的意见，并说他本人就是这样。父亲回答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因为我是写信公开退出的。”吴于是作罢，临走前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到上海中央银行找某人，可是等他拿着这封信赶到那里，此人早已离开。这就是父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及失掉组织关系的经过。
我把父亲1936年回国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豫西与吴芝圃、曲乃生、郭晓棠等合办抗日刊物《战旗》旬刊，1938年到登封做了不足4个月的“抗日县长”、“赤色县长”这件事，作为他前期抗日救亡活动的“尾声”，是因为自此以后直到1999年去世的半个多世纪里，由于各种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因缘际会，父亲终于回到了书斋。虽然他从来也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无论是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武功西北农学院，还是在杭州浙江大学做教授时，他都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和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的运动。但是，由于此后他安身立命的岗位主要是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也由于他内心的某种警觉和坚守，父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最终成全了他作为一个精神独立的学者的一生。
父亲的豫西阶段是一个精彩的却也是无奈的“尾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尾声”中，从封建婚姻的阴影里走出来的父母亲，携手创建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中先后抚育了我们4个女儿。我们渐渐长大，渐渐懂事，已经能够记住并明白一些事情了。总的来看，这个精彩也罢、无奈也罢的“尾声”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父亲回国后虽然失去了组织关系，但由于国难当头，他和母亲的主导思想仍是抗日救亡，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深恶痛绝，所以自然而然地与一些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员引为同道，与他们并肩合作开展抗日活动。加之此时母亲在洛阳中学当校长，自觉地以校长身份掩护了一批豫西地下共产党员，父亲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识，相互也合作得很好。我在报纸上一篇介绍抗战初期豫西地区的统战工作的署名文章中，看到“豫西特委通过国民党洛阳当局任命我党的同情分子刘潇然担任登封县县长，又任命了四名共产党员担任区长和县机关科长”。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38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全民抗战进入高潮的一年。中共豫西特委就设在母亲任校长的洛阳八中。这一年，豫西特委决定在豫西组建抗日根据地，乃由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志杰，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长李世璋等向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专员李杏村建议，应派几名能干的人到豫西出任县长，以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民运工作，得到了程潜、李杏村的同意。豫西特委向他们推荐了父亲刘潇然任登封县长、刘鉴任洛阳县长、李建仁任伊川县长，都是党外人士。父亲还和豫西特委共同议定了登封县政府各区长和各科长人选共8人，有7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的父亲年富力强，血气方刚，精明果断，一到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吏治，整顿基层政权，清理财政，举办教师培训班，还建立了登封县抗日自卫团，父亲任自卫团司令，李静宜任副司令。“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县进行了自卫团武装大检阅。威武雄壮的农民队伍，肩扛大刀、长矛、步枪，列队通过了主席台，司令刘潇然和副司令李静宜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整个会场群情激昂，民意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父亲在登封开创了抗日救亡新局面，触犯到地方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嫡系亲信的利益。他们在洛阳召开各县县长会，从不通知父亲，还派特务监视父亲的活动。他们说刘潇然赤化登封，登封红了半边天，想要伺机撤掉父亲。1938年8月，父亲派县军事科长王其钧（中共地下党员）护送地方税款7600元银币去洛阳，王其钧携3600元银币潜逃，为反动派撤换父亲制造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口实，迫使洛阳专员李杏村借机撤掉了父亲的县长职务。
差不多与此同时，母亲周筱沛因在洛宁山区现代中学给学生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被国民党关押，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被软禁在洛宁一个破落的小院里。我在纪念母亲周筱沛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曾提及这两件事。最近读到了父亲写于198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方知父亲被撤职后还有一段惊险经历：
我在登封约留百日，国民党反动派大造谣言，说登封赤化了！刘峙、胡宗南、方筹等相继赴登封视察。后又调兵一团大肆防范。洛阳专员李杏村骗我们到洛阳开会，次日即在报上登出撤换我的命令。我的家小后来移居洛宁。陕州专员欧阳珍派兵一营将我全部眷属捕获至洛阳县城监视。我赴洛设法营救，反动派即到处搜捕我。恰恰河北省李续九老先生在洛居住，我们两人到孙殿英处躲避。随后大特务马乘风即与河南省秘书长潘某与民政厅长方筹到孙殿英处，让他将我交出。孙当面拒绝，让我住在他那里，并决定稍过数日，派兵将我送至黄河以北他的部队里。我想此事不妥，可能引起军事冲突，于是深夜与李老先生一路到志箴［常志箴，我爷爷刘育民的朋友，我二爷在河南农业专门学校的同班同学，曾任洛阳蚕桑局局长、河南省新安县长、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委员、赈济委员会主席等职，父亲到日、德留学的费用，就是常志箴和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总督、民国时期河南省民政厅长张伯英（张钫）共同资助的——笔者注］家里暂住数日，以后方移居他处，转往黄河以北。
