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孩子们的，是一次华美的阅读享受。用饱满和浓烈的文字，引领他们走进民族的历史，走进人类在童真稚拙的年代里想像出来的天地，同时也领略中国的汉文字之美。

黄蓓佳的《含羞草》这本书中收录了《碧玉蝈蝈》《含羞草》《美丽的壮锦》三个民间童话，分别讲述了穷小子路生在蝈蝈姑娘的帮助下和老财主斗智斗勇，小货郎和荷花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围绕一幅美丽的壮锦展开的曲折离奇的故事。

中国的童话故事灿若星河，瑰丽奇妙，反映了我们祖先丰富的想像力、纯真的情感和民间独特的风物。它们世代流传，不断感动我们，成为我们永恒的、共同的记忆。黄蓓佳“中国童话”系列为孩子们奉上了中国世代流传的、优美的童话故事。

《含羞草》这本书中收录了《碧玉蝈蝈》《含羞草》《美丽的壮锦》三个民间童话，分别讲述了穷小子路生在蝈蝈姑娘的帮助下和老财主斗智斗勇，小货郎和荷花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围绕一幅美丽的壮锦展开的曲折离奇的故事。

让我们静静地坐下来，洗净耳朵，把心打开，聆听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奇……

“中国童话”系列荣获江苏省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八届华东六省优秀图书奖、第十届江苏优秀图书奖、第五届冰心海外文学奖，200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童书”。

碧玉蝈蝈

含羞草

美丽的壮锦

含羞草

货郎是一个模样俊俏的小伙子。还得谢谢他的爹妈先天就把他生得好：颀长的身条，玉色的皮肤，容长的脸儿，眉眼鼻子样样在地方，怎么看怎么舒服。

他不光长相好，嗓音也好，吹的笛子更好。又没有人教过他，也没见他正经八百学过多少，笛子拿到手里，三摆弄两摆弄，他就能把它吹响了，吹出好听的曲调来了。怎么说呢？货郎的聪明全在这上头，他从小注定了是块走村串乡做生意的料。一年四季，他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紫花布的对襟衫，戴一顶白白生生的麦草编的宽边帽，挑一副哐当做响的货郎担，东庄跑到西庄，南乡跑到北乡，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有滋有味地做他的小本生意。每次他走到一个村头上，担子一放下，后腰里就抽出那杆紫油油的竹笛，六个指头摁住笛孔，笛子横放在嘴边上，试一试笛音，快乐的小曲儿就活蹦乱跳地从他嘴里飞出来。货郎的笛子一响，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全村的狗先开始兴奋，奔来奔去地吠叫，一家家地跑动，喊人，拖着主人家孩子的裤腿往货郎挑子这边撕扯，热情得像是货郎小伙子的义务推销员。

这样，货郎每到一个村子，因为人缘好，生意跟着就好。姑娘买他的胭脂擦脸，小媳妇买他的绒花插头发，孩子拿废铜烂铁换他的麦芽糖、米花糖，老太太买个耳扒掏耳朵，老头买根挠痒痒的“老头乐”。那些当家主事的男人和女人，就买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锅碗瓢勺回家派用场。货郎担挑进村头的日子，就是这村里小小的节日，大人乐，孩子笑，狗儿叫，买东西的人，看热闹的人，站着听他吹笛子的人，心里都是满足和快乐的。

可是，到了晚上，货郎收了摊子，一个人回到冷锅冷灶的家里后，就觉得空虚和寂寞。货郎已经二十出头了，村子里跟他差不多年岁的年轻人，孩子都已经抱在手上，大一点的甚至满地爬了，货郎还是一个人单过着。他的爹妈死得早，上无哥嫂，下无弟妹，做小本生意攒了几个小钱，吃饭穿衣是够的，置房子买地还谈不上。货郎每天串街走户，也算见多识广，难免比村里的庄户小伙子心气高一些，相貌平常的女孩子给他做老婆，他眼睛看不上；他看上的那些个女孩子，人家又嫌他无钱无势没有大出息。就这么着，货郎的婚事高不成，低不就，一天天地耽搁了下来。

