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身处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转折时期，是民族、民主的辛亥革命的理论家和领袖之一，又是卓有建树的朴学大师，有学者兼革命家的双重品格。姜义华编著的《章太炎评传》一方面尽力把握和开掘太炎先生丰富的心灵世界与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努力探寻太炎先生学者品格和革命家品格的契合点，力图准确而生动地展示太炎先生的伟大人格。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思想家、杰出学者。姜义华编著的《章太炎评传》系统叙述了自具特色的章太炎学说形成、成熟、嬗变的历史过程，在充分肯定章太炎在革命史上业绩的同时，结合其生平，重点突出了他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说明他如何来自旧学营垒，适应时代潮流而一步步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学术史的一位巨人，展现了近代中国国学的新的内涵及章太炎为中国国学贡献一块卓越的瑰宝和根源。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自序

英文提要

第1章 旧学根柢

 1．1 汉学启蒙

 1．2 精舍深造

 1．3 锋芒初试

第2章 新学砥砺

 2．1 心仪新学

 2．2 中西合言

 2．3 斯氏启迪

第3章 章学初创

 3．1 哲理初探

 3．2 《訄书》初刻

 3．3 反满政论

 3．4 《訄书》重订

 3．5 学社施教

 3．6 槛中习佛

第4章 革命方略

 4．1 民族革命

 4．2 民主主义

 4．3 行动方策

第5章 章学新阶

 5．1 讲习国学

 5．2 经学拆散

 5．3 统一民言

 5．4 人性新论

 5．5 “文学复古”

第6章 齐物哲学

 6．1 语言构成

 6．2 认知之途

 6．3 “真如”本体

 6．4 “齐物”之旨

 6．5 立教判教

第7章 民初论政

 7．1 党治谠言

 7．2 反袁义声

 7．3 《检论》修治

第8章 晚年章学

 8．1 护国护法

 8．2 联省自治

 8．3 思想颓唐

 8．4 退居书斋

附录一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行年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汉代经学，已有互相对立的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大派别。经今文学，以信奉用“今文”即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各种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就是《春秋公羊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就是董仲舒、何休。经古文学，以信奉用“古文”即战国篆文和秦小篆所书写的儒家经典而得名，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典是《春秋左氏传》，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是刘歆。公羊学讲究“微言大义”，它与信仰五行谶纬的宗教神学结合紧密，崇奉“大一统”观念和君权至高无上的“王道论”，适应了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因而居于优势地位。左氏学与公羊学异趣，它重人轻天，倾向于崇尚实力、讲究事功的“霸道论”，经常热烈表彰使诸侯国得以强盛的卿士，谴责使国家衰败的君王，将“大国制义为盟主”和“小国受命大国”看作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些观念，体现了春秋时代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东汉末年后，六朝迭相更替，这种政治形势使得左氏学比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的公羊学更受欢迎。左氏学一度对公羊学有取而代之之势，其社会原由即在于此。唐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日渐强化，左氏学便日趋冷落。啖助、赵匡、陆淳和孙复、孙觉、胡安国等，尽管对三传都不满意，但所挞伐的主要还是《左传》。对《公羊传》，他们始终褒过于贬，取过于舍，这是因为《公羊传》比之《左传》毕竟更适合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政治需要。

清代汉学初起时，并未出现往昔经今文学或经古文学的壁垒。乾嘉间汉学家们分成吴、皖两大派，两派人物在研治经学时，一般都经今古文兼治。吴派主张以汉代经师之说与儒家经典并行，他们的基本信条就是不分今古，唯汉是信。惠栋是吴派开创者，以治《易》见长，他所撰著的《易汉学》，对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便是兼收并蓄。他的父亲惠士奇研究《春秋》，撰有《春秋说》，对《左氏》、《公羊》和《毂梁》三传也是一视同仁，认为三者互有得失，不可偏废。皖派反对唯汉是从，坚持对汉代旧说也必须加以分析，决定取舍。他们的信条是“综形名，任裁断”，“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因之，经今古文学之间传统的门户之见，对于这派学者并无明显影响。今文或古文诸经，俱是他们研治疏解的对象。