父亲曾给我说过他这段惊险经历。他说，他是看到城门上通缉他的布告后逃到孙殿英住处的。追捕他的人站到门外，大声叫喊：“交出刘潇然！”孙殿英也站在门前的高台阶上告诉他们：“刘潇然就在我这里，我倒要看看，是谁胆敢从我这里把他抓走？”父亲说：“我总是遇到好人。”
父亲前面所说“我的家小”和“全部眷属”就是母亲和我们三姐妹，还有一个保姆。所说的“黄河以北”，就是由洛宁辗转数月到达西安，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位于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时间是1940年初。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6年，并且在这里迎来了8年抗战的胜利。
下
关于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全国解放前形势的发展，有学者概括为由启蒙到救亡以及救亡压制启蒙①。这个论断至少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 什么是启蒙？如果按照康德的论述，是去掉人类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也就是启发人的智性和理性，告别愚昧和偏执，这就必须要读书，要受教育，要学会以知识和理性来把握自己，在有关自我和祖国命运的重要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在父亲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看到了隐含其中的这个启蒙和自我启蒙过程，这也就是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努力把握住自己，不迷失方向，这就必须学而不厌、自强不息。在时局动荡、国难当头的时代，父亲总是读书不忘救亡，救亡不忘读书。他在那样一个“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抓住一切求学求知的机会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断扩展充实自己的学养基础和学术视野，为一生的学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并非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时代，父亲和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政治运动的磨难而最终又超拔于政治，在书斋里做了他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作为一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知识分子，父亲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以一个现代的具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与学术思想的学者而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切该是多么的不容易！
父亲一生手不释卷，嗜书如命。他留在我们姐妹心中的基本形象是看书——一杯清茶、一本厚厚的书、一支削好的红蓝铅笔，他能在书桌前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客人来了，他把红蓝铅笔往书里一夹，从书房走到客厅，侃侃而谈；客人走了，他再回到书桌继续看。这个印象如今想来仍历历如画。他写回忆录时已经80多岁了，仍能清清楚楚记得他常读的几本书是在哪里买的和什么时间买的。他说，马克思的三大册《资本论》英译本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英译本，是他在赴德留学前在北京琉璃厂西街路南的商务印书馆买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译本，即他后来又参照德文原著及日文译本，分五册将其全部译出并出版的马克思巨著，是他在东交民巷路东一家小书店买到的。受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位美国教师的影响，他还对莎士比亚戏剧发生浓厚兴趣，曾有心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发现朱生豪已将莎氏戏剧几乎全部译出方作罢。攻读经济学及农业经济学，大概在他青年时代出国留学前就确定了。无论是去日本还是去德国，除了外文方面的准备，就是专业书籍准备了。他赴日前买到了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日文《现代经济学全集》共10多本，并一一攻读；而到德国去之前，他从游行示威的马路上撤下来，躲在西山碧云寺一间民房里，又抱着大部头的《资本论》英译本啃了好几个月。我曾经问过他，你是英文科的留学生，为什么不去英国、美国而要去德国呢？他说：因为德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的经济学思想远比英、美发达。
父亲读书范围很广，除了他的专业经济学和外文之外，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无所不读。尤其爱读历史，他对廿四史、《资治通鉴》中的内容非常熟悉。他告诉我：了解历史才能透彻地认识现在，识古才能通今。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惊人的相似。他要求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除了读文学书，至少要把《史记》通读一遍，因为《史记》里有文学，文史相通。可是惭愧得很，父亲这个要求我至今也没有完成。
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抽空去中关村看他，对他说起当时思想界有一种主张叫做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且素质差，不适合实行民主；你就是给他民主他也不一定会用。父亲说，这种论调一点也不新鲜，当初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有一批文人出来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袁世凯的皇帝梦还没做够100天就死了。我想这就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要求培养的“通识”与“通才”吧？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远远赶不上父亲母亲那一代人，他们不仅通晓好几种外文，而且学养丰富扎实，文史的基础厚实，因此对问题的看法能够触类旁通，抓住要领。在这一点上，我和妹妹们此生此世是赶不上了。
自从1940年到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任教，直到1954年由河南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前，父亲的工作岗位一直在高校，先后在浙江大学、河南农学院任教，还兼任了两年多河南农学院的院长，讲授“政治经济学”、“农业金融”和“土地经济学”等课程。他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期间写成的《土地经济学》一书，是迄今为止全国仅有的四本土地经济学专著之一。土地经济学专家戚名琛先生在《中华读书报》“玉树凋零”一栏对父亲的介绍中，才知道他还著有一本1945年印行的《土地经济学》专著。经土地学会专家鉴定，认为是一部“有相当历史价值的”和“开创意义的，，土地经济学专著，“引用素材丰富，引证各家观点较全面、细致，分析细致、透彻”等。父亲1954年10月调到经济所后，先在农业经济组，后转到经济思想史组，不久又到马恩著作编译局去从事马恩经典著作翻译工作。70年代初，我由沈阳调到郑州大学任教时，曾收到过父亲寄赠给我的他的译著《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此外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劳工旗帜论文集》、《德国农民战争》，和六七十年代分5册出版的马克思的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共约数百万字。