货郎的家临水背街，每天他挑着担子出门时，都要过一座小桥才能折向大路。桥下有一个石墩子，一尺高，二尺宽，一个白胡子老汉常常坐在石墩子上悠悠闲闲地钓鱼玩。老汉的相貌普普通通，衣着也是普普通通，却说不上哪儿透着一股子仙气和灵气。就看他手里的那根钓竿，只有扁担那么长，小手指头那么细，竿头上拴一根白绳线，绳线上系一个光秃秃的铁钩钩，任什么鱼饵都不放，可是老汉只要把钓竿轻轻甩出去，嘴里念叨几声：“钓钓钓，钓钓钓，小鱼不到大鱼到。”小鱼儿泼刺刺地从他身边游走了，大鱼儿哗啦啦地往他身边游来了。大鱼的嘴巴一口咬住了鱼钩，打死都不肯放开。老汉随随便便一抬胳膊，看似纤细的钓竿和绳线居然就能把大鱼轻轻松松拎出水面来。大鱼出水之后嘴巴还是死咬着钩，身子在阳光下银闪闪地发光，尾巴欢快地摇来摆去，好像很愿意被老汉这么轻易钓住似的。

货郎看得呆了，常常在桥上一站就是半袋烟的功夫，肩上的货郎担子都忘记放下来。他心里羡慕地想：这营生来得多容易啊，又不花本钱，又不花力气，连玩儿带耍乐的，一天里只要钓上那么三两条大鱼，拿到集上卖了，比他挑一天货郎担要来钱多了。

货郎就把他的担子扔在桥面上，下得桥去，走近了白胡子老汉，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老大爷，我天天在这儿看你钓鱼，看得好眼馋！你有什么好法子能让这些鱼儿听你的话呢？”

老汉抬头看看他，把胡子捋一捋，笑呵呵地答：“我钓鱼不为钱，也不为馋，钓上了还放它回河里，只为了打发时光，图个乐子，鱼儿当然乐意陪我耍。”

货郎说：“我能不能拜你老人家做个师傅，请你教会我钓大鱼的法子呢？”

白胡子老头儿停了手，认真地打量着货郎，把他从头看到脚，从上看到下，完了之后沉吟片刻，说：“小伙子，我看你生得一表人才，讨人喜欢，虽然说不上多忠厚，倒也不是个偷奸耍滑的人。你不要跟我学钓鱼啦，钓鱼算个什么本事？你听我的话，把你的货郎担挑上，顺着这条河边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

货郎迫不及待问：“那会怎么样？”

老汉和善地笑笑：“你走下去，会碰到一桩好事。”

“什么样的好事啊？”货郎的眼睛里闪出光亮来。

“咳，”老汉捋着胡子，眼睛里闪着孩子般的狡黠，“什么样的好事，我自然不能说，你碰到就会知道了。当然喽，好事到了你面前，还得看看你这个人有没有福气，有没有运气……”

“老大爷啊……”货郎还想要问得再仔细点。

白胡子老汉不乐意地摆摆手：“别再问啦，凡事说透了就没意思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只管顺着河边走就是。”

老汉说完这句话，展袖朝水面一拂。水面上立刻闪出金光万点，把货郎的眼睛刺得又疼又酸，不能不紧紧地闭上。片刻后，等他再把眼睛睁开来时，老汉不见了，他的钓竿和他钓上来的大鱼都不见了，石墩子上光溜溜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坐过什么人。货郎惊奇地啧着嘴，心里想，这白胡子老汉八成是个神仙，神仙说的话总是不会错的，就让我顺河边走下去试试运气吧。

货郎回到桥上，挑起他的担子，按老汉指点的方向一路往下走。因为心里有个盼头，脚底下就非常轻松，真的是身轻如燕，捷走如飞。

路上有熟人叫住他：“货郎啊，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停下来让我看看有什么稀罕的东西吧。我家的婆娘要顶针，我家的姑娘要绣花针，我的老娘还想要根缝被的针。”

货郎边走路边回答：“今天不行，今天我不卖针，我有更要紧的事情做。”

熟人嗤地笑出来：“看你这副急慌慌的样！放着钱不挣，莫不是相亲去呀？相亲也不能挑个货郎担，该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帽子呢！”

货郎不理熟人的嘲笑，脚步子不停地走过去，肩上的货郎担颤悠颤悠，像随波摇晃的小船。

P52-57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人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竞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人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竞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人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我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问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