今文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而复兴，滥觞于乾嘉间继吴、皖两学派之后而创立的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宣称，自己治学“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他们所独得的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将春秋公羊学、程朱理学及桐城义法捏合到一起，以“全至尊而立人纪”罢了。道、咸以后，经今文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和草野志士。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早年曾向宋翔凤问学，治经便以颇右《公羊》著称。章太炎的另一老师谭献，所服膺的正是董仲舒与庄存与这两位今文经学的巨子。

为了树立《春秋公羊传》的独尊地位，将公羊家的微言大义说成孔学独家真传，刘逢禄在《左氏春秋考证》、《左氏春秋后证》等书中说，《左氏春秋》本是一部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相类似的著作，经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方才被列为儒家经典。近代倡导今文经学的廖平与康有为都信服这一说法。廖平于1886年撰《古今学考》，1888年撰《知圣》、《辟刘》，康有为1891年刊布《新学伪经考》，都比刘逢禄更进一步，直攻《左传》为刘歆编造的一部伪书。

这些说法是否有足够的根据？章太炎对《左传》开始了认真刻苦的研究，倾五六年之力，撰写了长达50多万字的《春秋左传读》。全书分作九卷，共有杂记九百条；另有《左传读续编》，今存手稿二十三纸，杂记二十一条。这九百多条杂记，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诠释《左传》中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章太炎运用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知识，将《左传》与其他大量周秦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与综合考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二、疏证《左传》体例、叙事所蕴含的本义。他说：“夫《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史称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贾嘉、贯公、贯公卿、张敞、张禹、尹更始、翟方进、刘向、刘歆等人传授过《左传》，他们的奏疏、论著，常常指明或未指明地引证《左传》，申述《左传》所提出的论点。章太炎精心钩求，仔细辨析，多所创获。

三、详尽地列举周、秦、两汉文献中袭用、引用或采用《左传》的情况，辨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左传》传授系统亦非向壁虚构。批评了强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史记》等等引述《左传》俱是刘歆羼入这一纯主观的研究方法，强调在《左传》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左传读》表现了明显的经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书中对春秋公羊学的观点也采纳了不少。正如章太炎自己所说：“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比如，《左传读》开宗明义，就论证：孔子作《春秋》是“立素王之法”。书中还多处说到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进行“改制”，并声称：“《公羊》有改制之说，实即《左氏》说也。”书中甚至还重复了公羊学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的说法，说：“殷末作《易》以开周，周末作《春秋》，则以开汉，无足怪也。玄圣制法，斯不疑矣。”“知公羊家为汉制法之说非无据也。”这些事实说明，章太炎反对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的论点，并非基于经古文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综观《春秋左传读》，作者依据乾、嘉考据方法，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发挥了作者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解难释疑，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强行要使《左传》与《春秋》合符，过分拘泥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及《左传》传授系统等旧说，书中牵强疑滞之处也还不少。

章太炎曾希望谭献设法帮助刊刻这部著作，使它得以问世，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准备将九百条杂记依照传文年月重新编次，并酝酿请刘师培承担此役。1906年，他在致刘师培书中说：“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其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约请编次。当时书笥已失，今复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已不可得矣。”后来，1913年北京坊间曾据该稿誊清缩小石印，一部分原稿及续编手稿至今仍珍藏于上海图书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整理，并根据作者当年的意愿重新加以编次，编入《章太炎全集》第二卷正式出版。P8－11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本书是十一年前撰写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及四年前为傅伟勋、韦政通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所写的《章太炎》二书的改写本，也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在章太炎研究方面一些新的心得。钱宏同志热心策划与精心组织编撰和出版这套《国学大师丛书》，原邀请章太炎嫡孙章念驰承担乃祖评传撰写任务。章念驰先生撰写，必定会有许多特色，惜时间紧迫，章念驰先生近期内难以完成。钱宏同志希望尽早出齐本丛书，而其中章太炎评传又千万不可缺少，知我有此稿，乃要求交他编入丛书。我是丛书编委之一，现又被列为顾问，支持钱宏同志工作义不容辞，只好姑以应命，但仍期待章念驰先生早日撰成乃祖评传。

1994年明20日于沪上