一次我到中关村去看他，曾问过他：你的专业是经济学，为什么不写经济学著作而总是翻译别人的著作呢？父亲说：我不能写呀！为什么？因为我的经济学思想跟别人不一样。我跟许涤新不一样，跟孙冶方也不一样，跟……
跟别人不一样就不能写吗？就是不能。这个不言而喻的结论，是所有经历过“舆论一律”时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我当时毕竟年轻，对于父亲难言的苦衷与无奈体会不深。后来读了父亲的学生及同事刘均爱、裴俊生、王凤林先生纪念父亲的文章，才知道即使是这个“不写”，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裴老文章中提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他曾和父亲一起到北京郊区做农业合作化调查，所得的材料与当时大环境的舆论完全不同，“并不是这样”。裴老说：“基于我们的共同认识，因而不写调查报告，采取默不做声了。”“默不做声”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拒绝——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趋炎附势，拒绝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言。这使我想到自己当时的情况，不禁汗颜。那时候我在哪里呢？在太行山上采矿，在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饱饭”，在土制的“小高炉”旁边彻夜不眠地“炼钢”。我还给父亲寄去过一张头戴柳条帽、脖子上围了一条羊肚子毛巾的照片，后面写着“父亲存念您的女儿炼钢工人燕燕赠”。后来我从太行山上下来“复课闹革命”，假期到北京去看他，还兴冲冲地向他介绍学校搬到太行山上采矿炼钢的情况。那时候，我头脑发热，满脑子都是“一大二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憧憬。父亲没有批评我，只问我：“你们炼出来的是钢吗？”“河南小麦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我无言以对。我连什么是钢、怎么才能炼出钢以及小麦种植和收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却相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我还没有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判断，也就没有学会拒绝。
父亲沉默了将近30年。等到80年代初可以写一点自己专业方面的经济学思想时，他已进入了耄耋之年，精力不济了。他采取了尽快翻译自己所认同的德国经济学派经典著作的办法，来间接表达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我想，这是父亲根据主客观情况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选择，他需要尽快把自己经过鉴别择取之后所认同的德国经济学派的思想尽可能全面地介绍给中国的经济学界。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德国布林克曼的《农业经营经济学》新校版；1990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德国艾瑞葆的《农业经营学概论》。这本书出版后，父亲曾亲自题字寄赠我一本，上面写着：“明和同志（即我的丈夫赵明和——笔者注）及思谦校阅。潇然1991年3月20日。”全书56万字。这一年，父亲88岁。
从此书前面父亲写的“译者序”中，我才知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就翻译了布林克曼的《农业经营经济学》，是汉译本初校版。并说他在这个版本的译者序中说过：他那时就有意翻译艾瑞葆的《农业经营学概论》这部巨著。写到这里，父亲说：
自此以后，暑往寒来，春华秋实，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匆匆已到老年，适逢祖国经济改革的太好时机，得以完成五十年前的宿愿，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快事。
一桩“宿愿”50年后才得以实现，父亲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埋心中的苦涩、无奈和终于做成了一件他想做的事情的快慰之情。
愧对父亲的信任，我未能也无力“校阅”他的译著，连通读全书也未能做到，我被书中众多的经济学术语和统计数字表格吓住了。我知难而退，只把父亲的译者序读了三遍，读出了30年前父亲对我说的他这么多年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
从父亲的译者序中我才知道，艾瑞葆是德国经济学派三学人之一（另两位是透能、布林克曼），这派经济学从其开创者透能（1783～1850）的《独立国》开始，并由后继者布林克曼、艾瑞葆加以扩展和完善。他们的主张是以商业经济原理说明农业经营制度，主张农业经营要以市场为中心、纯收益为目的，提倡整体的动态观察法，认为农业经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这个经济学派的理论又被称为“有机整体理论”。
抓住这个德国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及艾瑞葆这本书的主导思想，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他心中存放了很久的问题：
艾瑞葆提出的整个农场各个部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理论，是否可以扩大范围，应用到一个国家全部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呢？
由此，父亲联系到我国70年代末由农业开始的各项经济改革所遇到的阻力，结合到他所掌握的各种统计数字，说明“我国虽是一个大国，却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仅仅从农业经营人手，而要把农业经营看作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把政治改革看作与经济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
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
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铁饭碗错误地当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甚至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我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虽然在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次批判“农民社会主义”的尝试，但刚刚开始便偃旗息鼓了。对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特别是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其阻力之大，千万不可低估。
