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思（1906-1996），浙江温州人，中国文学史家、诗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偏重古典戏曲）、教师。曾在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任教，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博导、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曾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副主编、《全元戏曲》主编。主要著作有：《王季思学术论著自选集》《王季思诗词录》《玉轮轩曲论》等。

古典文学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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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试论
怎样评价柳永的词
漫谈李清照的词
怎样理解和欣赏《西洲曲》

中国笔记小说略述
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百家争鸣和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
黄巾起义冲击下的建安诗坛
金元散曲的兴起与衰亡
研究古典文学的点滴体会

编后记

《浙江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多次来信要我谈谈个人治学的经验。我由于工作忙，挤不出时间，同时也因为学问上的功夫随着各人的经历和所从事的学科而不同，别人有效的经验，对于一个没有类似经历或从事不同学科的人来说，往往是纸上谈兵或隔靴搔痒，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一直没有动笔。现在姑且谈谈我过去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对中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学生可能有点启发。
我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为了教好书，必须认真备课，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并在课堂上把它说清楚。偶尔有些新的见解为同学们所乐于接受，引起我写作的兴趣，就以此为基础，加以引申、推论、充实、提高，写成稿子发表。我的一些单篇论文大多是这样来的。至于系统性的专门著作，有的是讲课需要编的讲义，有的是在课余日积月累的成果。我在温州中学时曾经想研究温州南戏的源流，在宣城中学时曾想写梅尧臣的年谱，由于脱离了当时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都难于坚持下去。而有些埋头搞自己的专门著作、不顾学生学习要求的教师，又往往会招来学生的不满。因此，我总是以“结合教学做点研究工作，在教好学生的同时提高自己”来自勉，也勉励我的学生。如果说经验，这算是一点。
要认真研究某个问题，必须充分掌握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资料当然越多越好，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因此，必须分清主次，有所侧重。就古典文学说，首先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即读懂原著。这就必须学会文字、训诂、校勘、考证等功夫。我国前代学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研究元人杂剧，从元剧中常见的方言俗语入手，弄清了一些前人没有弄清的句意；比较了元剧常用的曲牌，分清它们的调式，改正了一些前人点错的句子；又校勘了不同的版本，校正了一些传抄传刻脱误的地方。这才有可能逐步掌握了元剧的原始资料。其次是了解这门学问的新成就，即研读了近人关于这门学问的最新著作，清楚地知道在古典文学的这个部门里，哪些作家作品是重点，要先研究，哪些作家作品可以慢一步；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在研究问题时才能重点深入，带动全面，在前人已达到的水平上有所突破；在行文时才懂得“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而不致重复前人多次说过的话，叫人看了昏昏欲睡。我在开始阅读元剧时，直接接受吴梅先生的指导，又认真学习了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吴、王两先生的论著是代表当时这门学问的最新成就的。我在中学时期只看到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听了吴先生的话，才知金本不大可靠，去借暖红室刻本的《西厢记》来看，顿觉眼界大开。我原来受金圣叹的影响，以为《西厢记》第五本是关汉卿的狗尾续貂，对关氏毫无好感。读了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推关氏为元人第一，这才仔细地阅读了关剧，为后来写关剧的论文打下了基础。他们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都起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一手抓有关问题的原始资料，一手抓有关问题的最新成就。抓住了这两头，一些中间过程的东西就容易弄清楚。如果说经验，这又是一点。
我老家藏书比较多，小学时期就读过《论语》《孟子》《诗经》《左传》，背过许多古体诗，也私下看过《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在我父亲和塾师的教导下，我认为“四书”“五经”才是教人立身处世的好书，而像《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不过是供人消遣的闲书。中学时期正值五四运动，从当时的《新潮》《新青年》等刊物里接受了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民主思想，在古典文学领域里开始重视白话文学的作品，这才没有把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当闲书看，而且有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戏曲、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为他们摆脱封建束缚、争取美满婚姻的精神所感动。
今天中小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不写语体文的，大学文科课堂上也不会有人反对讲《西厢记》《红楼梦》。回想我在中学时期试写一篇语体文交卷时，那位教国文的老秀才就对我说：“别人没有学问，不会写古文，才贪方便，写白话，你怎么也写起白话来了。”把卷子丢还给我，叫我改写。我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时，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有人写诗嘲笑说：“不读六经看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这用意很明白，你是搞《西厢记》的，不配在大学里教书。在这重重阻力面前，我也有迟疑、动摇，但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跨过来了。
解放后，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世界观方面初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在它的思想原则指导之下，探讨古典文学里的一些论题。这是从旧的意识形态领域跨过来的更大的一步。拿我解放后写的关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论稿跟解放前同题材的论稿来比较，显然是两种思想境界的东西。
从旧的思想领域一步又一步地跨过来，力图以当代最先进的科学原则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如果说经验，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必须看点现代的外国的作品，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曾用两句话概括上面的点滴经验：一是脚踏实地，立足于本职工作和从学科的实际出发；二是眼看前方，以当代先进的科学成就武装自己，同时引导读者向前看。
在解放初期，有的人认为马列主义的著作里只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没有关汉卿、曹雪芹，根本不想学。这是一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态度。它自然要引起青年学者的不满。1958年以后，随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极左思潮，在古典文学领域也泛滥成灾。他们完全忽视原始资料的掌握，把前人一些有效的治学方法，都说成是烦琐哲学、实用主义，不屑一谈；同时又把近人的有关论著骂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烧的烧，禁的禁。结果就“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走上了空头政治的道路。他们打开一本线装书，段落还没有分清，句子还没有点断，就挥舞起大批判的棍子，乱打一通。这是根本违反马列主义所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的。这几年，在纠正古典文学领域的极左思潮中，我们开始注意前人行之有效的成法，对古代名著的整理初步取得成绩。但我们如果满足于《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理论著作的探索，满足于训诂、考证、校勘、辑佚等前代学者的功夫，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看作空头政治的东西，跟极左思潮一起批掉，那么，我们将从空头政治的一端走回“抱残守缺”的老路，不可能在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引导读者向前看。
根据上面的点滴体会，我认为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今后古典文学领域的各种思潮必将相应地起伏涨落，互相推进。一个关心祖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应该清醒估计到这一点，既决心乘着历史洪流前进，又随时抵制各种偏向或逆流，防止被它们冲到浅滩上或死角里去。

（原载《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