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工夫，在伦敦和巴黎，所有一个年轻美国人攀得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巴黎他是长住，伦敦是每年游宴季末期去，还有就是在初秋时拜访一转乡间别墅。那些早先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看到他的交游竞如此广，很觉得诧异。感想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兴她们抬举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有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有点着恼，怎么和他混得很熟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只是一点浮面。虽则他对待她们照旧很客气，很肯效劳，这些人总不好受，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势利得毫不顾旁人齿冷。哪一家请客，他想厕身被请之列，或是哪一位大名鼎鼎但是有名难缠的老阔寡妇，他想拉拢点关系，就什么都做得出来：钉子照碰，冷言冷语照吃，下不了面子的地方照下得去。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屈不挠。只要眼睛落在什么上面，他就像植物学家寻求一株异种兰花一样，洪水、地震、瘴热、敌意的土人，什么危险都去冒，非弄到手不肯罢休。一九一四年的大战给他提供最后的机会；战事—爆发，他就去参加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和阿尔艮战区都服务过；一年后回来，佩起一枚红勋章，在巴黎红十字会弄了一个位置。那时候，他手头已很宽裕，要人支持的慈善事业，他都慷慨捐助。任何铺张扬厉的善举，他必竭尽自己的博雅知识和办事才能来襄助一切。巴黎两家最高贵的俱乐部，他都做了会员。法兰西那些最煊赫的妇女提起他来总是“那个好艾略特”。他终于发迹了。

我最初认识艾略特的时候，自己还不过是个平常的年轻作家，他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从不忘记一张脸，所以不论在哪里碰到，总是很客气地和我拉手，但是，无意和我结交；假如我在歌剧院里看见他，比方说，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显贵，他就会装作没有看见我。可是，那时我写的剧本碰巧获得相当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不久我就看出艾略特对我稍微亲热起来。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短柬，约我到克拉里奇饭店吃午饭，那是一家旅馆，他到伦敦就住在那里。客人并不多，也不怎么出色，我有个感觉，好像他在试探我在交际上成不成。可是，从那时起，我自己的成功也给我添了不少新朋友，因此，和艾略特碰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之后不久，我上巴黎去度秋天，住了几个星期，在一个双方都认识的朋友家里又碰见了。他问我住在哪里，一两天后，又寄来一张午饭请帖，这次是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到了一看，没料到客人竟是相当出色，肚子里暗笑。我知道，以他那样烂熟世故，明知道在英国社交界我这样一个作家并不稀奇，但是，在法国这儿，一个人只要是作家就会被人另眼相看，所以我也了不起了。这以后好多年，我们的交往都相当亲密，不过从没有真正成为朋友。我怀疑艾略特·谈波登会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他对别人的一切，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外，全不发生兴趣。不论我偶尔来巴黎，或是他在伦敦，他请客少一个人，或者逼得要招待旅游的美国人时，总要请我去。这些人，我疑惑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介绍信来谒见他的、素昧平生的人。他一生中就是在这些地方受罪。他觉得应酬总得应酬一下，但是，不愿意介绍他们和他那些阔朋友见面。最好的打发办法当然是请吃晚饭，再去看戏，可是这往往很困难，因为他每晚都有应酬，而且早在三个星期前全约好了；就算能做到那样，料想那些人未必就此满足。他因为我是个作家，而且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毫不介意把他这些苦恼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