庞大臃肿、层次繁复的党和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干部、首长和副职人员确实太多了，这是产生和发展官僚主义的根源。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根据报上登载，单单中央部委已有103个，西安城内与其对口的省厅级等机构也有103个。大概可以断言，这种怪事，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出现的。
政治改革成功了，社会风气变了，不但农业现代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现代化也可以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实现……
这是父亲青年时代爱国心与强国梦的晚年表述，是他爱国主义目的与方法相统一的理论总结。父亲终于在有生之年写出了他久埋心中的话。
父亲是1957年反右斗争前，由经济所到“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去从事翻译的。我在事后每想至此，深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命运只厚待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按原计划要把排名次序倒着来，即先翻译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再翻译列宁的全部著作（而列宁著作的俄文版当时已有整整四十卷），然后才是恩格斯、马克思。社会科学院认为如按这样的安排，中国读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经潘梓年倡议，由各大出版社共同组织了一个马恩著作编委会，立即找人开始着手翻译马恩著作；并经当时经济所长狄超白研究员洽商同意，父亲就这样被“物色”进了翻译局。这个经过，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认为潘梓年、狄超白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得以较早也较完整地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也使他多多少少能够学有所用。
在父亲所翻译的马恩著作中，最重要也最难翻译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这部200余万字的著作，是《资本论》最早的草稿，也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前身，后改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是马克思在1857年2～3月份起草的。马克思在行文中使用了多种文字，主要为英文、德文，也有希腊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非常难译。父亲说，他本想全部译出后再统一名称一齐出版，后经经济所孙冶方所长多次催促，乃决定译一册出一册，共分5册由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字样陆续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二分册（1962年11月），其次为第三分册（1963年6月），然后是第四分册（1964年10月）。
第四分册印出不久，就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批斗、抄家、下放五七干校。直到1976年由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才找出译稿安排第五分册的出版，时间是1978年6月——与第四分册的时间相隔整整14年，与1975年10月出版的第一分册相距也有3年的时间。其中除第一、第五分册外，第二、三、四分册于70年代末又出版了第二版。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翻译出版日程表。
于光远同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
马克思的这部书非常重要，我对照着德文原著花过不少时间，对其中若干部分认真啃了一下。那时《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中没有把这部分译出，读马克思这部著作我就在很大程度上靠刘潇然这本书。我是很感谢他的，我认为他的翻译水平还是很不错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在1932年到1936年在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过。刘潇然也知道我重视这本书，1964年10月第四分册一出，他就在11月11日署名赠送给我。这册书现在我还保存着。
父亲没有把他这部最重要的译著寄赠给我，可能是断定我读不懂，这是肯定的。记得在80年代，父亲曾问过我读不读得懂以单行本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他不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而问我读懂没有，想必是认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批评指导思想的他的女儿，肯定读过这本书。他说：这是马克思早期人本思想的重要著作。我没有敢回答他懂或者不懂，因为我只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知道了这本书，而这本薄薄的马克思经典著作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放着，等待着我有朝一日把它从头至尾攻读下来。在博学多思的父亲面前，女儿为自己的浮躁和懒惰而惭愧。
这部花费了父亲大量心血的译著，还牵涉到一桩历史公案，即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后来又进一步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的出处问题。
我记得，大约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在郑州大学任教，在报纸上看到点着父亲名字的批判文章，说他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是“唯生产力论”，是“科学技术决定论”，这是误译，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为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我立即把报上的这段话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说：他欢迎读者对他的译文提出批评；但作为译者，他只对译文负责。父亲还说：他没有译错，马克思曾在多种场合多种著作中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不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说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唯生产力论”、“右倾翻案风”，原来是指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所准备
的一个文件，即《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有一句用黑体字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后来，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又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后来，又进一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两次谈话的时间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三、四分册出版之后，与第一分册初版及第五分册初版及第二、三、四分册第二版出版差不多同时。这样，尽管我不能说父亲的翻译本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唯一出处，但说是其出处之一，则是符合事实的。
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说没说过这个意思的话？我没有读过这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父亲也没有送给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也没有收入这部书。我只好向在出版部门工作的三妹夫周俞斌求助，他很快就找到了五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潇然译），并且在第三分册第349～350页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正像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资本继续的发展上也显示出：资本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另一方面，资本底发展又推动和强制生产力向前发展。
这就清楚了：父亲采取的是翻译者最基本的方法——直译，而邓小平同志则根据此处及别处他对马克思这个基本观点的理解概括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这个明确的判断，是意译。生产力里包括科学技术，那么不言而喻科学技术当然是生产力，这和我们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学到的生产力的几个要素是一致的，和毛主席所说的人是决定因素也并不矛盾，因为生产力要素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离开人，是人所具有也是人所创造发明与运用的，这怎么会是“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呢？
写到这里，我需要引用王凤林先生在《忆刘潇然先生》一文中的两段话，作为这一小部分的小结：
刘先生到经济所后，本拟从事现实经济研究，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农业经济组转到经济思想史组，重点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是一部很难翻译的书，“手稿”有时是信手写来，除德文外还杂有英文、法文等。刘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精通多种文字，才很好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我国学术界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刘先生忠实于原著，翻译了这一观点。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当时就有人提醒刘先生不要因此招来批判，刘先生全然不顾，毅然翻译出版了这部巨著。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观点是多么富有远见，刘先生在那种阴暗的年代，敢于亮出这种观点，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引者注）。
父亲和母亲于1953年离婚后，我们姐妹四人也陆续长大成人，独立生活，长期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然而，血缘和禀性这一人类最原初也是最自然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与父亲虽然分居数地，却仍然相互惦念着、牵挂着。我们每次到北京出差、开会，总要去父亲住所看望他，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以及距北京较近的四妹和二妹去得更为经常，还常常带去父亲爱吃的食物和需要的生活用品。父亲对我们来看他非常高兴，每次都放下正在看的书和我们谈心，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很高兴看到他的女儿们个个都是自强自立的人，并对我们在专业领域作出的成绩深感欣慰。
我自1978年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没有想到父亲差不多把我的文章都看过了，还常常来信告诉我：他对我的文章的观感，夸奖我的《读＜啊＞断想》、《张一弓创作论》写得好。我的《小说追踪》、《“娜拉”言说》出版后，都曾寄给父亲，他在《“娜拉”言说》字里行间画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显然是认真看过了。听弟弟星汉说，父亲对我这本书很满意，还对他说：你燕姐姐有点才气。
四妹刘思敏的物理学专著《光折变非线性光学》出版后，父亲也非常高兴，嘱咐她马上寄一本给他：“我虽不懂固体物理，但因是你写的，我当然有兴趣。我将把此书永远保存下去，作为我们家庭的传家宝之一。”
1977年春天，也就是“四人帮”粉碎后那一个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又一次因为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而被批判，甚至还被停止了教学工作（因为我无官可罢无党票可免，而只有一个正在承担的教学工作可停），就写信向父亲诉说我心中的愤懑和不平。
不久，父亲来信告诉我：他即将随中国科学院专家团赴庐山休养，希望我能请几天假到庐山来住几天，“让庐山的云雾，吹散你心中的愁云”。这两句话给了我鼓舞和安慰，我硬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请准了假，去庐山见到了父亲。就是这次与父亲在庐山的小聚，我感受到了平生所匮乏的父爱的温馨。他帮助我分析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支持我离开这所学校到别处去工作的决心。父亲说：“‘四人帮’被粉碎后，情况尽管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总会有阴暗的地方阴暗的角落，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人移活树移死，要学会选择比较而言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我想：也就是在这时，我的脑子里跳出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诗；我想：我是该离开那不度春风的地方了，我要为自己开辟一个开阔的能够迎接八面来风的生存环境。我永远不会忘记，正是父亲在这个最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作出选择的时候，帮助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在“禀性”上最像父亲，总是要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情感激动，不可抑制”，说出一些脱口而出的不合时宜的直言。在庐山时，父亲曾问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话而“引火烧身”，自己还往埋好的地雷上踩？
我说最重要的是“不能用四人帮的办法来揭批四人帮”这句话，指的是一些运动积极分子完全沿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打棍子戴帽子那一套整人的办法来批判“四人帮”的影响。这就惹恼了那些人，视之为绊脚石而必欲搬走而后快。我当时的想法太天真了，以为既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了，他们的“帽子工厂”、“钢铁工厂”也就该关门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些错误的方法运用在批判他们的运动中去呢？这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广大群众之身吗？
父亲听后沉思良久，说：“我支持你的看法。我历来反对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同的目的就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手段，否则很难证明其目的的正当性。”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
这次写这篇纪念文章，使我得以把这之前和之后的事情连贯起来，理解了贯穿在一个世纪风雨沧桑之中的父亲做人行事的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他把这种原则和立场坚守了一辈子。我由此而更加理解了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那宁折不弯的态度。父亲在“文革”的狂风骤雨中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沉重最艰难的大拒绝大反抗：拒绝戴高帽，拒绝参加批斗会，拒绝任何强制性命名，拒绝一切人格污辱，拒绝一切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凌辱。因此，他承受了大痛苦，被打得下不了床。他在年轻时所说的“你讲的方法，从我个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讲，都不允许我接受”，完全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判断和选择，所以才能在他的一生中贯彻到底。而我，则常常只是凭着自己敏锐的直觉。仅凭直觉而能够贯穿至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父亲遗给我的禀性和支持。
父亲很重友情，一生有许多患难与共的好朋友、真朋友。然而，在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这些朋友散居各地，遭遇坎坷。每想至此，父亲的心情是沉重的。“碧云天，芳草地，知交半零落”，“君子之交淡如水”，父亲只能把这沉重的友情放在心里，细水长流地牵挂着。
1938年他在登封当县长时结识的第一区区长李静宜，中共地下党员，是一个厚道而又能干的人，分别后他们一直相互牵挂着。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后，李静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第二野战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得知父亲在浙江大学任教，便专程赶到杭州看望父亲，父亲非常高兴，畅叙别情竞至深夜。李静宜当时送给父亲一张照片，父亲一直珍藏着，并多方打听李静宜的消息。直到1984年中共登封县委党史办公室来人找父亲，调查李1938年与父亲共事时的情况，才知道他竟于“文革”中自杀身亡。父亲不胜悲痛，立即拿出那张他珍藏了35年的照片证明他们的友谊，并且在调查材料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文中关于李静宜1938年与我相处一事完全是事实。我对于他印象很好。南京杭州解放后，他曾到杭州访问我，并赠我他当时照片，此照片已交给登封县委党史办公室。我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刘潇然1984年3月17日。”
父亲还有一幅珍藏了半个世纪的条幅，是与挚友马寅初杭州惜别前，马寅初手书《汉书·董仲舒传》中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赠予父亲，父亲一直把它挂在客厅里，在马寅初因人口论的正确主张遭到猛烈的大批判火力时也不肯摘下。父亲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支持他的朋友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骨气。父亲对我说：马寅初节制人口的经济学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他不怕批判，说批判使他“心广体胖”，随即哈哈大笑。我从父亲的笑声里看到了这两位以“正谊”、“明道”为己任的“仁人”那内心的坚韧和执著。
还有江隆基，父亲留德时的同学、同志，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文革”前调任兰州大学校长，1966年夏秋之间竞被活活打死了。父亲多年后对我说起这件事时，还哽咽难语。
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6号楼428室，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父亲在这里居住了整整42年，并在这里终其一生。他的许多朋友、学生来到这里看望他，如父亲在河南农学院当院长时的同事、副院长吴绍奎，在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李兴邦等。
一天，他的留日老同学、挚友杨章武来访。听到敲门声，父亲走过去开门，见到有朋自远方来，父亲喜出望外，握住好朋友的手不放：“章武，你可来了！我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你呢！”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良久。
“文革”以后的某一天，我到父亲家中看他，发现客厅里挂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横幅。我有些困惑不解，便问他，为什么要挂这个？你不是最喜欢明白人最讨厌糊涂人吗？父亲说：你没看见那下面的小字是“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吗？“难得糊涂”也就是做不到或很难糊涂啊！
父亲终其一生也还是不糊涂，是“难得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